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新聞/中部特派員鄒志中報導 202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日前終於三讀。從行政院送案到立法院三讀過關，整整耗時351天；原列歲出預算約3兆350億元，最後刪減480億元。更值得注意的是，攸關國防與產業發展的無人機相關預算約634億元並未被一刀切掉，關鍵的無人載具產業發展計畫也獲得支持。換句話說，這場長達近一年的預算戰，最後並不是「國防預算被刪光」、「政府被癱瘓」，而是在高度政治對立中，仍然找到了一條可以讓國家機器重新運轉的窄路。
問題也因此更加尖銳：如果最後還是要通過總預算，為什麼一定要耗掉351天？
這不是替行政院卸責，也不是替立法院多數護航。台灣民主政治本來就需要制衡。行政院提出預算，立法院審查、刪減、凍結，原本就是憲政制度的一部分。在野黨監督政府，更不可能被簡化成「阻礙國政」。同樣地，行政部門也不能因為立法院通過自己不喜歡的法案，就把國會多數的決定一概視為不負責任。
真正危險的是，當制衡變成報復，協商變成算帳，預算就不再是國家財政工具，而成了政黨戰爭的武器。351天最值得台灣反省的，並不是究竟藍營贏了多少、綠營輸了多少，而是台灣民主政治為什麼已經失去了一項最基本的能力：在不同意的情況下，仍然可以一起把事情做完。這才是2026年度總預算留給台灣最大的政治考題。
為什麼會發生？從選民選擇到互信崩解
要回答「為什麼會發生」，不能只從單一政黨的策略出發，而必須回到2024年總統與立委選舉的結果本身。賴清德當選總統，民進黨卻未能在立法院單獨過半。這不是政治事故，而是台灣選民明確的選擇：他們把行政權交給一個人，把立法權交給另一個多數。換言之，台灣人民要的不是「一人說了算」，而是「彼此必須要談好」。
然而，雙首長制與國會多數不同步的政治現實，並沒有被朝野真正內化。執政黨容易把國會多數視為「阻礙」，在野黨則容易把行政院視為「敵人」。於是，原本應該透過制度解決的差異，迅速轉化為人格化與情緒化的對抗。總預算審查變成政治清算的場域，行政立法之間的每一次互動都充滿「不能讓對方贏」的零和邏輯。
更深一層看，這場僵局並非突然爆發。它累積自近年來朝野互動的惡性循環：你先搞杯葛，所以我反制；你先不副署，所以我刪預算；你先刪預算，所以我拒絕協商；你再來反制，我就再加碼。最後沒有人記得最初究竟為了什麼，只剩下情緒與報復。韓國瑜在預算通過後說「何謂因、何謂果」各方說法太多，不予評價，並呼籲朝野各退一步。這句話之所以重要，正因為它點出了民主政治最怕的陷阱——每一方都只承認對方是「因」，自己永遠只是「果」。
當政治陷入互相追究因果的死循環時，真正需要的不是再找一個罪人，而是有人願意先停止追殺。而在台灣民主政治整個憲政體系中，最有能力把不同權力中心重新拉回談判桌的人，正是總統。
總預算究竟出了什麼問題？
2026年度總預算戰最值得深入討論的，其實不是刪了480億元這個數字本身，而是行政與立法兩權之間的邊界究竟該如何劃定。
從財劃法到軍人待遇條例、警察人員人事條例等爭議，都涉及同一個核心問題：當立法院通過法律之後，行政院究竟可以做到什麼程度？行政院若認為立法院通過的法律違憲，當然可以尋求憲政救濟；行政部門也不可能完全失去法律判斷能力。但問題在於，憲政爭議應該透過制度解決，而不是讓「不執行」本身成為政治談判工具。同樣的道理也適用於立法院。國會多數固然擁有預算審查權，但如果利用多數優勢，把行政院的正常施政經費大量凍結，甚至針對特定官員做出高度象徵性的處置，那也會讓國會監督失去制度正當性。
以凍結行政院長特定月份薪資為例，政治訊號非常強烈。它可能有法律與預算上的理由，但問題是：國會監督究竟是要讓行政院依法行政，還是要讓行政院長難堪？兩者的界線不能模糊。民主政治真正需要的是制度性制衡，而不是人格性羞辱。
