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張恭銘
那是佛羅倫薩的一個黃昏，我站在米開朗基羅廣場上，整座城市在夕陽裡燃燒成一片琥珀色。聖母百花大教堂的穹頂像是被神親手托起的金色冠冕，阿諾河靜靜穿過老城，把光與影揉碎在水波裡。
我身邊坐著一位白髮的老人，正用鉛筆在速寫本上勾勒天際線。他叫馬可，在佛羅倫薩住了七十年。我們聊起了這座城市，聊起了義大利，聊起了那些藏在時光褶皺裡的故事。
「你知道嗎？」馬可收起鉛筆，望向遠方的穹頂，「這片土地上，好人好事的歷史比那些石頭建築還要古老。」
於是我坐了下來，在暮色裡聽他講起一個又一個關於善良與勇氣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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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暗夜裡的擺渡人
一九四三年九月八日，義大利與盟軍簽署停戰協議，德國納粹軍隊隨即佔領了義大利。對於當時住在卡爾皮的記者福謝里尼（Odoardo Focherini）來說，那是命運轉折的時刻。
福謝里尼是一家天主教報紙《義大利未來報》的主管。他有七個孩子，一個溫暖的家庭，一份體面的工作。換作任何人，都會選擇安安靜靜地過日子，不要惹麻煩。
但他沒有。
早在一九四二年，他就開始幫助猶太人逃離納粹的迫害。一九四三年九月，他在取得妻子同意後，開始為猶太難民提供假身份證，幫助他們越過義大利與瑞士的邊境。一張又一張的假證件，一條又一條的逃生路線，他把自己的辦公室變成了一個地下救援站。
後來，他被關進了集中營。一九四四年，他因腿傷感染，死在營裡，年僅三十七歲。
福謝里尼的孫兒後來回憶說，曾被福謝里尼拯救的猶太人視他為天使，並說自己是「福謝里尼的奇蹟」。
他不是軍人，不是政治家，只是一個記者，一個丈夫，一個父親。但當災難來臨的時候，平凡人也可以選擇不平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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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沉默的殉道者
在帕多瓦的聖安多尼大殿裡，有一間小小的告解室。如今看來再普通不過，但在二戰期間，那裡曾是數百人的生命出口。
布拉祺多·科爾特斯（Placido Cortese）神父是方濟各住院會的會士。自一九三七年起，他就在義大利的集中營裡照顧斯洛維尼亞和克羅埃西亞的被驅逐者。德軍佔領義大利後，情況變得更加險惡，他開始特別救助猶太人、潰散的盟軍士兵，以及其他受納粹法西斯迫害的人。
他把聖安多尼大殿的告解室作為救援行動的中心。人們用暗語聯絡——「神父，為了安頓家室，需要十把掃帚」——科爾特斯神父就明白了：要給十個人偽造文件，幫助他們跨越國界逃亡到瑞士。
一九四四年十月八日，納粹分子發現了他的秘密網絡。他們謊稱大殿外的廣場上有一個人需要幫助，神父毫不遲疑地走了出去。一走出大殿，他就被逮捕了。
從此杳無音訊。直到一九九五年，一位納粹集中營的女倖存者作證說，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她在蓋世太保的里雅斯特集中營裡看到了一位神父被囚禁在一個小屋內——她認出了他，就是那個極力從集中營解救人的科爾特斯神父。
教宗方濟各在二〇二一年宣布科爾特斯神父為可敬者，稱他為「愛德的殉道者」。
真正的善良，不需要掌聲，不需要見證。它像暗夜裡的燭光，靜靜燃燒，直到最後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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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艘船的抉擇
一九四〇年六月，一艘義大利豪華郵輪正駛向埃及港口。船上有一千五百名乘客，其中至少一千人是猶太人。
船長名叫埃馬努埃萊·阿道夫·斯塔尼亞羅。快到埃及時，他收到了一封來自墨索里尼的電報：義大利已堅定站在德國一方，命令船長立即帶著所有乘客返回義大利港口。
斯塔尼亞羅船長心裡很清楚——如果真的照做，船上的上千名猶太人只有死路一條。
他沒有聲張。他與兩位乘客代表秘密商議，最後果斷決定：帶乘客們上埃及港口，謊稱電報收到晚了，來不及返回。
就這麼一句「來不及」，一千條人命活了下來。
這個秘密被保守了幾十年。直到斯塔尼亞羅船長去世後，當年船上那個七歲男孩——如今已是白髮蒼蒼的老人——才向媒體公開了這段往事。他說，公開秘密是為了對斯塔尼亞羅船長表示永遠的紀念和尊敬，要讓所有人都知道船長偉大正義的心靈以及他英勇無畏的舉動。
