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張恭銘
那年春天，我在札格瑞布（Zagreb）的一家咖啡館裡，第一次聽見有人用母語對我念詩。
他叫做伊沃，克羅埃西亞人，身高一九三公分，笑起來的時候眼角有細細的紋路，像是亞得里亞海沿岸被海風吹拂過的岩石。他說他父親是詩人，母親是鋼琴老師，他在這樣一個巴爾幹半島的家庭裡長大，學會的第一件事，就是如何用語言與音樂表達愛。
「妳知道嗎？」他說，啜了一口咖啡，那是一種叫作「Bijela kava」的白咖啡，牛奶多過咖啡，甜得像初戀，「在克羅埃西亞，我們不說『我愛你』，我們說『我愛妳像愛自己的靈魂』。」
我笑了，心想這大概是巴爾幹男人特有的誇張。但後來我才明白，對克羅埃西亞人來說，愛從來不是輕描淡寫的事。他們的歷史太沉重了，戰火、分裂、流離，所以他們把愛當作一種抵抗——抵抗遺忘，抵抗失去，抵抗時間。
二〇二五年，我因為一個跨國文化交流的案子來到克羅埃西亞。那時的我，剛結束一段長達七年的感情，整個人像一只被掏空的行李箱，輪子還在，卻再也裝不下任何東西。朋友說，去走走吧，繞著地球轉一圈，也許會找到什麼。我沒告訴她，我其實是想把自己弄丟。
伊沃是我在札格瑞布大學的同事。他教比較文學，我教東亞文化。第一天見面，他遞給我一張手寫的紙條，上面用克羅埃西亞文寫著：「Dobrodošli u moj svijet.」歡迎來到我的世界。
「為什麼不用電子郵件？」我問。
「因為手寫的字有體溫。」他說得理所當然。
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文化差異的震動。在台灣，我們習慣用訊息確認事情，句點後面還要加個貼圖，怕對方覺得太嚴肅。但在克羅埃西亞，他們用擁抱打招呼，用眼神交談，用沉默表達關心。他們不急，他們把時間當作禮物，而不是敵人。
我們開始約會。伊沃帶我去多拉茨市場（Dolac Market），那裡的婆婆媽媽會把水果塞進你手裡，說「Probaj, probaj!」——嚐嚐看，嚐嚐看。他教我辨認克羅埃西亞的傳統甜點「Fritule」，那是一種炸麵團，撒上糖粉，吃起來像台灣的雙胞胎，卻多了一股蘭姆酒的香氣。
「妳知道嗎？」他一邊吃一邊說，「在克羅埃西亞，我們約會的時候，男生會送女生一朵玫瑰，不是一束，是一朵。因為一朵代表『妳是我的唯一』，一束代表『妳是我的其中之一』。」
「那你有送過別人一朵玫瑰嗎？」我問。
他笑了，沒有回答。後來我才知道，他曾經有一個交往十年的女友，是塞爾維亞人。戰爭的時候，他們的家庭彼此憎恨，但他們還是相愛了。最後，她去了貝爾格勒，他留在札格瑞布，兩個人之間隔著一條看不見的邊界。
「愛情最難的，不是愛上一個人，」他說，聲音低低的，「是愛上一個不該愛的人。」
我沉默了。我想起台灣的愛情，我們習慣計算，計算距離、計算收入、計算家庭背景，好像愛情是一場精密的投資。但克羅埃西亞人不是，他們把愛情當作命運，當作一場無法預測的暴風雨，淋濕了也甘願。
有一天，伊沃帶我去亞得里亞海邊的小鎮羅維尼（Rovinj）。那天天氣很好，海是透明的藍，像是有人把一整片天空倒進了海裡。我們坐在港邊，吃著新鮮的魚，喝著當地的白酒。
「妳知道嗎？」他又開始了他的「妳知道嗎」，「在克羅埃西亞，我們有一個說法：『Ljubav je kao more, nikad ne miruje.』愛就像海，永遠不會靜止。」