再看國安議題。台灣當然必須防範中國大陸的政治影響、認知作戰、統戰與境外干預。這不是假議題。台灣身處高風險地緣政治環境，政府不可能假裝沒有國安威脅。問題在於，國安不能變成一張可以無限延伸的政治支票。當政府提出「中共介選」的名指控時，台灣社會自然會追問：證據在哪裡？是情報？是司法案件？是金流？是具體人員？是境外組織？還是媒體報導？這些都必須區分。因為一旦總統公開提出重大國安指控，政府就不能只要求人民「相信政府」。民主制度要求的是：越嚴重的指控，越需要可驗證的證據。否則「國安」就可能從保護台灣民主政治的工具，變成選舉操縱與動員的語言。
台東縣長饒慶鈴以預錄影片參與海峽論壇的爭議，更凸顯這個問題。如果政府最後認定其內容只是禮貌問候與農產品推廣，沒有涉及政治議題，因此不予處分，那麼最初「任何形式都不得參加」的強硬宣示，就必須重新檢討。這不是說地方首長參與兩岸活動完全不需要規範，而是：行政命令可以提醒，但不能取代法律。如果法律處罰的構成要件是「政治性」、「特定行為」或其他明確條件，那麼政府就必須依照法律判斷，而不能先用政治標籤定罪，再回頭尋找法律依據。否則最後就會形成一個非常不健康的行政邏輯：「我先說你有問題，然後再調查你到底有沒有違法。」這就是寒蟬效應的來源。地方首長未來可能不敢參加任何兩岸活動，地方政府不敢談兩岸農產，城市交流不敢碰，學校不敢交流，企業不敢兩岸互動。最後政府可能成功降低了「政治風險」，卻同時降低了台灣社會與對岸正常接觸的能力。
歷史、政治與社會脈絡如何形塑今日的局勢？
要理解台灣今日的僵局，必須把時間軸拉長。台灣的憲政體制在1990年代經過多次修憲，逐漸形成「總統直選＋行政院長對立法院負責」的雙首長特徵。這個設計原本期待的是權力制衡與協商文化，但在實務上，每當總統與國會多數分屬不同政黨時，就容易陷入激烈對抗。2000年、2008年、2016年與2024年，台灣都曾經歷類似的「分裂政府」局面，但近年來的對立強度更是明顯升高。
原因不只在制度，更在於台灣政治文化的改變。藍綠雙方都逐漸把自己定位為「民主的保衛者」，把對方定位為「台灣民主的威脅」。執政黨認為在野黨正在癱瘓國家；在野黨認為執政黨正在掏空台灣。雙方都認為自己才是唯一正當的一方，最後誰都不必負責。這種心態，讓原本可以透過制度解決的觀點差異，迅速轉化為存在性的政治衝突。
外部因素也加深了台灣內部裂痕。中國大陸的軍事壓力、經濟脅迫與認知作戰，確實讓台灣社會對安全議題高度敏感。然而，當「抗中」成為唯一的政治正確時，台灣內部的分歧就更容易被簡化為「親中」與「反中」的二元對立。國防預算可以成為朝野共識的基礎（無人機預算最終完整通過就是證明），但互信的缺乏，卻讓原本可以合作的議題，也變成互相猜忌的戰場。朝野不是沒有國防共識，而是沒有足夠的政治互信。真正爭議的，往往是錢怎麼花、誰來採購、企業怎麼選、是否存在利益輸送，以及行政權是否有足夠透明度。這些問題不是「愛國」與「賣台」可以解決的，而需要制度信任，而制度信任來自透明。
媒體生態同樣扮演了關鍵角色。當台灣媒體每天只挑中國大陸最極端的言論，中國大陸媒體每天只挑台灣最激進的言論，雙方就會不斷互相證明：「你看，他們果然恨我們。」然後下一天，再用新的極端案例證明昨天的判斷。這就是典型的資訊回音室。它最後會產生一種比軍事衝突更難處理的東西：心理敵國化。一旦台灣人民在心理上已經把中國大陸全部都視為敵人，任何交流都會被解釋成投降，任何善意都會被解釋成統戰，任何讓步都會被解釋成賣台。到了這一步，政府再談和平，就只剩口號。
《經濟學人》近期的相關評論，其實也指向同一個結構性問題。文章的核心不是單純「罵誰」，而是對台灣朝野政治失能的警告。若藍營把文章完全解讀成「賴清德固執」，是讀偏了；若綠營把文章解讀成「全部都是國民黨的錯」，同樣也是讀偏了。真正應該讀懂的，是國際觀察者對台灣整體政治階級的提醒：當執政黨與在野黨都認為自己才是台灣民主的唯一捍衛者時，誰都不必去負責，這才是台灣最危險的地方。
兩岸最需要的，其實是「正常人」
