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新聞/中部特派員鄒志中報導 當行政院長卓榮泰說「沒錢所以不能去勘災」？台灣治水政治化會出現的危機？從台北內湖到高雄台南：同一場雨，為什麼出現兩把責任尺？預算不是績效，花錢更不等於治水成功：花掉1800億治水預算後，台灣人民要問: 我的家什麼時候能回到過去？我家的道路什麼時候恢復原狀？下一場豪大雨來臨時，我家還會不會再淹水？南台灣連日連續豪雨，道路成河、民宅進水、受災居民們忙著清理家園的畫面再度出現。當災情仍在持續時，行政院長卓榮泰日前一句「這幾天只能用電話跟地方聯繫」，卻迅速把原本應聚焦於救災與復原的公共議題，推向朝野政治攻防的漩渦。理由是：立法院刪掉了治水預算？
這句話之所以引發爭議，不在於立法院究竟刪了多少錢，而在於一個更基本、也更危險的問題——台灣歷史上最偉大的行政院長，膽敢濫用「不副署」權阻止立法院三讀通過七部法律的「太上皇」，究竟能不能把「無法親赴災區」歸因於一筆遭刪的行政經費？
國民黨立委翁曉玲直指這是「天大的謊話」，並指出被刪減的是卓榮泰相關施政聯繫費用，行政院的水電、車資及油電等基本行政支出並未因此刪除。問題並非行政院長突然失去交通工具，也不是中央防救災體系因此停擺，而是行政院長把「預算刪減」與「自己能不能到災區」兩件事情直接錯誤連結。這正是整起事件最值得檢驗的地方。
如果一筆行政首長的聯繫經費遭刪，就足以讓行政院長面對災情時只能透過電話，那麼台灣人民真正應該擔心的，恐怕不是立法院刪了多少預算，而是政府的行政治理能力究竟脆弱到什麼程度？
為什麼會發生？行政語言與治理現實的脫節
先把政治情緒放一邊。行政院長當然可以有安全考量，也可能因為現場救援正值高峰，不適合貿然進入災區。災害現場不是政治造勢場，首長抵達不能變成救難人員的額外負擔。「卓榮泰是否一定要親自南下？」其實不是最重要的問題。真正重要的是：如果他沒有南下，能不能誠實說明原因？
如果是因為道路中斷、天候惡劣、救災現場不宜增加人車流量，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理由。但如果行政院長把原因指向立法院刪減預算，接下來就必須要誠實回答：究竟是哪一筆預算被刪？刪掉之後造成什麼具體功能無法執行？這個功能是否與防救災有直接的關係？是否真的沒有其他合法財源或行政資源可以來支應？
這些問題都必須講清楚。因為「預算遭刪」四個字，本身並不能自動推出「行政院長不能勘災」。立法院刪減預算，是國會審議權的一部分；行政院如何在既有預算額度內重新配置行政資源，則是行政權的責任。國會可以刪預算，但不能因此替行政院長承擔所有行政責任；行政院可以批評刪預算，但也不能把所有治理困難都包裝成是國會造成的。這才是台灣民主憲政真正需要釐清的界線。否則只要任何政策遇到困難，就可以說「因為立法院刪預算」，行政部門便等於取得一張政治免責卡。那麼，立法院還能不能還能不能夠監督國家的預算？台灣人民又該如何向那些無能又謊話連篇的官員究責？
更荒謬的不是刪了多少錢，而是「沒錢所以不能去勘災」的藉口與錯誤的邏輯。即使相關經費遭刪，行政院長仍然可以搭車、搭乘高鐵南下，甚至在必要時自行負擔交通費用。當然，這裡必須嚴謹區分行政首長公務支出與個人支出的法律界線，不能把「自己掏腰包」當成政府行政制度的正式運作模式。但真正要挑戰的，是另一個問題：一個國家最高行政首長面對重大災情時，真的會因為一筆經費刪減，就完全失去到地方掌握災情的能力嗎？如果答案是「是」，那麼行政院就必須提出完整的制度性說明；如果答案是「不是」，那麼「因為預算刪減，所以只能電話聯繫」就只是一種政治藉口與修辭。
