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張恭銘
「請問，你們這裡有賣披薩嗎？」
我第一次聽到這個問題時，手裡的亮片內褲差點沒拿穩。
說這話的是一位看起來大約五十多歲的女士，她坐在最前排，手裡搖著一杯粉紅色的調酒，眼神迷離地看著我，好像我下一秒就會從褲襠裡掏出一份瑪格麗特披薩似的。
「沒有，」我努力維持著專業的微笑，「但我可以為您跳一支叫做『夏威夷風情』的舞，裡面有鳳梨。」
這是我在台北林森北路一家名為「夜鶯」的脫衣舞男俱樂部工作的第三年。是的，2026年了，脫衣舞男這行已經從地下浮上檯面，成為了某種「都市夜生活的文化選項」。我們的俱樂部在網路上有五星評價，客人可以在Google地圖上找到我們，評論區有人寫「燈光美氣氛佳，舞者很會聊天」，也有人寫「為什麼沒有賣雞塊」。
後者我懷疑是同一位女士。
我叫阿凱，今年二十八歲，身高一八三，體脂率維持在百分之十二。這些數字聽起來光鮮亮麗，但你知道嗎，當你每天晚上都要在一群陌生人面前脫到只剩下一條比手掌還小的褲子時，體脂率這種事情就變成了某種生存指標。多個百分之一，台下就會有人竊竊私語；少個百分之一，又有人會說你太瘦，看起來像營養不良的難民。
「所以你們的工作內容到底是什麼？」我的大學同學阿傑在某次同學會上問我，他的眼神裡混合著好奇與憐憫，好像我得了什麼不治之症。
「跳舞，聊天，陪客人喝酒，還有回答一些奇怪的問題。」我說。
「什麼奇怪的問題？」
「比如說，你們的內褲是自備的還是公司發的？」
阿傑笑了，笑得很大聲。我也笑了，但我的笑裡面有一點他不知道的痠。
其實那些問題真的很奇怪。工作三年，我整理了一份「客人最常問的荒謬問題」清單，存在手機的備忘錄裡。以下節錄幾則：
第一名：「你脫衣服的時候會不會冷？」（小姐，冷氣是你們開的，我們只是配合演出。）
第二名：「你女朋友會不會介意你做這個？」（首先，我沒有女朋友。其次，如果我有，她介意的可能不是我的工作，而是你們把手放在我屁股上的頻率。）
第三名：「你們有沒有賣保險？」（我穿成這樣看起來像壽險顧問嗎？）
第四名：「可以摸嗎？」（根據公司規定，只能看不能摸，除非你買的是「互動方案」，但那個方案也只是握握手而已。我們是脫衣舞男，不是寵物咖啡廳的貓。）
第五名：「你為什麼不找一份正經的工作？」（這句話通常來自喝醉的男客人，他們往往在問完之後就會把鈔票塞進我的褲腰帶裡。正經的工作，說得好像我現在是在做什麼不正經的事似的。）
說來好笑，這份工作讓我學會了人生中最重要的技能不是跳舞，而是「一邊脫衣服一邊進行深度對話」。有一次，一位女客人在我脫到只剩襯衫的時候問我：「你覺得人生的意義是什麼？」我停下解皮帶的動作，認真地想了想，然後說：「可能是找到一個不會在你脫衣服的時候問你哲學問題的人吧。」她大笑，給了我五百塊小費。
還有一次，我遇到一個看起來非常緊張的年輕女孩，她大概是第一次來這種地方，整個人縮在角落的座位裡，像一隻誤入叢林的小兔子。我走到她面前，她嚇得把飲料打翻了。
「對不起對不起對不起——」她手忙腳亂地拿紙巾擦桌子。
「沒關係，」我說，「我常常讓飲料打翻，通常不是用這種方式就是了。」
她愣了一下，然後笑了。那一刻我覺得，這份工作也許沒有我想的那麼糟。
但當然，有光的地方就有影。
我永遠記得我第一次上台的那個晚上。燈光打在我身上，音樂震耳欲聾，台下十幾雙眼睛像探照燈一樣掃射著我的身體。我感覺自己像一隻被釘在展示板上的蝴蝶，翅膀還在顫抖，但已經無處可逃。那天的舞步我全忘了，只記得自己機械式地脫掉外套、襯衫、長褲，最後剩下那條閃閃發光的內褲。台下的尖叫聲像海浪一樣打過來，我站在浪中央，覺得自己快要溺死了。
下台之後，我在廁所裡乾嘔了五分鐘。
「剛開始都這樣，」帶我的前輩阿文拍拍我的肩膀，「久了就習慣了。你就把自己想成一個商品，商品是不會緊張的。」
商品。這個詞像一根細小的刺，扎進我的心裡。後來我才發現，那根刺從來沒有被拔出來過，只是我學會了忽略它的存在。
這份工作的喜怒哀樂，很多時候是糾纏在一起的。客人給小費的時候是喜，但同一個客人可能下一秒就說出讓你哭笑不得的話；在台上受到歡呼的時候是樂，但回到後台看見鏡子裡那個滿身亮片和汗水的自己，又會突然覺得陌生。
有一次，一個常客跟我說：「阿凱，你真的很會跳舞，你有沒有考慮過去當舞者？」