把視野再拉遠一點，兩岸現在最缺少的，不是政治評論員，不是軍事專家，不是統戰專家，也不是每天告訴大家「對方多麼可怕」的人。兩岸最缺少的是正常人。正常地吃飯、正常地工作、正常地養孩子、正常地照顧父母、正常地討論房價、正常地擔心薪水、正常地關心退休、正常地使用AI、正常地買電動車、正常地討論教育。這些事情看起來與兩岸關係毫無關係，其實恰恰是兩岸關係最重要的底層。
因為兩岸隔海分治70多年，真正逐漸拉遠的，不只是政治立場，而是生活經驗。台灣人看到中國大陸，常常先看到軍機、軍演、圍台、統戰與滲透；中國大陸民眾看到台灣，也經常先看到台獨、倚美謀獨、分裂國家。當兩邊每天都只看見對方最極端的一面，最後就會產生一個非常荒謬的結果：雙方都以為對方的十四億或兩千三百萬人，全都支持自己最極端的政治立場。但真實世界並不是這樣。
台灣2300多萬人不是一個政治標籤。支持民進黨的人，不等於每個人都支持法理台獨；認同台灣的人，不等於否定中華文化；反對急統的人，也不等於仇視中國大陸；支持兩岸交流的人，也不等於支持北京的政治制度。同樣地，中國大陸14億人口也不是一個「中共」標籤。中國大陸有工程師、醫師、教師、農民、學生、企業家、父母、退休老人。有人關心股市，有人關心房價，有人關心孩子考大學，有人關心人工智慧，有人關心電動車，有人只是想把自己的日子過好。如果台灣媒體只用解放軍、國台辦、統戰部去理解中國大陸，台灣看到的中國就不完整；如果大陸媒體也只用台獨、分裂、倚美謀獨來理解台灣，中國大陸看到的台灣同樣不完整。真正危險的不是兩岸的意見不同，而是我們已經不知道對方為什麼會這樣想？
「說好話」不是歌功頌德，而是把對方當人。批評政治，但不要醜化人民。中國大陸有軍事威脅，台灣當然應該報導；中國大陸有治理問題，台灣媒體也應該揭露。但如果中國大陸的高鐵發展得很好，就應該大方承認；大陸人工智慧應用產業進步，就應該報導；中國電動車與新能源產業具有競爭力，也應該分析報導；大陸無人機產業快速成長，也應該研究追趕。這不是替中國大陸宣傳，這叫做新聞。同樣地，大陸媒體也應該讓自己的讀者知道：台灣的民主制度為什麼形成？台灣人為什麼珍惜選票？台灣醫療體系有哪些值得肯定之處？台灣的公益與社區力量為何如此發達？台灣年輕人為什麼對中國大陸為何既好奇又疑慮？如果這些問題都被一句「台獨」解釋掉，中國大陸看到的台灣，也只會是一個被政治濾鏡加工過的台灣。
如果一個大陸平台願意刊登台灣讀者來信，談摩托車、電瓶車、工作、家庭與生活，這種事情表面看起來非常小，但它的價值恰恰就在「小」。兩岸關係不可能每天都從「統一還是獨立」開始，因為大多數人的生活根本不是從這裡開始。一個台灣年輕人每天早上起床，首先想的可能是房租多少？今天要不要加班？AI會不會取代工作？孩子學費怎麼辦？父母身體好不好；一個中國大陸年輕人同樣可能想工作好不好找？房子值不值得買？孩子教育怎麼辦？收入能不能增加？退休怎麼辦。如果兩邊媒體可以從這些問題開始先理解彼此，就會發現：兩岸最大的共同點，其實比政治人物每天喊的口號更多。
賴清德真正需要做的，是把「抗中」與「治理」重新分開
賴清德面對中國大陸的安全壓力，不能軟弱。這一點沒有必要迴避。台灣需要國防，需要反滲透，需要國安，需要提升韌性，也需要國際合作。但問題是：台灣的國安政策越強，法律程序反而越要嚴謹；國家安全越重要，台灣的民主制衡越不能被削弱。這才是民主國家與威權體制最大的不同。中國大陸如果以國家安全為由限制人民，台灣不能因此認為「我們也可以」。台灣真正要證明的是：即使面對國家安全的威脅，台灣仍然可以守住法律、程序與人權。這才是台灣民主真正的戰略資產。
台灣2027年度總預算已經在路上，下一場戰爭不應該再複製。2026年度總預算通過，不代表危機就此結束。台灣更大、更多的國防預算也已經成為政治現實。這意味著下一輪朝野衝突可能更大。因為未來幾年，台灣必須同時面對國防支出增加、能源轉型、AI產業投資、人口老化、長照、健保、社會住宅、財政結構、地方財政與兩岸風險。這些全部都需要錢，而所有錢最後都來自台灣人民。如果政府與國會繼續把每一次預算審查都變成政治決鬥，台灣根本沒有能力面對真正的戰略挑戰。
