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張恭銘
《不存在的罪人》表面上是一部心理驚悚片，但若深入其敘事肌理，會發現它其實是一部關於「凝視」的恐怖電影。麥可休瓦將柯琳胡佛的小說轉化為一場精心設計的觀看盛宴，安海瑟薇飾演的Verity與達珂塔強生飾演的Lowen，在喬許哈奈特所飾演的Jeremy的注視下，形成了一組複雜的權力鏡像。
電影最精彩的處理在於三重視角的交織。Lowen作為讀者，透過Verity留下的手稿窺視一個家庭的秘密；Jeremy作為丈夫，以保護者姿態凝視著兩個女人的互動；而觀眾則被置於一個全知位置，目睹這場凝視遊戲的全貌。這種多層次的觀看結構，讓電影超越了單純的「誰是壞人」懸念，轉而探討更幽微的問題：當我們觀看他人苦難時，我們究竟在尋找什麼？
安海瑟薇的表演堪稱全片核心。她所飾演的Verity大部分時間只能以癱瘓狀態存在，卻透過日記中的文字建構出一個令人不寒而慄的母親形象。這種「缺席的在場」形成了獨特的恐怖感——Verity的身體在場，靈魂卻被文字綁架；Lowen在閱讀中逐漸被Verity的敘事侵蝕，最終分不清自己是在揭露真相，還是在成為另一個Verity。這種身分認同的瓦解，比任何血腥場面都更令人不安。
電影對女性焦慮的處理同樣值得玩味。Lowen的恐懼不只是害怕被發現，更是害怕成為Verity——那個在男性凝視下被判定為「不合格母親」的女人。當她試圖取代Verity的位置時，實則走入了父權制度為女性設下的陷阱：要麼成為完美的妻子與母親，要麼成為被妖魔化的瘋女人。喬許哈奈特的Jeremy始終保持曖昧，他的溫柔與危險並存，恰如那個總是觀看卻從不被觀看的男性權力。
《不存在的罪人》真正令人恐懼的，不是Verity可能犯下的罪行，而是電影揭示的真相：在男性凝視的鏡像迷宮中，女性的自我永遠處於分裂狀態——既是觀看者，也是被觀看者；既是敘事者，也是被敘事者。這種存在困境，遠比任何驚悚情節都更貼近我們這個時代的集體焦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