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張恭銘&吳芮醫生
「請問，你們這裡有賣假髮嗎？」
我抬起頭，看見一個快遞小哥站在我家門口，手裡拿著一個包裹，眼神認真地看著我頭上的帽子。他大概是看見我因為化療而光禿的頭皮，從帽子邊緣露出來的一點點痕跡。
「沒有，」我微笑著說，「但我可以推薦你一家，在中山北路，款式很多，还可以打折。」
他愣了一下，然後不好意思地笑了：「對不起，我不是那個意思，我是說，你這樣很好看。」
「謝謝，」我說，「我也覺得。」
這是我罹患乳癌的第二年。確診的時候我三十四歲，在一家出版社當編輯，每天的生活就是看稿、開會、和作者吵架、和印刷廠吵架、和行銷部門吵架。我以為人生最難的事情是說服一個作者把他的後記從三千字刪到八百字，直到醫生告訴我，我的左邊乳房裡有一顆兩公分的腫瘤，惡性。
我記得那天走出診間的時候，台北的天空很藍，藍得像是有人把一整罐水彩倒在了天上。我站在醫院門口，看著來來往往的人，突然覺得自己像是被裝進了一個透明的玻璃瓶裡，看得到外面的世界，但碰不到。
後來我學會了用另一種方式碰觸世界。
化療的日子是有節奏的。每三週一次，像月亮的圓缺。第一天打完藥，第二天開始想吐，第三天最慘，第四天慢慢爬起來，第五天覺得自己又可以活下去了。然後過兩個禮拜的正常日子，再循環一次。我的身體變成了一個月曆，每個格子裡都寫著不同的狀態：想吐、很累、還可以、假裝正常。
「所以你現在還有在工作嗎？」我的大學同學美君在電話裡問我。她的聲音裡有一種小心翼翼，像是怕踩到什麼地雷。
「有啊，」我說，「但我現在的工作內容和以前不太一樣。」
「什麼意思？」
「以前是看稿子，現在是回答一些很奇怪的問題。」
美君笑了，笑得有點緊張。我也笑了，但我的笑裡面有一點她聽不出來的東西。
其實那些問題真的很奇怪。生病兩年，我整理了一份「癌症病人最常被問的荒謬問題」清單，存在手機備忘錄裡。以下節錄幾則：
第一名：「你覺得你是不是因為壓力太大才得癌症的？」（謝謝你的關心，但我覺得可能是因為我喝了太多手搖飲，或者因為我上輩子踢了一隻貓。誰知道呢？）
第二名：「你化療的時候會不會很痛？」（不會痛，只是感覺有人拿針從你的血管裡把生命一點一點吸出來，然後再灌進一些會讓你全身骨頭痠痛的東西。一點都不痛，真的。）
第三名：「你有沒有想過要放棄？」（有，每次想吐的時候都想。但我後來發現，放棄比繼續更難，因為放棄之後就沒有然後了。）
第四名：「你這樣還能生小孩嗎？」（這個問題通常來自久未見面的親戚，他們往往在問完之後就會開始推薦我各種偏方。生小孩的事情，等我先活下來再說好嗎？）
第五名：「你看起來氣色很好啊，你真的有生病嗎？」（這句話通常來自那些覺得癌症病人應該隨時躺在病床上的人。我看起來氣色好，是因為我花了四十分鐘化了妝，只是為了出門買一杯咖啡。這樣可以嗎？）
說來好笑，這份工作讓我學會了人生中最重要的技能不是校對錯字，而是「一邊忍受化療副作用一邊進行社交對話」。有一次，一位鄰居阿姨在我倒垃圾的時候攔住我，問我：「妹妹，你這個病會不會傳染啊？」我停下手中的垃圾袋，認真地想了想，然後說：「阿姨，癌症不會傳染，但孤獨會。所以你如果方便的話，可以偶爾來陪我聊聊天嗎？」她愣了一下，然後眼眶紅了，說：「好啊，阿姨明天燉雞湯給你喝。」
還有一次，我在捷運上遇到一個看起來非常緊張的年輕女孩，她大概是大學生，坐在我旁邊，一直偷看我的帽子。我轉過頭對她笑了笑，她嚇得把手機掉在地上。
「對不起對不起對不起——」她手忙腳亂地撿起手機。
「沒關係，」我說，「我常常讓人緊張，通常不是用這種方式就是了。」
她愣了一下，然後笑了。那一刻我覺得，生病也許沒有我想的那麼糟。
但當然，有光的地方就有影。
我永遠記得第一次掉頭髮的那個早晨。我站在浴室鏡子前面，用手輕輕一抓，一大把頭髮就這樣落了下來，像秋天落葉一樣，無聲無息地堆在洗手台上。我看著鏡子裡的自己，那個曾經擁有一頭及腰長髮的女人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個陌生的、蒼白的、正在慢慢失去所有熟悉特徵的人。
我在浴室裡哭了很久。哭到後來，我看著鏡子裡那個哭得亂七八糟的自己，突然覺得有點好笑。我對著鏡子說：「好吧，至少你現在知道，你的眼淚是真的。」
這份疾病的喜怒哀樂，很多時候是糾纏在一起的。看到指數下降的時候是喜，但同一個指數可能下個月又升高；完成一次化療的時候是樂，但回到家看見桌上那堆沒有力氣整理的帳單和藥袋，又會突然覺得喘不過氣。
有一次，一個同樣罹癌的癌友跟我說：「小昀，你真的很勇敢，你有沒有考慮過去當志工，鼓勵其他病人？」
