(鄒志中特稿) 「兩岸和平」的真正死結：不是統一或獨立，而是雙方都在為「最壞情境」備戰？中國大陸提「一國兩制」為何說服不了台灣？因為台灣在問「誰保證？」兩岸和平真正困難的地方，從來不只是「統一」兩個字，也不只是「台獨」兩個字。更深層的問題是：中國大陸不相信台灣會永遠維持現狀；台灣也不相信中國大陸承諾的現狀可以永遠維持。
中國大陸最擔心的是台灣逐步走向「法理台獨」、外部勢力介入，以及兩岸政治距離愈來愈遠。台灣則擔心中國大陸軍事力量持續增長、兩岸政治制度不同，以及一旦發生重大政治安排，台灣現有的民主制度、生活方式與自主空間是否還能維持。於是形成一個非常典型的「安全困境」：我增加安全，是因為害怕你；你看到我增加安全，卻更加害怕我。最後，雙方都認為自己是在防禦，對方卻認為那是在進攻的準備。這才是「兩岸和平」最難破解的死結。
2026年9月16日北京香山論壇，台灣學者張亞中提出「統一前的和合」概念。他認為兩岸現在不應急著把焦點放在統一後的「一國兩制」，而兩岸應先處理從敵對走向和平、再從和平走向合作的過程，透過兩岸共同參與與累積互信，推動由「和」到「合」。這個觀點最值得討論的地方，不是它最後主張什麼終局，而是它提醒了一件經常被忽略的事情：兩岸終局制度與終局之前的兩岸和平，其實是兩個不同問題。
因此，「兩岸和平」可以被拆成三層：第一層是互信，第二層是制度，第三層是安全。兩岸如果沒有互信，制度承諾難以被相信；沒有制度，互信難以被固定；沒有安全，互信與制度都可能在危機中瞬間崩解。而這三層，恰恰也是中國大陸與台灣目前各自最脆弱的一環。
第一層：互信——北京與台灣都認為自己在防守
兩岸最難的第一關，不是政治制度，而是心理預期。中國大陸看台灣，最擔心的不是台灣今天說了什麼，而是「台灣明天會不會改變？」台灣看中國大陸，也不是只看中國大陸提出什麼方案，而是「中國大陸未來會不會改變？」這兩個「會不會」，就是兩岸互信問題的核心。
中國大陸如果認為台灣可能逐步改變現狀，就會提高軍事與政治壓力。台灣如果看到北京提高軍事與政治壓力，就會進一步尋求國際支持、強化國防與社會韌性。北京看到台灣與美國、日本及其他民主國家深化合作，又會把這些行動解讀成外部勢力介入台海。台灣再看到北京因此提高壓力，就更加認為必須依靠外部力量。於是形成循環：北京的安全焦慮→台灣的安全焦慮→北京更強化安全準備→台灣更強化外部合作。這就是典型的「安全困境」。
兩岸最危險的地方是：雙方都不需要有「主動開戰」的意圖，局勢仍可能逐步惡化。因為安全困境本身就具有自我強化效果。這種困境不是起源於某一任領導人的個人意志，而是長期累積的結構性不對稱——軍事能力、國際地位、政治制度與歷史敘事的巨大落差——所形塑出來的預期落差。歷史上，從冷戰時期的兩岸對峙，到後冷戰時代的經濟依存與政治疏離並行，再到近年外部大國競爭加劇，兩岸雙方都在用「最壞情境」來解讀對方的每一個動作。結果是，善意的信號往往被解讀為策略性的拖延，防禦性的準備則被解讀為進攻性的布局。
北京為什麼說服不了台灣？
如果中國大陸真的希望透過和平方式處理兩岸問題，那麼一個必須面對的現實是：台灣社會不只是「不相信一國兩制」，而是對北京未來會不會遵守任何政治承諾存在疑問。這也是張亞中提出「一國兩制只是兩岸統一後的制度性安排」時，最值得注意的部分。制度方案再完整，都會碰到一個最基本的政治問題：誰來做保證？
