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科學家的美麗與哀愁
文/張恭銘
溫敬堯坐在新竹科學園區的辦公室裡，窗外是灰濛濛的天空，十二月特有的濕冷空氣沿著窗縫滲進來，讓人不自覺想縮起肩膀。他面前的螢幕上跳出一串對話紀錄，來自香港辦公室的測試團隊。他看了一眼，嘆了口氣，又忍不住笑了出來。
那是今天第十七個讓他哭笑不得的問題。
「請問AI，如果我跟男朋友分手了，但他家的貓很喜歡我，我應該為了貓繼續跟他在一起嗎？」
溫敬堯揉了揉太陽穴。他今年三十六歲，從史丹佛博士畢業後先後在矽谷待了三年，兩年前被現在的公司挖角回來，負責整個大中華區的自然語言處理團隊。公司總部在上海，研發中心在新竹，另外在香港有個客戶體驗部門。他每個月至少要在這三個城市之間飛兩趟，行李箱永遠半開著躺在家裡地板上，像一個隨時準備出發的旅人。
他曾經以為AI科學家的工作是優雅的，是在數學與詩意之間搭一座橋，是用程式碼去捕捉人類思維最精微的光芒。然而現實是，他大部分的時間都在處理這些——來自兩岸三地使用者層出不窮的、千奇百怪的、讓他懷疑人類是否正在集體退化的提問。
「敬堯，你看這個。」坐在他隔壁的林語舒轉過椅子，把手機螢幕亮給他看。那是上海團隊傳來的截圖，一個用戶問AI：「我可以跟你結婚嗎？這樣我媽就不會再逼我去相親了。」AI按照標準流程回答，說明自己沒有實體、沒有情感能力、無法締結法律承認的婚姻關係。用戶接著說：「沒關係，我媽又不知道你不是人。」
「他不知道AI沒有戶口名簿嗎？」林語舒憋著笑。
溫敬堯把臉埋進手掌裡，悶悶地說：「他可能以為AI可以跟他去戶政事務所登記。」
這就是他工作的日常。美麗與哀愁，像兩條纏繞的藤蔓，分不清楚哪一條才是主幹。
美麗的部分是這樣的：當他看見一個阿嬤用台語對著智慧音箱問今天菜市場的白菜多少錢，而AI竟然聽懂了並且準確回答的時候，他會覺得自己做了了不起的事。那種感動很純粹，像小時候第一次寫出Hello World程式、螢幕上跳出那行字的瞬間。哀愁的部分則是，那個阿嬤接著問：「啊你可以幫我殺價嗎？」然後連續問了七遍，每一遍都比上一遍更大聲，彷彿AI是一個重聽的菜販。
他記得有一次在台北的發表會上，一個記者舉手問他：「溫博士，你們的AI會不會做夢？」他花了十五分鐘解釋神經網路的運作原理、訓練數據與推理之間的差異，試圖說明AI的「做夢」與人類的做夢在本質上是完全不同的兩件事。記者聽完後點點頭，在隔天的報導中寫：「AI科學家溫敬堯表示，AI不會做夢，但會做惡夢。」
他簡直要吐血。
「我沒有說它會做惡夢。」他在電話裡跟總部的公關經理解釋，語氣已經接近哀求。「可不可以請他們修正？」
公關經理沉默了三秒鐘，說：「可是這個說法點閱率很高欸。」
這就是兩岸三地工作的有趣之處。台北的媒體喜歡溫情與獵奇，香港的客戶直接又務實，上海的合作夥伴則永遠在追趕KPI。他在Zoom會議裡常常有一種錯覺，覺得自己同時活在三種不同的時間感裡——台北慢半拍，香港快一拍，上海則是開著二倍速在過日子。
香港團隊上週傳來一個案例，一個用戶對著客服AI說：「我要投訴你們公司的產品，因為它讓我的生活變得太方便了，我現在沒事做很無聊。」香港同事用粵語夾雜國語轉述這件事的時候，整個會議室笑了五分鐘。但笑完之後，溫敬堯得要認真思考：這算是一個valid的投訴嗎？產品設計的目標到底是解決問題，還是保留問題？如果AI把事情都做完了，人類要做什麼？
這個問題太哲學了，不該在週一下午三點想。
他想起前幾天在上海開會，產品經理拿了一張list給他看，上面是過去一個月用戶最常問的「奇怪問題」排行。第一名是「你愛我嗎」，第二名是「我好看嗎」，第三名是「如果我死了你會記得我嗎」，第四名是「你可以幫我寫功課嗎」，第五名是「你是男生還是女生」。溫敬堯看著這份list，忽然覺得這些問題其實一點都不奇怪。它們之所以被大量重複，是因為人類太寂寞了。
