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報新聞/張恭銘
我認識一個拍電影的人。
不是那種在頒獎典禮上,穿著剪裁合度的西裝,從容地走上台,接過獎座,然後說「我要感謝我的父母、我的經紀人、還有這個角色帶給我的一切」的那種。那種是劇本的延伸,是鏡頭底下的另一個角色。我說的那個,是會在三更半夜打電話給我,用一種極其困惑的語氣,彷彿發現了什麼宇宙奧秘似地問我:「妳說,為什麼劇本裡接吻之前,男女主角一定要先對看三秒?現實生活中誰會這樣?我親我女朋友之前,都是她正在吃洋芋片的時候啊。」
他叫阿晉,三十四歲,電影男演員。我必須很負責任地說,他有一張被上帝親吻過的臉,和一雙很會說話的眼睛。但這些都沒有辦法阻止他對於這個世界、對於他正在從事的這份職業,產生一種近乎哲學式的、又無比真實的困惑。
我們見面的時間,通常都在很奇怪的時間點。比如凌晨四點,他剛拍完一場夜戲,妝還沒有卸乾淨,眼角還殘留著一點點血漿的痕跡,他就跑來我家按門鈴,說肚子餓了,想吃泡麵。
這天凌晨,他坐在我家餐桌前,看著碗裡的熱氣裊裊升起,那張在銀幕上看起來完美無瑕的臉,此刻顯得有些疲憊,像一張被揉過又攤開的描圖紙,皺皺的,卻反而有種真實的質地。
「今天導演跟我說,我剛才那場痛哭的戲,情緒很滿,很好,但是——」他停頓了一下,學著導演的口吻,「但是,眼淚流下來的時候,可不可以盡量流左邊那隻眼睛?因為右邊的臉是特寫,光打在那邊,眼淚流下來會有反光,很漂亮。」
我放下筷子。
「流左邊那隻眼睛?」
「對,流左邊。哪一隻眼睛先流,流幾滴,從眼頭的哪個位置出發,流下來的速度要多快,在哪裡停頓,什麼時候滑到下巴,掉下去。」他像背誦產品規格說明書一樣,毫無感情地陳述。「這不是演戲,這是一個需要精準控制淚腺的工程。我在那裡,不是一個人,是一個會動的、會反光的、需要被精確校準的光學元件。」
我忍不住笑了出來。是那種聽完一個很不好笑的笑話之後,因為太過荒謬而忍不住的笑。阿晉也笑了,他的笑聲悶悶的,像從很深的井裡傳上來。
「那怎麼辦?」我問。
「我跟他說,導演,我盡量。但我內心的悲傷,它沒有左右之分。我的眼淚它不知道什麼叫做走位。」他吸了一口麵,「結果他說,阿晉,你要學著控制你的情感,讓它為藝術服務。情感是材料,不是主人。」
情感是材料,不是主人。
這句話從一個凌晨四點吃泡麵的男人嘴裡被轉述出來,聽起來格外地虛無,又格外地淒涼。
這就是阿晉的日常。他的工作場域在鎂光燈下、在攝影機前,在數百人的注目之中,但他的困擾,卻常常來自於一種對於「真實」的困惑。
上個月,他去試一部古裝片的鏡。試鏡的片段是一場生死訣別的戲,他要對著垂死的女主角說出一大段關於江山、關於承諾、關於來生再見的台詞。他把那段戲準備了很久,對著鏡子練習,揣摩那種失去至愛的痛苦。
試鏡那天,他演完了,導演沈默了一陣子,然後說了一句讓他終生難忘的話。
「阿晉,你演得很好,感情很真摯。但是,你可不可以不要那麼難過?就是說,你是王爺,你是要繼承大統的人,你的悲傷要有格局。格局你懂嗎?就是,你難過歸難過,但你的眼神還是要有鬥志,嘴角還是要微微上揚,展現出一種王者的氣度。你要讓觀眾感受到的不是『他好可憐』,而是『他好可憐可是好帥』。」
「他好可憐可是好帥。」
他把這句話原封不動地帶了回來,當成那一週最大的困惑。
「到底什麼是『他好可憐可是好帥』的悲傷?」他問我,表情認真得像在解一道高等微積分。「悲傷就是悲傷啊。我阿嬤過世的時候,我哭到鼻涕都流出來,整張臉皺成一團,那才是悲傷。但那個導演不要那個。他要一種,經過設計的、有美感的、符合黃金比例構圖的悲傷。他要我傳遞的不是情緒,是一個畫面。」
我沒有辦法回答他。我突然覺得,他的工作,好像是在一個巨大的、華美的虛構世界裡,努力地尋找一點點真實的殘渣。而那些引導他、指揮他的人,卻要他用最精湛的技藝,把那些真實的殘渣,塑造成一個更完美的虛構。
我問他,那美麗的部分呢?這份工作的美麗在哪裡?