有時候，善良就是一個人的一念之間。但那一念，可以改寫一千個人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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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為窮人敞開的錢包
時間再往前推幾百年。
十六世紀的威尼斯，有一位出身貴族的聖人，名叫老楞佐·儒斯定。他幼年喪父，由母親撫養成人。長大後，他做了一件讓所有貴族親友都無法理解的事——背上布袋，挨家挨戶乞討，為窮人募捐。
人們譴責他，說他有辱門風。他沒有辯解，只是繼續做他該做的事。他的錢包總是為窮人敞開著。他還派教友四處查訪那些隱藏起來的窮人——那些不願開口求助、默默忍受貧困的人——給予他們各種物質援助。
同樣在十六世紀，聖熱羅莫·愛彌廉獻身慈善事業，租了一所房屋收容孤兒，供給他們衣食。一五三一年起，他大規模興辦濟孤事業，在許多城市建立收容所，收容無家可歸的失足婦女。
善行不一定轟轟烈烈。有時候，它只是一個彎下腰的姿勢，一個為別人敞開的錢包，一間為無家可歸者遮風擋雨的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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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現代的先知
一九五一年到一九六五年，喬治·拉皮拉（Giorgio La Pira）擔任佛羅倫薩市長。
他不像一般的政治家。他是一位致力於和平與基督徒愛德事業的工匠，教宗方濟各稱他為「熱情的福音見證者和現代的先知」。
拉皮拉採取了一種向天主教社會訓導開放的政治路線，始終與貧苦和弱勢的百姓站在一起。他組織了以「和平與基督宗教文明」為主題的國際會議，積極反對核戰爭。一九五九年，他歷史性地訪問莫斯科；一九六五年，他在佛羅倫薩召開關於越南和平的會議，並親自前往河內會晤胡志明。
教宗說，拉皮拉的榜樣對今天的政治家而言無比寶貴——當今的政治家面臨「尋求個人或群體利益」以及「過度依附權力」的誘惑。
拉皮拉告訴我們：權力不是用來服務自己的，是用來服務別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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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從貧窮中走來的慈善家
二〇二二年，義大利企業家马里諾·戈利內利（Marino Golinelli）離開了這個世界。他生前說過一句話：「我是慈善家，不是贊助人。我曾經貧窮，我努力把快樂帶給每一個人。」
戈利內利出身貧寒，靠自己的努力一步步建立了事業。但他從來沒有忘記自己是從哪裡來的。他用個人的資源支持科學、藝術和研究，他說：「這是我個人的需求，一種回報社會的方式，把我所得到的部分還給社會。」
他的慈善不是高高在上的施捨，而是一種感恩的回饋。因為經歷過貧窮，所以更懂得分享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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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善良從未遠去
二〇二六年三月，義大利撒丁島的皮里，一個名叫馬西莫的人在地上撿到一個錢包，裡面有信用卡和八百歐元現金。他沒有猶豫，把錢包還給了失主。
失主弗朗西斯卡感動極了，想要報答他。馬西莫只說了一句話：「獎勵？去獻血吧，我們就扯平了。」
同一年七月，一位退休老人為了幫孩子們撿回掉進水裡的球，潛入水中，差點溺水，幸好被警察救起。
這些故事很小，小到可能不會被寫進歷史。但它們每天都在發生。從二戰時期冒著生命危險拯救猶太人的福謝里尼、科爾特斯神父、斯塔尼亞羅船長，到十六世紀為窮人乞討的老楞佐·儒斯定，到現代市長拉皮拉、企業家戈利內利，再到今天撿到錢包歸還失主的馬西莫——
善良從未斷絕。它只是換了不同的面貌，在不同的時代、不同的角落，靜靜地開花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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夕陽完全沉了下去，佛羅倫薩亮起了萬家燈火。馬可闔上他的速寫本，對我笑了笑。
「你知道義大利人常說的一句話嗎？」他說，「『凡是有能力的人，就給予；凡是沒有能力的人，就索取。』」
我點點頭。這句話樸素得像一句家常話，卻道盡了行善的真諦——施與受之間，流動的是人性最溫暖的溫度。
從亞得里亞海到第勒尼安海，從阿爾卑斯山到西西里島，這片靴子形狀的土地上，善意像橄欖樹一樣紮根生長，千年不敗。繞著地球做好事，從一個人的一念之善開始，到無數人的接力傳承，善意就像阿諾河的河水，靜靜流淌，卻從不乾涸。
而我們每一個人，都可以成為那個在河邊彎下腰、捧起一瓢水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