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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詛咒到傳承 好萊塢女巫IP的百年演變與2026電影《超異能快感2魔法之書》

文:張恭銘

好萊塢對女巫的迷戀幾乎與電影本身同齡。從1919年的默片時代到2026年《超異能快感:魔法之書》(Practical Magic 2)的上映,銀幕女巫的形象經歷了一場漫長而曲折的蛻變——從被妖魔化的異端,到浪漫化的奇觀,再到當代敘事中承載家族記憶與女性主體性的複雜符號。這條演變脈絡,恰好映照了好萊塢對女性權力想像的百年變遷。

影評人Heather Greene在其著作《Lights, Camera, Witchcraft》中指出,女巫形象在美國影視中的流變,深刻影響了公眾對女巫的認知,也反映了女性在父權社會中協商自身權力的方式。二十世紀早期的好萊塢,女巫往往被塑造為危險的誘惑者或邪惡的化身,其力量被視為對社會秩序的威脅。這種「惡女」敘事延續數十年,直到戰後好萊塢才開始鬆動——1958年的《鐘聲、書本與蠟燭》(Bell, Book and Candle)讓女巫穿上都會喜劇的外衣,1960年代的《家有仙妻》更將巫術馴化為郊區主婦的可愛怪癖。女巫不再只是需要被消滅的威脅,而成為某種「可被容忍的差異」。

真正將女巫敘事推向主流商業大片的是1998年的《超異能快感》。這部改編自Alice Hoffman同名小說的電影,由珊卓布拉克與妮可基嫚飾演歐文斯姊妹莎莉與吉莉安,講述她們身負「愛上歐文斯家族女人的男人必將早逝」的家族詛咒,在麻州小鎮以女巫後裔的身份生活。影片上映時票房與評價雙雙失利——北美僅收4670萬美元,影評人多半嫌其調性搖擺於浪漫喜劇與暗黑奇幻之間。然而,就像許多被低估的作品一樣,它在後續的錄影帶與電視重播中緩慢發酵,逐漸累積出一群忠實追隨者,成為秋日季節性觀影的邪典經典。

正是這股遲來的文化能量,催生了時隔二十八年的續集。《超異能快感:魔法之書》由丹麥導演蘇珊娜比爾(Susanne Bier)執導,改編自Hoffman2021年出版的小說《魔法之書》。比爾此前曾與布拉克合作《蒙上你的眼》,並以《更好的世界》獲奧斯卡最佳外語片,善於在類型框架中挖掘人物情感的複雜層次。編劇陣容包括阿奇瓦高斯曼與喬吉雅普里切特,製作預算約7500萬美元。影片於2026911日在美國開畫,首日即拿下1250萬美元票房,首周末預計收穫3000萬美元,在爛番茄上雖僅獲36%的新鮮度,觀眾好感度卻高達93%,再次印證了這個IP在粉絲心中的獨特份量。

續集的敘事核心是一次大膽的時間跳躍。莎莉在首集結尾迎來的幸福並未持久——她的第二任丈夫、 investigator Gary Hallet 去世,詛咒以最殘酷的方式提醒她它的存在。悲憤之下,莎莉施法讓年幼的女兒們遺忘家族的女巫身份,試圖以「無知」作為保護。二十多年後,莎莉的長女凱莉(喬伊金飾)在大學裡墜入愛河,男友Gideon(索洛馬里達那飾)卻在告白後旋即遭遇車禍陷入昏迷。凱莉在震驚中被迫直面被母親隱瞞的家族真相,獨自前往英格蘭追尋祖先的足跡,莎莉與吉莉安則不得不重新聯手,踏上拯救女兒、也拯救彼此的旅程。

這條敘事線的關鍵轉折在於,它將首集中「姊妹對抗詛咒」的橫向關係,擴展為「母女跨越世代的縱向傳承」。Alice Hoffman的原著系列本身就是一部跨越三百年的家族史,詛咒的起源可追溯至1620年瑪麗亞·歐文斯因巫術審判而對後代施加的愛情詛咒。電影改編抓住了這個歷史縱深,將故事從麻州小鎮延伸到英格蘭,讓凱莉的探索成為一次對家族創傷根源的追溯。導演比爾在接受採訪時提到,她被這個故事吸引,正是因為它「以一種非常具體的方式談論女性之間的連結——母女、姊妹、姨甥,以及那些我們從上一代繼承下來的東西,無論是禮物還是傷痕」。

從好萊塢女巫IP的宏觀脈絡來看,《魔法之書》的位置耐人尋味。它誕生於一個女巫題材高度飽和的時代——《哈利波特》系列、《魔法壞女巫》、電視劇《發現女巫》等作品早已將「女巫」從恐怖類型的專屬符號,解放為青少年成長與女性賦權的敘事載體。Greene的歷史研究提醒我們,女巫形象的每一次轉變,都對應著社會對女性權力態度的調整。《魔法之書》選擇將敘事重心放在「傳承」而非「對抗」,放在家族記憶的修復而非外部敵人的擊敗,這本身即是當代女巫敘事的一種成熟標誌:女巫的力量不再需要被辯護或證明,它需要的是被理解與承接。

當然,影片並非沒有爭議。多位影評人指出,續集在試圖服務老粉絲的情懷與引入新世代角色之間,出現了敘事焦點的失焦。有評論認為,凱莉的英格蘭冒險線與莎莉、吉莉安的姊妹互動線未能有效交織,導致節奏冗長而情感張力分散。這些批評並非全無道理,但它們也恰恰凸顯了這個IP的內在矛盾:一個以「姊妹情誼」為情感核心的故事,在面對世代交替時,究竟該忠實於舊有的情感結構,還是勇敢地將重心移交給下一代?《魔法之書》選擇了折衷,而折衷的代價便是兩端都未能完全滿足。

然而,若將視野拉回百年女巫電影的長河,《魔法之書》的意義或許不在於它是否是一部「好電影」。它的存在本身就是一個文化事件:一部1998年被主流評論輕視的作品,因為觀眾的持續凝視而在二十八年後獲得了續集的正當性。這條路徑的背後,是串流時代對「邪典經典」的重新估值,是社群媒體讓邊緣文本得以持續可見的結構性變化,更是當代觀眾對「女性主導的奇幻敘事」日益增長的需求。歐文斯姊妹在月光下調製瑪格麗塔酒的畫面,之所以能夠跨越世代引發共鳴,正是因為它呈現了一種罕見的銀幕關係——女性之間的親密、衝突與忠誠,不需要以男性為中介,也不需要以「善良女巫」的道德正確來換取觀眾的認同。

當莎莉在續集中對凱莉說出那句「魔法不是用來逃避痛苦的,而是用來承受它的」,這或許正是整個女巫IP百年演變所積累的最終智慧:從被燒死的異端,到被馴化的奇觀,再到終於被允許擁有脆弱與力量的完整人性。好萊塢的女巫,花了整整一個世紀,才走到這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