如果中國大陸說「兩岸統一以後保障你的制度」，台灣會追問「誰保障？」北京再回答「法律保障」，台灣還可以繼續問「如果未來法律被修改呢？」如果回答「那麼就由中央保障」，台灣還會再問「如果中央的政策改變呢？」這不是故意刁難，而是所有政治契約最基本的問題：政治承諾的可信度要從哪裡來？
因此，北京真正需要處理的，也許不是再推出一個更漂亮的「一國兩制」版本，而是回答：如何讓台灣相信，即使未來兩岸政治環境改變，今天的承諾仍然具有約束力？這個問題沒有回答之前，任何兩岸制度名稱都很難成為真正的政治誘因。從歷史與政治脈絡來看，台灣的不信任並非憑空而生。過去數十年，兩岸在經貿、文化與人員往來上曾有過相對緩和的時期，但每一次政治氣氛的轉變，都讓台灣社會重新評估「承諾」的有效期限。這種評估不是單純的情緒反應，而是基於對權力不對稱的理性計算：當一方擁有絕對優勢時，另一方如何確保協議不會在實力對比變化後被單方面修改？
北京最大的盲點：把「制度方案」當成「信任方案」
這可能是兩岸政治論述最大的錯位。中國大陸比較習慣從制度出發：一國兩制、和平統一、兩岸融合、共同發展、民族復興。這些都是政治方案或政治目標。但台灣社會真正問的是：如果我接受你的方案，我會失去什麼？如果未來你要有所改變，我又該怎麼辦？如果兩岸權力高度不對稱，台灣還有多少談判能力？如果台灣不同意，是否還有拒絕的空間？
所以，中國大陸提供的是「答案」，台灣卻還在問「問題」。兩邊根本沒有在回答同一件事情。這就是為什麼北京可能覺得「我們已經提出和平方案，為什麼台灣還是不接受？」而台灣則覺得「你提出的是統一之後怎麼安排，但我們擔心的是兩岸統一之後還能不能再做改變？」這就是兩岸制度與信任的落差。
這種落差有其結構性根源。國大陸的政治語言強調「兩岸大一統」的歷史延續與民族復興的使命感，台灣的政治語言則更強調民主程序、公民權利與主體性。兩者之間缺乏共同的政治語彙，使得即使提出制度安排，也難以轉化為可被對方接受的信任基礎。更關鍵的是，當兩岸制度方案被包裝成「唯一正確答案」時，它反而可能強化對方的防禦心態，因為它暗示「不接受就是不接受和平」。
但台灣也有另一個問題：只要求北京降低威脅，卻不處理北京的最壞預期
這正是兩岸安全困境的另一面。如果只從台灣角度看，邏輯很簡單：中國大陸軍事壓力升高，所以台灣必須增加軍事防衛能力、深化國際合作、強化社會韌性。台灣目前官方論述確實把強化自我防衛、全社會防衛整備、國際合作，以及「穩健且有原則的兩岸領導力」放在台海和平架構中。台灣邏輯的核心是：沒有軍事防衛能力，就沒有兩岸和平。
但是中國大陸看到的可能是另一幅圖像：台灣強化國防、台美合作增加、國際支持增加、兩岸政治距離增加。於是北京可能產生自己的最壞預期：台灣是不是正在逐步建立一個永久脫離中國大陸政治框架的國際與安全結構？如果這個問題沒有被處理，那麼台灣越強化安全，北京可能越強化安全。於是形成另一個循環：台灣為了降低北京威脅而提高防衛→北京認為台灣正在提高分離能力→北京增加軍事與政治壓力→台灣更加認為必須提高防衛。這就是兩岸雙向的安全困境。
從歷史脈絡來看，這種困境並非新鮮事。冷戰時期兩岸的軍事對峙、1990年代以後台灣民主化與國際空間拓展、以及近年印太戰略的成形，都讓北京對「台灣逐步脫離中國大陸」的想像不斷強化。台灣則因為親身經歷過軍事演習、經濟制裁與國際孤立的壓力，而對「北京最終會用武力解決」的想像同樣根深蒂固。雙方都在用對方的行動來驗證自己的恐懼，而不是用對方的行動來調整自己的預期。