行政院長是否親自勘災，和中央防救災體系能否運作，本來就是兩件事。中央災害應變機制並不應該建立在「院長本人坐在什麼交通工具上」之上。如果行政院長人在台北，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仍然可以運作；如果行政院長人在災區，也不能取代消防、警政、水利、交通與地方政府的專業救援。真正成熟的政府，不應該把「首長有沒有到現場」和「政府有沒有能力救災」混成一件事、混為一談；同樣地，成熟的政府也不應該在首長沒有到現場之後，第一時間還把「沒錢所以不能去勘災」的責任推給國會刻意混淆視聽、愚弄百姓。災害治理最忌諱的，就是把行政問題政治化，把政治問題愚民化。
制度究竟出了什麼問題？預算不是績效，責任切割才是常態
如果行政院預算真的被刪了，下一個問題就是：治水預算真的有被刪除嗎？刪掉了多少？「行政院長的施政聯繫費遭刪」與「南部治水經費遭刪」，是完全不同層次的問題。如果治水預算沒有遭到實質刪減，那麼南部淹水之後，行政院把焦點集中在立法院刪除行政院長相關聯繫費，就更加難以解釋災情與預算之間的直接因果關係。
更何況，台灣過去十多年又不是沒有花錢治水。2014年至2026年間，台灣治水經費投入累計達逾1800億元；其中台南市約295億元、高雄約176億元。前瞻基礎建設計畫中的治水經費，截至2024年6月，台南市取得約150億元，高雄市也有逾72億元。數百億元甚至上千億元的公共資源投入之後，台灣人民真正想知道的問題從來不是「今年還要不要再編一筆錢」？而是「過去的這些錢到底花出去搞了什麼些結果？」。這才是台灣民主政治中最重要的治水經費與預算投入成效的大問題。
台灣公共政策長期存在一個容易被忽略的迷思：只要預算增加，政策就等於受到重視。其實完全不是如此。預算只是政府投入的第一階段。真正的政策鏈條應該是：預算 → 規劃 → 工程 → 執行 → 維護 → 防災能力 → 災害損失降低。如果只做到第一個箭頭，後面全部失靈，台灣人民看到的仍然是一場又一場的淹水。因此，當台灣南部再度發生重大淹水，真正該被攤在陽光下檢驗的，不只是今年的預算，而是台灣過去十多年累積下來的治水績效到底好不好，不是嗎？
抽水站夠不夠？滯洪池夠不夠？排水系統有沒有瓶頸？河川與區域排水是否相互銜接？都市開發是否增加地表逕流？下水道建設是否跟得上人口與開發？既有設施的維護與清淤是否到位？極端降雨強度是否已經超越原有設計標準？地方政府提出的工程，有多少完成？完成的工程，在實際的豪大雨中是否有效？這些問題才是台灣真正的「治水考卷」，而不是每次淹水後，再問一次「中央到底有沒有給錢？」。
台灣最大的治水問題，可能並不是沒給錢，而是不知道誰該去負責？治水從來不是單一政府機關的工作。中央政府有中央的責任，地方政府有地方的責任。水利署負責河川與中央水利政策，地方政府負責地方排水、都市治理與許多工程執行；都市計畫、道路建設、土地開發，又涉及不同層級政府。
因此，一場淹水發生後，最容易出現的就是「責任切割」。中央政府說「地方政府排水沒有做好」，地方政府說「中央預算給的不夠」，中央政府再說「我們已經補助很多」，地方政府再說「但是極端氣候超出設計標準」。最後台灣人民站在積水的家門口，只得到一句「這次雨真的太大」的官僚藉口。這就是台灣治水政治最令人疲憊的循環。每一個單位都有一部分的道理，最後卻沒有人要真正去負起淹水的責任，台灣老百姓也搞不清楚2014年至2026年間，台灣治水經費投入累計達逾1800億元，究竟這些錢都花到哪裡去了？為何台灣年年都還是災情不斷？
歷史、政治與社會脈絡如何形塑今日的局勢？