「我現在就是舞者啊，」我說。
「不是啦，我是說那種專業的舞者，在劇團或演唱會那種。」
我笑了笑，沒有回答。我知道她沒有惡意，但這句話像是某種溫柔的刀子，輕輕劃過我一直不願意面對的那個傷口。我曾經也有過夢想，想要站在真正的舞台上，穿著華麗的服裝，跳著編排好的舞步，觀眾的掌聲是為了藝術，而不是為了我的腹肌。
但夢想這種東西，在台北的房租面前，往往只能讓步。
「所以你快樂嗎？」上個月，一個大學生模樣的客人這樣問我。她帶著一本筆記本，看起來像是在做什麼社會調查。
「快樂？」我想了想，「這是一個很複雜的問題。我快樂的時候，可能是客人因為我的表演而開心大笑的時候；我不快樂的時候，可能是同一個客人問我為什麼不去找正經工作的時候。快樂和不快樂，就像我身上的亮片，有些黏得很牢，有些隨時會掉。」
她認真地記下了我的話，然後說：「謝謝你，你的回答很有深度。」
我笑著說：「不用客氣，我脫衣服的時候更有深度。」
其實我常常在想，這份工作到底給了我什麼，又從我這裡拿走了什麼。它給了我不錯的收入，讓我可以每個月寄錢回家給爸媽，還能在台北租一間有獨立衛浴的小套房；但它也拿走了一些我無法名狀的東西，像是某種天真，某種對人與人之間距離的信任感。
有一次，我媽媽打電話來，問我最近工作怎麼樣。
「還不錯，同事都很好相處，」我說，「最近公司在推新的表演節目，我學了很多新舞步。」
「那就好，」媽媽說，「要注意身體，不要太累了。」
掛掉電話之後，我在房間裡坐了很久。媽媽至今不知道我做的是什麼工作，她以為我在餐廳當服務生。每次過年回家，她都會問我有沒有交女朋友，什麼時候要結婚。我總是笑著說：「快了快了，等我存夠錢。」
但我心裡知道，這份工作讓我很難跟任何人發展長久的關係。我曾經交往過一個女孩，她一開始說不介意我的職業，但某天晚上她突然哭著問我：「你今天有沒有讓別人摸你？」我回答沒有，但她哭得更傷心：「可是明天可能會有，後天可能會有，大後天也可能會有——」
我們分手的那天，她跟我說：「阿凱，我不是不信任你，我是不信任這個世界。」
那句話我到現在還記得。信任這個東西，在我們這一行裡，比黃金還稀有。客人不信任我們的真誠，伴侶不信任我們的忠誠，甚至連我們自己，有時候都不信任鏡子裡的那個人。
「所以，你們的內褲到底是不是公司發的？」
又是同一個問題。我看著眼前這個已經喝了第三杯威士忌的男客人，嘆了一口氣。
「先生，這個問題你上個月問過了，答案是：我們自己買的，公司有補助，但款式要符合規定。你要我再詳細一點的答案嗎？還是要我脫下來讓你看洗標？」
他大笑，拍著桌子說：「不用不用，我只是好奇，好奇而已。」
「好奇，」我微笑著說，「是人類進步的原動力。但有些好奇，還是留在心裡比較好。」
這就是我的日常。在音樂、汗水、亮片和酒精交織的夜晚裡，我學會了用微笑回答所有荒謬的問題，用舞步掩飾所有不安的心情。我是脫衣舞男，這是我的美麗與哀愁。我的美麗，在於燈光亮起的那一刻，我依然是全場最耀眼的存在；我的哀愁，在於燈光熄滅之後，我必須一個人把散落的亮片從地板上撿起來，一片一片，像撿拾那些不為人知的自己。
前幾天，又有一位新客人問我：「你這份工作會做一輩子嗎？」
我看著她，笑了。那個笑裡面，有無奈，有自嘲，也有一點點連我自己都說不清楚的溫柔。
「不會，」我說，「等我存夠了錢，我想去學做菜，開一家小店，店裡賣披薩——這樣以後客人問我有沒有賣披薩的時候，我就可以說：有，要加起司嗎？」
她笑了，我也笑了。音樂再度響起，我站起身，走向燈光最亮的地方。我的腳步輕快，像踩在雲端上。我知道，今天晚上，又會有人問我奇怪的問題，又會有人把手伸向不該伸的地方，又會有人在散場之後留下喝不完的酒和揉皺的鈔票。
但那又怎樣呢？這就是我的人生。一件一件脫下的，是衣服，也是防備；一步一步跳著的，是舞步，也是活著的痕跡。
美麗也好，哀愁也罷，明天的太陽升起之後，我依然是那個會去健身房報到的脫衣舞男，依然會在晚上八點準時出現在俱樂部的後台，對著鏡子穿上那條閃閃發光的內褲，然後告訴自己：
「來吧，今晚也要閃閃發光。」
因為即使是在這樣一個充滿奇怪問題的世界裡，我們依然有權利，用自己的方式，好好地美麗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