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張恭銘
2026年9月矽谷爆發了一場關於AI發展速度的路線之爭。Anthropic執行長阿莫迪(Dario Amodei)發表長文《我們必須調整前沿模型的節奏》,呼籲業界主動「踩剎車」;輝達執行長黃仁勳則公開拒絕加入「AI減速聯盟」,稱這是「虛假的選擇」。
阿莫迪的立場基於對技術失控的深切憂慮。他在文章中披露,前沿模型已出現「遞迴自我改進」(RSI)能力——AI能自行構建下一代AI,迭代速度遠超安全研究能跟上的節奏。他預測,未來六至十二個月內,AI智能體叢集可能具備接管整個互聯網的能力,潛在損失可達數千億美元。為此,他提出三步框架:由獨立第三方常駐AI公司驗證安全合規、由民主國家前沿AI企業共同設定能力紅線與安全檢查點、最終推動國際政府間協調。OpenAI執行長奧特曼與馬斯克隨即表態支持。
然而,黃仁勳的反駁同樣犀利。他在CBS專訪中直指AI領袖們的警告「不誠實」,稱「讀讀字裡行間就知道,他們實際上不是要求更多法律,而是希望豁免現有法律的約束」。他主張安全是工程問題而非法律問題,企業應在產品發布前進行嚴格測試,如同汽車或飛機引擎的測試流程。他更批評「創新、速度、安全」的不可能三角是偽命題,認為企業可同時追求三者而無需監管干預。值得注意的是,黃仁勳已成為川普在AI政策上的關鍵盟友,川普本人將AI安全警告斥為「騙局」,主張事後執法而非事前監管。
路線之爭的背後是利益結構的對立。分析指出,Anthropic賣模型、微軟賣雲端,減速對其有利;輝達賣晶片,AI公司越怕落後,晶片溢價越高,競爭壓力一旦減退,買家恐不再願付高價。這正是黃仁勳堅決反對減速的商業邏輯。
更深層的矛盾在於地緣政治。阿莫迪在長文中直接點名中國,稱美國若單方面限制AI能力而中國不跟進,將使中國獲得地緣政治優勢,因此任何減速協議都須以「保護美國及其盟友的領先優勢」為前提。中國外交部則回應稱,散播威脅敘事只會干擾全球AI治理進程,官媒《環球時報》更將「AI減速論」定性為對華「冷戰劇本」。
這場爭論的真正核心或許不在於「該不該減速」,而在於誰有權決定AI的發展節奏。當企業既是技術的開發者,又是風險的定義者,還是標準的制定者時,所謂的「安全共識」究竟是公共利益的守護,還是競爭優勢的護城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