他停下了吃麵的動作,想了很久。然後他抬起頭,那雙因為熬夜而有些泛紅的眼睛,忽然亮了起來。
「上個月,我們去一個山區的小鎮拍外景。那天非常冷,山上大概只有三四度。我們拍了一整天,所有人都很累了。最後一場戲,是男女主角在分別多年以後,在一個日式的老車站重逢。沒有台詞,就只是一個人從火車上下來,另一個人站在月台上等他。兩個人遠遠地看見彼此,然後慢慢地走近,最後站在對方面前,看著對方。」
他的聲音變得很輕,像在描述一個隨時會醒來的美夢。
「拍那場戲的時候,是傍晚。山裡的夕陽是橘紅色的,把整個車站都照得暖洋洋的。火車的蒸汽瀰漫在月台上,空氣裡有煤煙和檜木的味道。對戲的女演員站在月台的那一頭,我站在這一頭。導演喊了Action,攝影機開始轉。就在那個瞬間,一陣風吹過來,把她的頭髮吹亂了,她下意識地伸手去撥,然後抬起頭,看向我。」
他停頓了一下。
「那個眼神,不是演的。」
他看著我,非常篤定地說。
「在那個瞬間,沒有導演,沒有攝影機,沒有劇本上寫的『男女主角視線交會,時光彷彿倒流』。只有一個女人,一個男人,和一個老車站。我們看著彼此,我忽然覺得,我好像真的失去過這個人,好像真的在數十年的分離之後,再一次與她重逢。我的眼眶溼了,是那種完全不受控制的溼,不是設計好的左眼先流還是右眼先流,就是,滿出來的感覺。」
我靜靜地聽著,不敢出聲。
「導演喊了卡。現場很安靜。過了很久,才有人開始鼓掌。導演走過來,拍拍我的肩膀,說:『這個鏡頭,會留在電影史上。』但你知道嗎?我一點都不在乎會不會留在電影史上。我在乎的是,在那三秒鐘裡面,我感覺自己,是真實的。那種真實,比現實生活還要真實。它像一道閃電,劈開了所有虛假的、設計好的、計算過的東西,然後在那個裂縫裡,我看見了一點點,關於表演、關於生命、關於人與人之間連結的,最純粹的光芒。」
我被他的描述震住了。我好像也站在了那個飄著煤煙的山間月台,看見了那一道閃電。
「那種美麗,是很折磨人的。」他低下頭,看著碗裡已經涼掉的泡麵。「因為你知道,那只有三秒。三秒之後,你就會回到現實。你要繼續面對『左眼先流』的要求,繼續揣摩『好可憐可是好帥』的悲傷,繼續在凌晨四點卸不掉臉上的血漿。那種美麗像是一個提醒,提醒你,你曾經碰觸過那樣的真實,而大部分的時間裡,你都在遠離它。」
我終於明白,阿晉的哀愁,不是來自於工作的勞累。那些熬夜、那些漫長的等待、那些反覆的NG、那些不合理的檔期安排,對他來說,都是可以忍受的。
真正的哀愁,是來自於一種恆久的飢餓。
是一種對於「真實」的飢餓。
他身處在一個專門生產虛構、販賣虛構、甚至將虛構打磨得比真實還要光滑美麗的產業裡,但他最渴望的,卻是在這個巨大的虛構迷宮中,找到哪怕只有一瞬間的真實撞擊。他用他全部的天賦、情感與血肉,去餵養那些虛構的角色,讓它們變得立體、變得有說服力、變得能夠走進觀眾的心裡。而那些角色,卻反過來吞噬他,讓他分不清楚,什麼時候該是阿晉,什麼時候該是角色。
「有一次,我在便利商店買東西,一個店員盯著我看了很久,然後說:『你是不是那個,在電影裡被車撞死的那個人?』我說對,是我。然後他非常開心地說:『你真的死了嗎?你看起來氣色很好耶。』我不知道該怎麼回答。我總不能說,對不起,讓你失望了,我沒有死透。」
他笑了,我也笑了。那種笑,是對於這份荒謬,最深沉的投降。
「還有人問過我,為什麼我在電影裡殺人都不會被抓去關。我跟她解釋了很久,說那是劇本寫的,是假的,是番茄醬。她聽完,半信半疑地看著我,說:『所以你真的沒有殺人?』我說沒有。她看起來有點失望。那一瞬間,我覺得我好像對不起她的期待。」
我想到張曼娟老師筆下那種對於世情的通透與溫柔。在阿晉的這些故事裡,我看到的是一種雙重的困境。他既要滿足創作者對於藝術的偏執要求,又要回應觀眾對於虛構與現實的混淆與好奇。他活在一個既極度虛幻、又極度寫實的夾縫裡,左右為難。
「所以,」我最後問他,「這就是電影男演員的美麗與哀愁嗎?」
他點點頭,把那碗涼掉的泡麵,推到一邊。
「差不多吧。美麗,是在那三秒鐘裡面,你遇見了比真實還要真實的東西,那種光芒,會支撐你走過很久很久的路。而哀愁,是在那三秒之後,你必須回到化妝間,讓化妝師幫你補上左眼下方,那一道經過精密設計的、好看的眼淚痕跡。」
他站起來,伸了個懶腰。窗外,天色已經濛濛亮了,清晨的第一道光,照在他疲憊但依然好看的側臉上。
「對了,」他在玄關穿鞋的時候,忽然轉頭對我說,「導演最後決定,那場生死訣別的戲,還是讓我右眼先流淚。他說這樣光打進來的時候,折射的角度比較完美。」
他笑了笑,那笑容裡,有一種見山又是山的瞭然。
「我想,這就是我的人生吧。在別人的故事裡,流自己真實的眼淚,然後,還得注意折射的角度。」
他揮揮手,走進了晨曦裡。我想,這個世界上,或許就是需要這些能夠在左眼與右眼之間、在虛構與真實之間、在番茄醬與血淚之間,精準地活著的人,我們才能夠在黑暗中,看見那些閃閃發光的故事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