真正讓這場爭議升高的，是台灣南北之間的政治對照。2026年6月底台北內湖豪雨造成積淹水，民進黨上下對台北市政府的批評非常的強烈、甚至尖酸刻薄。民進黨從中央到地方批評台北市政府，核心的論述都很清楚：台灣人民有繳稅，台北市政府就必須負責；台北市長就必須說明；台北市的治水必須檢討；台北市的排水必須改善；台北市的清淤必須落實；台北市的應變必須提升。這套標準其實完全正確。問題只是：這套對台北市政府治水標準到了高雄市、台南市，還適用嗎？
如果台北淹水時，中央政府可以嚴詞要求台北市政府檢討；那麼台灣南部淹水時，行政院是不是也應該要求長期執政的高雄市、台南市政府提出完整的治水報告？如果台北市長蔣萬安必須接受嚴格究責，陳其邁、黃偉哲當然也應該接受台灣人民與行政院相同的檢驗標準。這不是針對誰。恰恰相反，這才是台灣民主政治最基本的公平。同樣的雨、同樣的水、同樣的災民，就應該使用同一把尺。不能因為台北市長是國民黨，就把淹水解讀成地方政府失職；到了高雄、台南，因為地方政府是民進黨，就突然改用「極端氣候」、「雨勢太大」、「預算遭刪」來胡亂解釋、刻意混淆視聽、愚弄百姓。這才是台灣人民真正反感的「政治雙標」。
2018年的823豪雨重創高雄市。那場豪雨後，淹水、道路坑洞、交通問題迅速成為政治議題，也成為當年高雄選舉的重要背景之一。韓國瑜後來走進災區、捲起褲管的畫面，之所以產生巨大政治效果，不能簡單理解成「因為高雄人民突然喜歡韓國瑜」。更深層的原因是：災難會讓台灣人民重新判斷到底誰才是真正站在自己的這一邊。平常的政治口號可以很複雜，經濟成長可以談GDP，建設可以談幾百億元，國防可以談千億元，兩岸可以談戰略。但災民泡在水裡時，所有政治語言都會瞬間失效。台灣人民只會問三件事：我的家什麼時候能回到過去？我家的道路什麼時候恢復原狀？下一場豪大雨來臨時，我家還會不會再淹水？這就是災害政治最殘酷的地方。台灣人民不會用政黨顏色去擦乾家裡的積水。
八年後的高雄，不應該再成為任何政黨的政治實驗場。今天高雄再度面對豪雨，柯志恩進入災區，當然有政治人物的選舉考量；任何選舉人物都不可能完全脫離政治。但這並不代表執政者就可以用「政治操作」四個字否定對方進入災區的行動。因為台灣人民最在乎的不是誰最早到，而是誰能真正解決問題？如果在野黨走到災區，執政黨會說對方在作秀；如果執政黨到災區，在野黨也會說對方搞宣傳；最後所有人都站在攝影機前，卻沒有人敢回答為什麼下一次豪大雨還是會再度淹水？那麼政治就真的只剩下表演。真正需要競爭的，應該是：誰提出更有效的治水方案？誰能把工程做得更快？誰能把預算花得更加有效？誰能建立更好的防災預警系統？誰能降低下一次自然災害的損失？治水可以是政治議題，但不能只是政治攻防。
極端氣候不是免責條款，而是治理能力的新考題。批評政府並不等於否認極端氣候。事實上，這正是所有治水討論必須保持理性的地方。現在的豪雨型態與過去不同，短時間、高強度降雨不斷挑戰既有排水系統。過去依據歷史雨量建立的防洪標準，可能已經不足以面對新的氣候條件。因此，沒有任何一個城市可以向人民保證「以後永遠不會淹水」。這種承諾本身就不科學。真正負責任的政府應該告訴人民：這個城市可以承受多少的雨量？超過多少的雨量就會出現積水？哪裡是高風險區？多少時間可以完成撤離？抽水系統可以處理多少水量？滯洪空間還有多少？下一個十年需要再投資什麼治水設施？這才叫做「氣候韌性治理」。如果每次淹水都只說「雨太大」，那麼政府其實根本沒有在認真回答問題。因為台灣人民真正想要問的是：既然你知道雨會越來越大，你到底有每有準備好不再淹水了嗎？