所以真正成熟的台海安全政策，不能只有「嚇阻」，還必須有「降低最壞預期」
這並不代表台灣應該放棄國防，也不代表台灣應該停止國際合作，更不代表台灣必須接受中國大陸的政治主張。問題其實更細：防衛與安撫可以同時存在嗎？答案應該是可以。國際政治從來不是只有「示弱」與「強硬」兩個選項。真正有效的安全政策，往往是：讓對方知道你有能力防衛，但同時讓對方知道你的防衛不是為了改變現狀。這就是「可預期性」。
如果台灣希望中國大陸降低對台最壞的預期，至少可以思考：第一，清楚界定台灣希望維持的是什麼樣的「現狀」；第二，把「自我防衛」與「政治終局」明確區分；第三，讓軍事強化與危機管控機制同步發展；第四，維持兩岸必要的和平溝通管道；第五，對重大政策變化提供足夠的透明度，降低誤判。這些措施不需要台灣接受北京政治主張。同樣地，北京如果希望降低台灣對其最壞預期，也不能只要求台灣「相信善意」。國大陸需要用政策行動證明：軍事壓力不是唯一的工具。
第二層：制度——互信不能只靠善意，必須「鎖進規則」
這就是台海和平的第二層。如果第一層是「我相信你」，第二層就是：即使我不完全相信你，我仍然知道你不能隨便改變規則。這才是制度的真正功能。所以，兩岸真正需要討論的制度，不一定首先是「統一後採取什麼制度」。反而可以先討論：兩岸在沒有統一的情況下，能不能建立一套降低風險的制度？
例如：軍事危機通報、海空相遇規則、熱線、海難救援、犯罪司法合作、疫情與公共衛生、旅遊與人員往來、經貿爭端處理、航空與航運安全。這些事情都有一個共同點：不需要先決定終局，就可以先建立規則。這才是真正可操作的「和合」。
從制度設計的角度來看，這些功能性合作並非「讓步」，而是「降低誤判成本」的必要投資。歷史上，即使是高度敵對的國家，也曾在核危機、海上事故或公共衛生領域建立過最低限度的溝通機制。這些機制的價值不在於消除敵意，而在於防止敵意演變成無法控制的衝突。對兩岸而言，這種「即使政治互不信任，也能讓兩岸雙方合作」的制度，才是真正務實的兩岸和平基礎。
真正的「和合」，應該是「先把不能打仗的制度建立起來」
如果張亞中的「和合」要成為政策概念，而不是一句政治口號，那麼它可以被重新理解為：先建立一套即使政治互不信任，也能讓雙方合作的制度。這種「和合」制度的最高目標，不是統一，也不是分離，而是降低誤判。因為兩岸和平最基本的條件，不是雙方必須相愛，而是即使彼此不喜歡，也不能輕易開戰。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戰略轉變。
兩岸和平不應該被設計成「只要兩岸最後政治立場一致，就會兩岸和平」。恰恰相反，真正穩定的和平應該是：即使兩岸政治立場長期不同，也能維持長期可控的關係。這才是成熟的兩岸和平制度。從比較政治的角度來看，許多長期衝突的案例（如印巴、南北韓）都顯示，終局解決往往遙遙無期，但功能性的危機管控與有限合作，卻能大幅降低戰爭風險。兩岸若能借鑑這種經驗，或許能找到一條更務實的路徑。
第三層：安全——互信與制度都失效時，還有最後一道防線
