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店DJ的美麗與哀愁
作者張杰倫
他叫阿飛，三十一歲，單身，台北人，2026年的夜店DJ。
說是「夜店DJ」也不太準確。他的名片上印的是「音樂總監」，但沒有人這樣叫他。在台北的AI Night Club，他是「飛哥」；在上海的808，他是「那台灣來的」；在香港的Bassment，他是「喂，打碟嗰個」。三個稱呼加起來，就是他的全部人生——一個在三座城市之間反覆降落又起飛，永遠在節拍與節拍的縫隙裡尋找自己的人。
他的真實名字其實叫陳俊飛。但這個名字只有在過海關、繳稅、以及他媽媽打電話來問「什麼時候要回來吃飯」的時候才會被使用。
別以為夜店DJ很風光。
阿飛經常跟人解釋：「我不是在台上按個播放鍵就沒事的那種。」但沒有人理他。他的大學同學在同學會上問他：「所以你每天就是喝酒、把妹、放音樂？」他已經懶得解釋了。倒是旁邊一個做保險的同學補了一槍：「欸，你那個工作，AI會不會取代啊？我看你們DJ都長一樣。」
阿飛喝了一口啤酒，很認真地說：「會喔。AI還可以幫你買保險，不用佣金。」
全場安靜了三秒，然後那個保險同學的臉比啤酒還苦。
2026年的人工智慧已經會寫曲、會混音、甚至會即時生成現場節奏。但人類DJ依然存在，理由只有一個——人類比較會出包，而人們花錢進夜店，有時候就是想看出包。這是阿飛的體悟。
去上海演出那次，他遇到一個讓他永生難忘的客人。
那是一場電音派對，阿飛正在放一首漸強漸快的Melodic Techno，氣氛正熱，一個穿著螢光背心的年輕男子突破保全防線，直接衝上DJ台，對著他的臉大喊：「飛哥！你可不可以放《愛情恰恰》？」
阿飛以為自己聽錯。「……什麼？」
「《愛情恰恰》！我阿嬤最愛聽！我答應她要錄給她看！」
台下的保全終於趕到，把那個年輕人架走。阿飛看著他掙扎的背影，忽然覺得這個畫面無比魔幻——五光十色的雷射光束、轟隆隆的低音、還有一群正在搖頭的男女，空氣中瀰漫著昂貴的香水與更昂貴的寂寞，然後有人點了一首《愛情恰恰》。
他沒有放。但那天晚上收工後，他默默用手機找出陳小雲的MV，看完之後，覺得那支舞其實滿有節奏感的，稍微重混一下說不定真的能放。他把這個念頭告訴經紀人，經紀人說：「你瘋了？」
阿飛說：「也許吧。」
這就是他的美麗與哀愁——他永遠在做一些正常人覺得瘋了的事，但那些事才是他活著的證明。
香港的場子最難搞，不是設備難搞，是客人太清醒。
台北的客人喝酒喝到茫，什麼音樂都搖得起來；上海的客人滑手機滑到忘我，但至少錢給得乾脆；香港的客人呢？他們會站著不動，用一種評估投資報酬率的眼神看著DJ，彷彿在說：「你現在放的這首歌，值得我放下手裡的威士忌嗎？」
有一次，阿飛在香港中環的一間高級俱樂部演出，客人平均年齡四十歲以上，西裝筆挺，女士晚禮服。他接到這個案子時原本以為是放一些 Lounge、Chill-out 音樂當背景就好。沒想到主辦人走過來，拍了拍他的肩膀：「我們今晚要年輕化一點，放那種……年輕人跳的那種。」
阿飛問：「哪種？」
主辦人想了很久，最後說：「就是那個……動滋動滋的那種。」
阿飛閉上眼睛深呼吸。他放了幾首Deep House，主辦人搖頭。放了Tech House，主辦人還是搖頭。最後他豁出去了，放了一首Bass轟隆隆的Hardstyle，整個舞臺都在震動。主辦人竟然滿意地笑了，還拿出手機錄影。旁邊一位穿香奈兒套裝的女士端著紅酒，隨著節奏僵硬地點頭，看起來像一隻被電擊的優雅的長頸鹿。
阿飛心裡有個聲音在說：這就是我的職業生涯。這就是。
但真正讓他想哭的，不是這些好笑的事，是好笑到最後會有點心酸的事。