「那不是很累嗎？」我問。
「累，但是活著。」他說，看著我，「妳不覺得嗎？愛情最可怕的是平靜，是變成一灘死水。我們寧願波濤洶湧，也不要無風無浪。」
我想起我的前男友。我們在一起七年，後來變成了一種習慣，一種儀式。我們不再吵架，不再驚喜，不再為對方心動。我們只是活著，卻沒有在愛。
那天晚上，伊沃送我回住處。在門口，他沒有吻我，只是輕輕地抱住我，說：「Hvala ti što postojiš.」謝謝妳的存在。
我愣了一下。在台灣，我們說「我喜歡你」、「我愛你」，但我們很少說「謝謝你的存在」。那句話像一把鑰匙，打開了我心裡某個鎖住的房間。我突然覺得，原來愛情可以這麼簡單，簡單到只是一句感謝。
但文化差異不只是浪漫的，它也是現實的。
伊沃的家人邀請我去吃飯，那是一場盛大的家庭聚會。他的母親做了「Sarma」，那是用酸菜包著肉和米飯的傳統料理，他的父親拿出了自釀的「Rakija」，一種水果白蘭地，據說喝下去會讓你的靈魂燃燒。他們熱情地擁抱我，親吻我的臉頰，問我台灣的事。
「台灣有多大？」他的叔叔問。
「大概比克羅埃西亞小一點。」我說。
「那妳們也有戰爭嗎？」他的阿姨問。
我點點頭，說了一些關於海峽的事。他們沉默了，然後他的母親握住我的手，說：「Pobijedili smo mržnju ljubavlju.」我們用愛戰勝了恨。
那一刻，我突然覺得自己很渺小。我來自一個被海洋環繞的小島，我們習慣用恐懼保護自己，用懷疑面對別人。但克羅埃西亞人不是，他們經歷過太多，所以他們選擇用愛，用擁抱，用一杯白蘭地，來面對這個世界。
回台灣的前一晚，伊沃帶我去札格瑞布的山丘上，俯瞰整座城市。燈光一盞一盞亮起來，像是星星落在地面上。
「妳會記得我嗎？」他問。
「會。」我說。
「妳會記得克羅埃西亞嗎？」
「會。」
他從口袋裡拿出一朵玫瑰，遞給我。那是一朵深紅色的玫瑰，花瓣上還帶著露水。
「這是我最後一朵玫瑰，」他說，「妳是我的唯一。」
我接過玫瑰，眼淚掉了下來。我沒有告訴他，其實在台灣，我們也說「唯一」，但我們的「唯一」常常被時間稀釋，被距離沖淡，被現實磨損。但在克羅埃西亞，在巴爾幹半島，在這個曾經被戰火撕裂的國家，他們把「唯一」當作一種承諾，一種信仰，一種不願意放棄的固執。
飛機起飛的時候，我看著窗外，克羅埃西亞的海岸線慢慢變小，變成一條細細的線。我打開伊沃寫給我的最後一張紙條，上面用克羅埃西亞文寫著：「Ljubav ne poznaje granice.」愛沒有邊界。
我笑了，把紙條收進口袋。我知道，我繞著地球談了一場戀愛，而這場戀愛，改變了我對愛情的想像。我曾經以為，愛情是兩個人的事，但後來我才明白，愛情也是一個文化的縮影，一種歷史的延續。
回到台灣後，我偶爾會想起伊沃，想起亞得里亞海，想起那些用母語念詩的夜晚。我沒有再跟他聯絡，因為我知道，有些愛情是用來記得的，不是用來完成的。
但我開始學會說「謝謝你的存在」。我開始學會送一朵玫瑰，而不是一束。我開始學會用沉默表達關心，用擁抱代替訊息。
我繞著地球談了一場戀愛，而這場戀愛教會我，愛情的樣子有很多種，有些是熱烈的，有些是安靜的，有些是帶著海風的鹹味，有些是帶著戰火的傷痕。但不論是哪一種，只要是真心，就值得被記得。
就像伊沃說的，愛就像海，永遠不會靜止。
而我，終於願意再一次，讓自己沉浸在愛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