這也是為什麼「兩岸和平」不能只靠善意。因為國際政治最現實的一面是：最好的情況不一定永遠會發生。所以第三層就是安全。台灣需要防衛能力、社會韌性、能源安全、金融韌性、關鍵基礎設施保護、後備體系，也需要國際合作。這些都是降低兩岸戰爭成本與提高兩岸危機承受能力的工具。
但安全的另一個問題是：嚇阻本身也可能製造對方的不安全感。因此，真正成熟的安全架構不能只有「嚇阻」，而應該是：嚇阻＋溝通＋透明＋危機管控。四者缺一不可。只有嚇阻，容易造成軍備競賽；只有溝通，可能缺乏危機時的實際應付衝突的能力；只有透明，卻沒有防衛能力，可能無法形成可信的安全保障；只有危機管控，而沒有政治溝通，則容易變成「只是在管理下一次危機」。所以第三層安全的目的，不是讓戰爭更容易打，而是讓戰爭更難發生。
吳玉山的三種政治繼承模式，為什麼值得放進台海安全框架？
中央研究院院士吳玉山2026年9月18日在政大研討會上提出中共21大三種可能場景：「江澤民模式」、「二十大模式」與「布里茲涅夫模式」。其中，他認為不同的內部權力結構可能產生不同的對外行為動機；例如:「二十大模式」下，若最高領導人需要透過功績鞏固統治正當性，對外採取強勢行動的動機可能增加；「布里茲涅夫模式」則可能因內部權力結構更穩定而降低這種動機。
這個分析對台灣最大的啟示不是「哪一種模式最好？」，而是：不要把台海風險全部歸因於一個人的性格。真正影響安全的，是政治制度、權力結構、國內壓力、國際環境與領導人判斷共同作用。因此，台灣需要建立的是「結構型風險分析」。不要只問「習近平會不會打？」而應該問：什麼條件會提高北京採取強勢行動的誘因？同樣地，也不要只問「美國會不會來？」而應該問：哪些情境會提高美國介入的成本？更重要的是：台灣自己的哪些行動，可能降低或提高對方的最壞預期？這才是真正的戰略思考。
北京如何降低台灣的最壞預期？
如果北京真的要提高兩岸和平統一的可信度，最有效的方式恐怕不是增加宣傳，而是降低台灣的恐懼。至少可以從四個方向思考。第一，降低軍事壓力與政治威嚇的不可預測性。因為對台灣而言，最大的問題之一不是「中國大陸有軍力」，而是「什麼情況下會使用軍力？」只要這個問題沒有清楚答案，台灣就會按照最壞情境預做準備。
第二，把「和平統一」與「必須接受某一制度」拆開。如果和平是前提，那麼兩岸和平本身就應該先被視為價值，而不是只有接受某一政治方案才能換取兩岸和平。
第三，讓承諾具有長期可驗證性。任何政治承諾，都應該回答：誰監督？誰解釋？誰執行？如果違約怎麼辦？這些問題越清楚，制度可信度才越高。
第四，讓台灣人民成為談判主體，而不只是被說服的對象。這其實正是張亞中「統一不能只讓統治者願意，而應讓兩岸人民願意」論述中值得注意的一點。如果最終要談的是兩岸人民的生活，就不能只跟政治菁英談。
台灣如何降低北京的最壞預期？
同樣地，台灣也不能只要求北京改變。如果台灣希望建立真正的安全架構，也必須回答：北京最害怕什麼？北京最壞的預期之一，就是台灣永久朝向法理獨立，並逐步形成一套國際承認、安全合作與政治制度相互支撐的分離架構。如果台灣完全忽略這種預期，那麼就很難理解北京為什麼會把某些台灣對外行動視為高度敏感。
因此，台灣可以在不接受北京政治主張的前提下，思考如何提高「現狀可預期性」。例如：第一，明確區分維持現狀與改變現狀；第二，明確區分自我防衛與政治終局；第三，對重大憲政、領土與國家定位議題保持程序透明；第四，保留兩岸危機溝通管道；第五，避免讓任何一次軍事危機都被解讀成政治終局正在改變。這並不是要求台灣放棄自己的政治選擇，而是：在做出政治選擇之前，先考慮對方會如何解讀。這是國際戰略的基本功。
