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張恭銘
2026年9月8日，Nike股東大會上，一項要求公司提高氣候目標透明度的股東提案遭到否決。該提案由Green Century Capital Management提出，要求Nike披露其計劃如何達成2030年減排目標的具體路徑，包括可信的轉型方案與資源承諾。挪威主權財富基金——Nike第11大股東，管理資產規模逾2兆美元——在會前公開表態支持該提案，使其獲得了額外的象徵性重量。
Nike早在2019年便承諾，以2015年為基準，到2030年將自身運營碳排放減少65%、供應鏈碳排放減少30%。然而根據2024財年更新數據，供應鏈排放僅較基準下降了11%，時間已過半，進度卻僅約三分之一。更值得警惕的是，Nike在2025年罕見地未發布全面可持續發展報告——這是自2001年以來的首次中斷。取而代之的是一份僅包含排放與廢棄物數據的列表，此前報告中關於回收聚酯、供應商可再生能源轉型等具體行動的質性描述，被大幅刪減。
透明度倒退的實質。 Green Century的股東倡導者Giovanna Eichner直言：「不是我們認為Nike完全放棄了，而是我們想知道到底發生了什麼。不清楚是否還存在同樣程度的承諾。」這句話精準地捕捉了問題的核心：當一家公司從「講述行動」退回到「僅發布數據」，投資者失去的不只是資訊，更是對管理層意圖的判斷依據。
投票行為的內在矛盾。 同一場股東大會上，股東批准了CEO Elliott Hill超過3,600萬美元的薪酬方案，儘管挪威基金、Glass Lewis與ISS均建議反對。股東們拒絕要求更多氣候披露，卻在股價年內下跌約40%的背景下，為管理層的薪酬投下贊成票。這種「對氣候問責說不、對高管薪酬說是」的組合，揭示了一種選擇性治理：投資者願意監督環境議題，卻不願觸碰與自身短期利益更直接掛鉤的薪酬結構。
時機的雙重壓力。 Nike的否決發生在一個敏感的節點。2026年9月27日起，歐盟《賦能消費者綠色轉型指令》正式適用，禁止「環保」「氣候中和」等泛化宣稱，除非有經獨立驗證的具體證據支撐。與此同時，Nike的競爭對手Adidas、Puma、lululemon等均持續發布年度可持續發展報告或氣候轉型計劃。Nike在披露上的退縮，不僅是治理選擇，更可能成為監管與市場的雙重風險敞口。
對品牌而言，氣候透明度不應被視為合規負擔，而是品牌資產的組成部分。Nike數十年來以「氣候領導者」自我定位，這一聲譽一旦因披露倒退而受損，重建成本遠高於持續報告的成本。建議Nike恢復年度可持續發展報告，並在報告中明確列出供應鏈減排的路徑、里程碑與資源配置，將質性敘事與量化數據重新整合。
對投資者而言，挪威基金的立場提供了一個參照：氣候提案的投票不應與薪酬投票割裂。當治理監督只選擇性適用於「軟性」議題，而對薪酬等「硬性」問責保持沉默，股東行動主義的整體可信度將被侵蝕。
否決氣候提案的決定，在短期內為Nike管理層卸下了披露壓力，但也同時卸下了一層保護。當歐盟反漂綠法規生效、當競爭對手持續提高披露標準，Nike的「沉默」將被市場解讀為一種信號——問題不再是「Nike做了什麼」，而是「Nike為什麼不願意說」。對於一個以「Just Do It」定義自身文化的品牌而言，最危險的或許不是做得不夠，而是不再願意展示自己正在做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