台灣政治真正需要被檢驗的，是「責任一致性」。這場治水爭議最後不應該只停留在「卓榮泰到底有沒有說謊？」的討論。因為政治評論如果只停留在抓一句話，最後仍然會陷入藍綠互罵。更重要的問題是：政府對災害的責任標準，能不能全國一致？如果地方政府要對淹水負責，那麼所有地方政府都該要負責。如果中央政府有責任要協助地方政府，那麼就不應因政黨而有所異。如果治水需要更多的預算，可以提出實際的證據。如果行政院的部分預算遭刪減，真的有影響到治水工程，就該召開記者會說明，把預算刪減前後的差異「說清楚」、「講明白」。如果治水工程已經完成，就公布治水預計成效。如果治水工程沒有完成，就要說明原因。如果治水設計標準已經過時，就必需重新發包設計。如果地方政府執行不力，就必須究責。這才是台灣人民所期待的「大有為」政府，而不是每逢災害，行政院長就先去找政治敵人卸責、刻意混淆視聽、愚弄百姓、政治雙標。
台灣真正危險的不是「政治化」，而是政府開始相信用「政治化」取代治理。民主社會當然會存在程度不一的政治攻防。立法院刪減預算、行政院批評立法院、地方政府要求中央政府加碼補助建設經費，全部都是民主政治的一部分。問題在於：當政治攻防成為行政責任的第一解釋時，行政治理就開始要退位了。行政院長如果說「因為立法院刪減預算，我沒錢所以不能去勘災」，接下來地方政府可能會說「因為中央沒有給足夠的錢，所以我就不能防災」，行政院再說「因為極端氣候，所以本來就可能會淹水」…最後所有人都可以找到一大堆的藉口。唯一沒有理由的，就是那些無辜淹水受災的災民。因為大水會淹進所有受災的家庭，它不會管你之前都把票投給了誰？
行政院長卓榮泰真正需要對付的，不是立法委員翁曉玲，而是那些無辜淹水受災的災民們。因此，卓榮泰真正應該回答的問題其實很簡單:第一，行政院究竟哪一筆預算遭到刪減？第二，刪減之後具體造成什麼行政功能無法執行？第三，這項經費與行政院長親赴災區究竟有何直接的關係？第四，中央防救災體系是否因此受到實質的影響？第五，台灣南部治水經費過去十多年投入多少？第六，這些錢完成了多少治水工程？第七，哪些治水工程已經證明治水效能不足？第八，下一階段行政院準備如何改善？這些問題如果都能用真實的數據回答，相關的爭議自然會下降。如果回答不了，台灣人民自然會合理懷疑：是不是又一次把預算攻防當成政治的擋箭牌？這也是民主政治最基本的道理：政府不用怕被質疑，政府怕的是只能靠政治口號回答質疑。
淹水會退，政治口水也會退，留下來的是政府做過什麼？
豪雨終究會停止，積水終究會退去，道路終究會恢復。但台灣災民家中的損失不會因為政治人物的口水而消失。也因此，這次爭議真正值得台灣社會記住的，不是「藍營說卓榮泰說謊」，也不是「綠營說立法院刪預算」。真正重要的是：預算不是免責牌，極端氣候也不是免死金牌，地方長期執政也不是完全免檢查的萬能通行證。
台北市淹水，蔣萬安必須面對。高雄淹水，陳其邁也必須面對。台南淹水，黃偉哲同樣必須面對。中央政府更不能因為部分地方政府是自己的執政版圖，就降低監督的標準。反過來說，在野黨也不能只在對手執政的城市淹水時要求究責，自己執政的縣市出問題就選擇性失明。這才是真正的「超越藍綠」。因為災難從來不分藍綠，雨水也不認得政黨，淹水更不會去看選票。真正需要被檢驗的是: 政府面對台灣人民苦難時，究竟選擇站到災民身邊，還是站到政治攻防的另一邊？
天災可以無情，政府不可因此就無感。豪雨可以沖垮道路，但不能沖垮所有的政治責任。預算可以被合理刪減，治理責任卻不能神不知鬼不覺就被遺忘。而一個成熟的民主政府，真正該做的從來不是證明「這次淹水是不是我的錯」，而是讓台灣人民相信：下一次豪大雨來臨之前，政府會一定做得比上一次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