真正的雙向安全，不是要求雙方「相信對方」，而是讓雙方都不敢輕易誤判
這是台海和平三層結構最重要的一個結論。傳統政治論述喜歡談互信、善意、同胞情感、歷史認同、共同文化。這些當然重要。但國家的安全制度不能建立在「大家都是好人」的假設上。真正成熟的制度，是：即使對方不是你期待的樣子，你仍然有辦法避免災難。這才是制度的價值。
因此：第一層「互信」解決的是「我相信你不會故意欺騙我」；第二層「制度」解決的是「即使我不完全相信你，你也不能隨便改規則」；第三層「安全」解決的是「即使我們誤判了，仍然有能力把危機控制住」。這三層共同構成真正的台海和平架構。
台海和平真正的第一個指標，不應該是「兩岸是否統一」
而應該是：兩岸是否已經有能力在政治分歧下和平共存。這一點非常重要。因為如果兩岸必須先解決所有政治分歧才能和平，那麼兩岸和平就永遠是終局之後的事情。但如果兩岸可以在兩岸政治分歧仍然存在的情況下，建立經貿合作、人員往來、危機管控、司法合作、海空安全、公共衛生、災害救援，那麼兩岸和平就不再是終局，而是一個正在運作的制度。這種兩岸和平才具有真正的韌性。
因此，「一國兩制」真正需要面對的，不只是制度設計，而是制度可信度
這也是張亞中「一國兩制是管理安排，而不是統一誘因」最值得繼續追問的地方。如果中國大陸認為「一國兩制」可以保障台灣，那麼下一個問題就是：如何讓台灣相信「一國兩制」？如果台灣認為自己不可能相信，那麼下一個問題也應該是：什麼條件可以讓這個不信任開始下降？兩岸政治談判真正有意義的地方，不是雙方都先放棄立場，而是把「不信任」轉化成可以討論的條件。例如：如果台灣擔心制度保障，就討論保障機制；如果台灣擔心軍事風險，就討論危機管控；如果北京擔心法理獨立，就討論現狀可預期性；如果北京擔心外部勢力介入，就討論區域安全與危機管理。這才叫做談判。否則雙方只是各自重複自己的政治口號。
從「誰對誰錯」走向「誰如何降低對方的恐懼」
兩岸政治討論最常犯的一個錯誤，是把所有問題都變成道德判斷。北京認為台灣不理解中國大陸的統一願望；台灣認為中國大陸不理解台灣人民對民主自由與安全的重視。中國大陸認為外部勢力正在利用台灣；台灣認為中國大陸正在利用軍事力量施壓。每一邊都能找到支持自己敘事的證據。但如果永遠停留在「你錯我對」，安全困境只會更加惡化。真正需要問的是：我做什麼，可以讓你比較不害怕？以及：你做什麼，可以讓我比較不害怕？這才是兩岸互信真正的起點。
兩岸和平不是單方面的善意，而是雙方面的「可預期」
因此，兩岸和平可以被重新定義：不是要求台灣先相信中國大陸，也不是要求中國大陸先相信台灣，而是：建立一套即使互不完全相信，也能維持兩岸和平的機制。這個概念其實比「兩岸互信」更務實。因為真正的國際政治，也不可能要求雙方100％信任。美國與國際盟友們之間也不是100％信任，歐洲國家之間也不是100％沒有利益衝突。和平真正依賴的是：可預期、可驗證、可管控。如果今天中國大陸知道台灣不會突然採取重大政治終局變化，台灣也知道中國大陸不會因為某個單一事件突然升高軍事行動，那麼兩岸安全空間就會增加。這就是「可預期性」的戰略價值。