政治人物常常誤以為「強硬」等於「有力量」。其實不然。真正有力量的領導者，敢於承認自己也需要對方。總統需要立法院，行政院需要國會，執政黨需要在野黨。台灣需要國防，也需要社會信任，而國家需要兩岸維持可控。所以，賴政府如果真的希望終結政治對立，第一個應該做的，不是再要求在野黨「理性」，而是自己先做出一個姿態：我可以堅持政策，但我願意聽。可以重新啟動跨黨派國政協商，可以針對國防、能源、財政與兩岸建立固定溝通機制，可以讓總統府、行政院與立法院建立制度化協商，而不是每次都等到衝突爆炸後才談。也可以要求民進黨立委少一點標籤化攻擊。更重要的是，總統本人必須降低政黨主席式的語言。因為當總統與黨主席兩個身分重疊時，最容易發生的問題，就是總統看到的是國家，黨主席看到的是選票。而台灣現在真正需要的，恰恰是一個更像國家元首的賴主席。
朝野和解，不是「藍白向綠低頭」
因此，「朝野和解」四個字不能被理解成任何一方投降。它真正的意思是：把政治競爭放回制度裡。在野黨繼續監督，政府繼續施政，國會繼續審預算，司法繼續審查憲政爭議，媒體繼續批評政府，人民繼續投票。但是大家同時承認一件事：輸掉一場表決，不等於輸掉整個國家；贏得一場表決，也不代表就可以為所欲為。這才是台灣真正的民主政治。
351天，應該成為最後一次警告。2026年度總預算終於通過。此時最需要做的，不是慶祝，也不是算帳，而是問：2027年度，我們能不能不要再花351天？答案如果是否定的，那麼這次預算過關只是一場暫時停火。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就必須從今天開始改變政治文化。韓國瑜呼籲朝野不再追問「誰是因、誰是果」，其實已經替朝野留了一個台階。賴總統若真的希望終結政治對立，就更應該主動走下那個台階。不是因為總統錯了，而是因為總統要負的責任，本來就比政黨更大。
台灣需要的不是更多敵人，而是更多敢說真話以及願意聽真話的台灣人。兩岸關係也是如此。台灣不能因為中國大陸有軍事威脅，就否定所有中國大陸的人民；也不能因為台灣存在政治的分歧，就把所有的台灣人貼上「台獨」或「親中」的標籤。台灣可以堅定自己的民主，中國大陸可以堅持自己的立場，兩岸可以繼續存在巨大的政治分歧。但至少應該保留一個最基本的空間：彼此說話。說真話，求了解，尋求互信。這不是軟弱，恰恰是最困難、也最需要勇氣的政治。
真正的兩岸和平與維持現狀，從停止把對方當作敵人開始
台灣今天真正面臨的危機，不只是中國大陸，也不只是民進黨，更不只是國民黨。真正的危機，是整個政治體系逐漸失去了「不同意，但仍然可以共存」的能力。總預算拖351天，是這個問題；憲政衝突，是這個問題；國會與行政院互不信任，是這個問題；國安議題被政黨化，是這個問題；兩岸媒體互相只報導對方最壞的一面，同樣是這個問題。
所以，台灣2026年度總預算三讀，不應只是下一場政治戰爭開始前的短暫休息。它應該是一個轉折點。賴總統如果真的要終結朝野政治對立，就必須先從總統自己開始做起。不是要求在野黨閉嘴，也不是要求媒體少批評，不是要求台灣人民通通接受賴政府的說法，而是：讓行政院願意談，讓立法院願意談，讓朝野政黨願意談，讓地方政府有依法治理的空間，也讓兩岸社會重新擁有正常交流的可能。
因為朝野和解，從來不是誰向誰投降，而是執政者願不願意承認：台灣民主的本質，不是讓自己永遠贏，而是即使自己不能贏，也願意讓制度繼續運作。至於兩岸和平，也不是誰向誰低頭，而是接受即使彼此政治立場不同，仍願意把對方當成一個真實的人、一個真實的社會，而不是一個等待被消滅的敵人。
351天已經耗時太久。台灣沒有本錢再等待下一個351天。更沒有本錢讓兩岸人民，在彼此越來越不了解的情況下，繼續走向彼此越來越敵視的未來。這才是2026年度台灣年度總預算過關之後，賴總統與所有朝野政治人物真正應該回答的問題：台灣究竟是只想要贏得下一場選舉的「一黨專政」，還是要保有一個可以讓不同意見繼續溝通互動並存「不同意，但仍然可以共存」的民主台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