「我現在就在鼓勵其他病人啊，」我說。
「不是啦，我是說那種正式的，在醫院裡的那種。」
我笑了笑，沒有回答。我知道她沒有惡意，但這句話像是某種溫柔的刀子，輕輕劃過我一直不願意面對的那個傷口。我曾經也有過夢想，想要在出版界做出一些成績，想要策划一本又一本的好書，想要在書店的排行榜上看到自己編輯的書。但夢想這種東西，在化療和回診和一堆副作用面前，往往只能讓步。
「所以你快樂嗎？」上個月，一個來家裡採訪的記者這樣問我。她帶著一本筆記本，看起來像是在做什麼專題報導。
「快樂？」我想了想，「這是一個很複雜的問題。我快樂的時候，可能是看到白血球指數回升、醫生說腫瘤縮小的時候；我不快樂的時候，可能是同一個醫生說這次治療效果不如預期的時候。快樂和不快樂，就像我身體裡的細胞，有些在努力活著，有些已經放棄了。」
她認真地記下了我的話，然後說：「謝謝你，你的回答很有深度。」
我笑著說：「不用客氣，我吃藥的時候也很有深度。」
其實我常常在想，這個病到底給了我什麼，又從我這裡拿走了什麼。它拿走了我的頭髮、我的體力、我的左邊乳房、我的生育能力，以及我對「未來」這兩個字理所當然的信任。但它也給了我一些我無法名狀的東西，像是某種對生命的顆粒度，某種對「此時此刻」的珍惜。
有一次，我媽媽打電話來，問我最近身體怎麼樣。
「還不錯，醫生說指數有進步，」我說，「最近食慾也比較好了，昨天還自己煮了一碗麵。」
「那就好，」媽媽說，「要注意身體，不要太累了。那個，你上次說要回來吃飯，結果又取消了。」
掛掉電話之後，我在沙發上坐了很久。媽媽知道我生病，但她不知道化療是什麼感覺，不知道什麼是「癌因性疲憊」，不知道為什麼有時候我連走到巷口買一杯咖啡都覺得像在爬山。每次她問我有沒有對象，什麼時候要結婚，我總是笑著說：「快了快了，等我治療結束。」
但我心裡知道，這個病讓我很難跟任何人發展長久的關係。我曾經交往過一個男孩，他一開始說不介意我的病情，但某天晚上他握著我的手，突然哭著問我：「如果你怎麼了，我該怎麼辦？」我回答：「我也不知道，但我們可以先不要想這個。」我們分手的那天，他跟我說：「小昀，我不是不愛你，我是不敢愛一個隨時可能會消失的人。」
那句話我到現在還記得。勇敢這個東西，在我們這一行裡，比白血球還稀有。朋友不勇敢面對我們的脆弱，家人不勇敢討論我們的死亡，甚至連我們自己，有時候都不勇敢承認自己其實很害怕。
「所以，你現在還有在上班嗎？」
又是同一個問題。我看著眼前這個因為聽說我生病而特地來探望我的遠房表姊，嘆了一口氣。
「有啊，我在家工作，接一些編輯的案子。你要我再詳細一點的答案嗎？還是要我現在把電腦打開，讓你看看我正在校對的稿子？」
她笑了笑，說：「不用不用，我只是好奇，好奇而已。」
「好奇，」我微笑著說，「是人類進步的原動力。但有些好奇，還是留給你自己想像比較好。」
這就是我的日常。在回診、吃藥、打針、抽血和無數個身體掃描之間，我學會了用微笑回答所有荒謬的問題，用幽默掩飾所有不安的心情。我是癌症病人，這是我的美麗與哀愁。我的美麗，在於即使身體正在被侵蝕，我依然可以在鏡子裡看見那個會笑的眼睛；我的哀愁，在於夜深人靜的時刻，我必須一個人把散落在床頭櫃上的藥袋和止痛藥收拾乾淨，一顆一顆，像收拾那些不為人知的恐懼。
前幾天，又有一位新認識的朋友問我：「你這樣生病，不會覺得人生很不公平嗎？」
我看著她，笑了。那個笑裡面，有無奈，有自嘲，也有一點點連我自己都說不清楚的釋然。
「會啊，」我說，「但我後來發現，人生本來就沒有公平過。有人天生有錢，有人天生有才華，有人天生健康。我可能是被分到比較少的那一邊，但至少我還有幽默感——這樣以後有人問我奇怪的問題的時候，我就可以說：你知道嗎，我以前也覺得人生很不公平，直到我發現，那些問我這些問題的人，其實比我更不知道該怎麼面對人生。」
她笑了，我也笑了。窗外的陽光灑進來，落在我的帽子上。我站起身，走向廚房，為自己倒了一杯溫水。我的腳步緩慢，像踩在雲端上。我知道，今天又會有人問我奇怪的問題，又會有人用那種小心翼翼的眼神看我，又會有人在告別時緊緊握住我的手，像握住什麼隨時會碎掉的東西。
但那又怎樣呢？這就是我的人生。一顆一顆吞下的，是藥，也是希望；一步一步走著的，是回診的路，也是活著的證據。
美麗也好，哀愁也罷，明天的太陽升起之後，我依然是那個會在鏡子前面戴好帽子、擦上口紅的癌症病人，依然會在出門之前對著鏡子裡的自己說：
「來吧，今天也要好好活著。」
因為即使是在這樣一個充滿奇怪問題的世界裡，我們依然有權利，用自己的方式，好好地美麗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