香山論壇其實提供了一個有趣的背景：和平語言與安全語言能不能真正接上？
2026年第13屆北京香山論壇的主題是「凝聚穩定共識、同促安全治理」，官方議程也把「對話協商」、「安全治理」、「共同發展」等概念放在重要位置。中國大陸國防部長董軍在開幕演說中提出透過對話協商解決問題、共同發展打牢根基等主張。這與張亞中所談的「和合」存在某種語言上的交集：對話、互信、合作、安全。但真正的問題在於：這些概念能不能從論壇語言變成台海兩岸可以執行的制度？這才是關鍵。因為和平真正需要的不是再多一場論壇，而是論壇結束後，能不能多一條熱線？能不能多一套危機通報？能不能少一次誤判？能不能建立一個雙方都可以驗證的承諾？如果做不到，和平就還停留在語言層次。
台海和平的真正路徑：不是「先統一」，也不是「永遠拒談」，而是把三層結構一層一層做起來
因此，如果把整個問題重新整理，可以得到一個很清楚的架構：
第一層：互信——解決「你是不是準備改變現狀？」需要的是對話、透明、承諾、交流、降低敵意。
第二層：制度——解決「即使你改變，我有沒有制度可以保護自己？」需要的是規則、程序、驗證、監督、危機管控。
第三層：安全——解決「如果真的發生危機，我們能不能避免戰爭？」需要的是嚇阻、防衛、韌性、熱線、危機管理、國際合作。
三者不是互相排斥，而是互相補充。互信沒有制度，容易破裂；制度沒有安全，容易被危機摧毀；安全沒有互信，容易變成軍備競賽。所以台海真正需要的不是「三選一」，而是「三層一起做」。
和平真正的敵人，不是分歧，而是對彼此最壞情境的想像
張亞中的「和合」提出的是第一層問題：兩岸能不能重新累積互信？吳玉山院士的政治繼承分析提醒的是第二個問題：不要把中國大陸的對外行為只歸因於一個人的性格，而要看中國大陸內部權力結構如何影響政策動機。台灣目前強調的防衛韌性，則是回答第三層問題：即使兩岸和平願望仍舊存在，也必須有能力防止最壞的情境發生。三者合起來，才是一套比較完整的兩岸和平戰略。
這也意味著，台灣不能只問「北京會不會打仗？」北京也不能只問「台灣會不會獨立？」雙方真正應該問的是：我今天的哪一個行動，正在讓對方更加相信最壞的情境？以及：我今天能做什麼，讓對方相信最壞的情境不會發生？中國大陸如果希望台灣相信兩岸和平，就不能只要求台灣相信。它必須把「承諾」變成可以驗證的制度。台灣如果希望中國大陸相信「維持現狀」，也不能只要求北京不要誤判。台灣也必須讓「維持現狀」具有更清楚、更可預期的政策邊界。
這不是誰向誰投降，也不是誰先放棄自己的政治立場，而是兩岸都承認一個非常現實的國際政治原則：兩岸安全不是只來自我有多少能力，也來自對方有多少理由相信我不會突然改變遊戲規則。因此，台海和平真正的起點，也許不是回答「最後統不統一」，而是先回答：能不能讓兩岸在尚未解決政治終局的情況下，仍然有能力維持兩岸和平共存？如果可以，兩岸和平就不再是一個等待終局實現的結果，而是一個今天就可以開始建構的制度。而如果連這一步都做不到，那麼再漂亮的兩岸終局方案，也可能只是另一場互相說服不了對方的政治辯論。
兩岸和平的三層結構，第一層是讓彼此不要害怕，第二層是讓承諾可以相信，第三層則是即使信任再次破裂，也不能讓危機走向戰爭。這才是兩岸真正需要共同面對的「兩岸和平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