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張恭銘
當「連接東西」成為一種產業戰略，香港能否把口號變成訂單？
第三屆香港時裝薈落幕，文化創意產業專員黎曉慧在時裝高峰論壇上重申香港的獨特角色：東與西、傳統與創新、製造遺產與當代設計之間的「連接者」。這個定位並不新鮮。香港數十年來一直以「超級聯繫人」自居，問題在於，當上海、首爾、東京都在以更快的速度建構自己的時尚生態時，「連接」本身是否足以構成一座城市的時尚產業戰略。
連接器的敘事與實踐
第三屆時裝薈的規模確實印證了某種連接能力：超過三百個本地與國際設計單位參與，八項旗艦節目由六個行業機構策劃，並首度與貿發局的CENTRESTAGE結合以產生協同效應。去年活動吸引逾十六萬人次，媒體價值接近兩億港元，社交媒體觸及逾億次。來自柬埔寨的品牌在活動中成功售出系列作品，創辦人更落實移居香港拓展業務。
這些數字說明，香港確實具備將不同來源的時尚資源聚集到同一空間的能力。但「聚集」與「連接」之間，存在一道微妙的鴻溝。聚集是物理意義上的共處，連接則要求化學反應的發生——設計師與買家之間產生實質交易，品牌與市場之間建立持續關係，本地人才與國際體系之間形成可複製的路徑。
來自結構的考驗
真正的考驗來自結構層面。全球奢侈品市場在二〇二四至二〇二五年持續放緩，分析師指出消費支出減弱、內地旅客減少以及各大品牌重新調整定價策略是主要因素。香港的奢侈品市場曾高度依賴內地入境消費者，如今這一支撐正在鬆動。與此同時，香港消費者越來越多地跨境購物，因為內地價格更具優勢。
這意味著，香港作為「連接器」所連接的兩端，本身都在經歷深刻的結構性調整。內地市場不再是簡單的「需求端」，它有自己的品牌雄心與設計議程；國際品牌也不再將香港視為進入中國的必然門戶，它們可以直接進駐上海、成都或深圳。香港城市大學的研究早已指出，香港的媒體與流行文化在中國及東南亞市場的影響力較七〇、八〇年代高峰期已顯著下降，這使得香港在利用文化資產進行品牌建設方面，比首爾面臨更大挑戰。
從敘事到能力
黎曉慧的策略或許正是對這一困境的回應：如果香港無法在「製造」或「市場規模」上與競爭者比拼，那就把「連接」本身專業化、制度化。文創產業發展處的角色不僅是資助活動，更是試圖將香港的國際化網絡——法律、金融、貿易、語言、人才培養——轉化為時尚產業的基礎設施。
這一思路並非沒有先例。學術研究在分析「超級聯繫人」角色時指出，香港在管理全球服裝供應鏈方面具備制度優勢，但最大的挑戰在於對「一帶一路」沿線多數國家缺乏熟悉度，香港在處理其中六十個國家的貿易事務上經驗有限。連接的能力，取決於對被連接對象的理解深度，而不僅僅是地理或制度上的中介位置。
時裝薈的價值，或許不在於它每年能吸引多少訪客，而在於它能否成為一個持續運轉的產業引擎——讓香港的設計師在這裡找到買家，讓國際品牌在這裡找到進入亞洲的支點，讓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創意力量在這裡產生真正的化學反應。這需要的不是更多的旗艦節目，而是更長的耐心，以及對「連接」這一能力本身的持續投資。
敘事可以點燃信心，但只有能力才能留住產業。香港的時裝超級連接器戰略，最終要回答的問題很簡單：當燈光熄滅、展台撤走之後，有多少連接，真正變成了生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