去年冬天，他在台中一個戶外跨年派對演出，寒流來襲，氣溫只有九度。他的手指凍到幾乎無法按fader，一邊搓手一邊對拍。台上十分鐘，台下十年功，但台下是九度的寒風，功什麼功？一個穿著羽絨衣的年輕妹妹跑到台前，很大聲地問他：「DJ哥哥！你手一直抖是因為太嗨了嗎？」
阿飛面無表情地說：「對，我嗨到快失溫了。」
妹妹聽不懂，笑著比了個愛心手勢跑開了。阿飛繼續在九度低溫裡「嗨」到凌晨三點。收工後他的手已經紫了，經紀人說：「你怎麼不跟主辦單位反映？搭個棚子也好啊。」
阿飛說：「反映了，他們說棚子會擋住雷射效果。」
經紀人沉默了很久，最後說了一句：「你真的是瘋了。」
阿飛笑了：「對，我瘋了。瘋子才會在九度的戶外跨年，只為了讓一群不認識的人快樂。」
這句話其實沒有講完。他心裡還有一句：因為那些陌生人快樂的時候，我會覺得自己的存在不是沒有意義的。這座城市很冷，人們很孤獨，但如果我的音樂能讓一個人暫時忘記孤獨，哪怕只有四分鐘，那就夠了。
可是，這樣的想法在2026年的今天，顯得太過文藝、太過不切實際。所以他從來不說，只會在每一場演出結束後，一個人收拾設備，把耳機捲好收進背包，然後騎車回家，路上買一份永和豆漿，蛋餅加辣，豆漿半糖。
有時候他會想，如果有一天不打碟了，要去做什麼？
他的大學同學有的當了工程師，有的賣保險，有的開了咖啡店。只有他還在音樂裡浮浮沉沉。媽媽總是說：「你都三十一了，要不要找個穩定的工作？」他不知道怎麼跟媽媽解釋，這份工作對他來說已經是穩定的了——穩定地被誤解、穩定地熬夜、穩定地被問一些奇怪的問題。
兩個月前，他在上海遇到一個實習生，二十歲，戴著一副大大的耳機，站在DJ台旁邊看了他整場演出。結束後實習生跑來問他：「飛哥，你覺得當DJ最難的是什麼？」
阿飛想了想，說：「不是對拍，不是接歌，不是機器當機的時候怎麼救場。」
「那是什麼？」
「是有人問你」——他頓了頓，看著實習生年輕而明亮的眼睛——「『可不可以放《愛情恰恰》』的時候，你要忍住不笑場。」
實習生愣了一下，然後笑得彎下了腰。阿飛也笑了，笑著笑著，眼角濕濕的。
他不知道那是因為笑得太用力，還是因為在那一瞬間，他想起了自己二十歲的時候。那時候他也戴著一副大耳機，站在一個老DJ旁邊，問了一個一樣天真的問題。那時候他以為DJ就是全世界最酷的工作，不知道酷的背後是把音軌對到眼睛脫窗、是雙手凍到發紫、是一個人拖著一整箱設備在三個城市的地鐵站裡上下穿梭、是把《愛情恰恰》的節奏拆解重組到連陳小雲都認不出來。
美麗嗎？美麗。當三千人同時隨著你的節奏舉起雙手，那種感覺像飛。
哀愁嗎？哀愁。飛完之後，你要自己收拾滿地的線材，自己扛著音箱走下舞台，自己在深夜的街頭等計程車，而車永遠不會來。
2026年，台北的凌晨四點，阿飛把機車停在巷口，提著一袋消夜上樓。打開門，屋裡黑漆漆的，只有電腦螢幕還亮著，上一個編曲軟體停在某一軌。他按下播放鍵，自己剛寫的半首旋律流出來，輕柔的，像夜裡的一聲嘆息。
他坐下來，戴上耳機，開始繼續寫。
外面有人在放煙火，很遠很遠，隱隱約約的。他想起張曼娟寫過的話：「孤獨是一隻溫柔的獸，牠安靜地蹲在每個人的心裡。」
而阿飛覺得，DJ大概就是那個聽見孤獨的人。聽見了，用音樂把牠梳理成一種不那麼傷人的形狀，然後還給全世界。
明天還要飛香港。後天回上海。大後天在台北。
他在編曲軟體裡加了一軌弦樂，很輕，像風裡的一根羽毛。然後存檔，關機，吃蛋餅。
蛋餅涼了，但心是熱的。
這大概是所有美麗與哀愁裡，最微不足道、也最堅固的結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