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媒體記者的美麗與哀愁
文/張恭銘
晨光還未完全驅散城市的薄霧，我已經坐在那間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會議室裡。空氣中漂浮著咖啡因和緊張的氣味，還有某種難以言說的期待——那是所有記者都熟悉的，在按下錄音鍵前一瞬間的心跳加速。手機螢幕亮著，群組裡同仁們還在交換關於今天主角的最後資訊，「據說他剛從南極回來」「聽說他最新發明的膠囊能讓北極熊重新學會游泳」——這些消息半真半假，但在我們這一行，真實與荒謬常常只隔著一個提問的距離。
陳博士進場時帶著某種科學家特有的靦腆，眼鏡後的視線溫和地掃過我們這群手握筆記本、手機、錄音筆的「文化禿鷹」。我忽然想起張曼娟筆下那些在愛與不愛之間徘徊的人物，此刻我們與真相的關係，大約也是如此曖昧。同業們的提問從「您如何看待氣候變遷」滑向「聽說您的實驗室養了一隻會算數的章魚」，再滑向某個娛樂媒體記者突然迸出的：「如果外星人來了，您第一個想跟他們分享台灣的什麼？」陳博士眨了眨眼，露出那種科學家在面對非科學問題時特有的、帶著慈悲的困惑。
「臭豆腐吧，」他終於說，「那需要極高的文明才能理解。」
笑聲像漣漪般擴散開來，但我注意到角落裡那個剛入行的女孩正緊張地翻著採訪稿，她的問題單上寫滿了被前輩們視為「不夠專業」的提問。這讓我想起去年某個午後，當我問一位諾貝爾獎得主「您失眠時都數什麼」時，他眼睛突然亮起來的模樣。我們總以為尖銳的問題才能直指核心，卻忘了有時候，柔軟的提問才能撬開那些緊閉的門。
午後的新聞台像個巨大的蜂巢，每個座位上都有人對著螢幕咆哮或低語。我的鄰座正為了「獨家」拼命打電話，他的聲音裡有種幾近崩潰的亢奮——那是長期處於 deadline 壓力下才會有的特殊頻率。突然，他掛掉電話，把椅子轉向我：「你說，如果我去採訪那個宣稱自己跟月亮結婚的企業家，問他蜜月想去哪個星球，會不會太超過？」
我想起張曼娟寫過：「愛一個人，就是不斷地為他尋找理由。」對記者而言，採訪一個人也大約如此——為受訪者那些看似荒謬的言行尋找合理的註解，或者反過來，在看似合理的言行中發現荒謬。最後我們決定把問題改成「您如何看待星際間的婚姻平權」，這樣既保留了趣味，又不失議題深度。在這個行業裡，我們總是在尖銳與溫柔之間走鋼索，一個不小心就會墜入「白目」或「無聊」的深淵。
黃昏時分，我站在電視台大樓的玻璃帷幕前，看著底下川流不息的車燈像流動的星河。手機突然震動，是母親傳來的訊息：「今天又在電視上看到你了，為什麼總是問那些奇奇怪怪的問題？不能問點正經的嗎？」我幾乎能想像她蹙著眉頭的模樣，在那個永遠搞不懂新聞業為什麼需要「趣味」的年代，母親的擔憂和我的選擇之間，隔著一整條資訊革命的長河。
我回她：「媽，這就叫『軟性切入』，是專業。」
她回我一個翻白眼的表情符號。時代確實變了，連我母親都會用表情符號表達她的無奈。
深夜的辦公室只剩下零星幾盞燈，我翻閱著今天錄下的採訪內容。那個關於南極的問題、那個關於北極熊游泳的提問、還有陳博士回答臭豆腐時的認真神情——這些片段像散落的珍珠，而我的工作就是將它們串成某種有意義的形狀。有時候我會疑惑，在這個資訊爆炸的年代，我們究竟是在挖掘真相，還是在製造更多需要被解答的疑問？
張曼娟說：「寂寞是聽見一個熟悉的聲音，卻發現那不是你等待的那個人。」對我們記者而言，寂寞大約是寫出一篇自認精采的報導，卻發現讀者只在意標題裡那個誇張的問句。但這或許就是美麗所在——在看似膚淺的表面下，總有某些深刻的東西等待被發現，就像在那些看似荒謬的提問裡，藏著我們對這個世界不變的好奇與關懷。
手機又亮了，是總編傳來的訊息，通知明天要採訪一位據說能跟植物對話的藝術家。我嘆口氣，開始構思問題清單。或許我會問她：「如果番茄聽得懂人話，您覺得它會希望被做成沙拉還是湯？」——這是個好問題，夠奇怪，夠好笑，或許也夠深刻。誰知道呢？在這個行業裡，最美麗的哀愁就是我們永遠無法預測，下一個荒謬的提問會打開哪一扇通往真實的門。
我關掉電腦，辦公室的燈一盞盞熄滅。走出大樓時，深夜的風帶著城市特有的孤獨氣息。明天，又會有新的問題要問，新的故事要說。而在這美麗與哀愁交織的職業裡，我們繼續提問，繼續尋找，像張曼娟筆下那些在愛情中浮沉的人們，明知可能受傷，卻仍然選擇相信——在每個看似荒謬的提問背後，都有一個值得被理解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