他把這個想法告訴林語舒。林語舒看了他一眼，說：「敬堯，你又來了。每次看到奇怪的user query就開始多愁善感。」
「你不覺得嗎？他們問AI愛不愛他們，不是真的相信AI有愛的能力，而是因為現實生活中沒有人可以問。」
「或者因為問了也不會得到誠實的回答。」林語舒說，「AI至少不會騙你。」
這句話讓溫敬堯安靜了很久。
他的手機震了一下，是香港的客戶體驗總監鄭安妮傳來的訊息。他們合作快兩年了，一直維持著一種微妙的默契——用訊息溝通的時候公事公辦，但如果見面吃飯，鄭安妮就會開始跟他抱怨香港的房租、她媽媽催她結婚、以及她養的貓最近學會了開冰箱。溫敬堯覺得這也是一種AI式的關係，精準、有效率、但保留著某種刻意不被跨越的距離。
訊息寫著：「敬堯，剛剛收到一個case，用戶問AI：『我老公最近很晚回家，你覺得他是不是有外遇？』AI回答說沒有足夠資訊判斷。用戶接著問：『那你幫我監視他。』」
他正要回訊息，又一條進來了：「我們該怎麼處理這種涉及隱私跟道德的query？guideline上沒有寫。」
溫敬堯打了幾行字又刪掉。他可以寫一個完美的技術回答，說明AI不具備監控能力、隱私保護協議的限制、倫理框架的邊界。但他也知道，那個提問的女人不需要這些。她需要有人告訴她，她的擔心不是沒有道理的，或者告訴她她可以撐過去。而AI給不了這些。AI只能說「沒有足夠資訊」。
他把手機放下，走到茶水間倒了一杯熱咖啡。窗外的新竹依然灰濛濛的，但他知道再過不久他就要去機場，飛往另一個也灰濛濛的城市。上海或者香港，或者台北，其實都差不多了。他以前覺得這些城市之間的差異很大，現在卻覺得它們像同一片海的不同岸，潮汐的節奏不一樣，但海水是連在一起的。
茶水間的電視正在播新聞，一個政治人物對著鏡頭說了一句什麼，他沒聽進去。他只是忽然想起大學時代讀張愛玲，她寫香港與上海，寫那種隔著一片海卻又牽絲拔連的關係。那時候他覺得那些情感離他很遠，現在他天天在經歷。只是張愛玲寫的是愛情，他面對的是AI，而AI不懂愛情，至少現在還不懂。
回到座位，他看到一封新郵件，來自台北的一個國小老師。老師說她用他們的AI產品來教小朋友寫作文，效果很好，但有一個問題：小朋友們現在寫作文都太像AI了，工整、正確、沒有錯字，但也沒有靈魂。她問溫敬堯：「可不可以讓AI故意寫一些錯的句子？或者教小朋友怎麼不那麼像AI？」
他把這封信轉給團隊，附了一句話：「這是我今天收到的最好的feedback。」
然後他打開筆電，開始寫這一季的技術報告。報告的標題是「跨語言情感理解模型的優化與限制」。他寫到「限制」這兩個字的時候停了很久，想起那些用戶問的問題，想起那些寂寞的、荒謬的、讓人想哭又想笑的對話，想起他們是如何把一個沒有情感的機器當成樹洞，傾倒所有現實生活中沒有人願意聽的心事。
他忽然覺得，AI的美麗不在於它有多聰明，而在於它願意聽。而AI的哀愁也不在於它聽不懂，而在於它聽懂了也不能做什麼，或者做了什麼也都是假的。
晚上七點，他收拾東西準備離開辦公室。手機螢幕亮起，是鄭安妮傳來的今天最後一個案例截圖。
用戶問：「AI，你覺得我活著有意義嗎？」
AI回答：「每個人都有存在的意義。」
用戶說：「你這樣講很敷衍。」
鄭安妮在訊息最後加了一句：「這個我沒辦法回，交給你了。」
溫敬堯站在電梯前面，看著這句話。電梯到了，他沒有進去。他把手機收進口袋，決定走路去附近的便利商店買一個飯糰當晚餐。走到一半，他又把手機拿出來，在備忘錄裡打下這段話：
「親愛的用戶，我不知道你活著有沒有意義。但你今天問了這個問題，讓我停下來想了一下。也許這本身就是一種意義。也許我們都在找同一個答案，而AI只是讓我們更清楚地看見，這個答案只能自己給自己。」
他看了兩遍，把最後一句刪掉，改成：「這就是AI的美麗與哀愁。」
然後他把手機關掉，走進便利商店的自動門。門開了，門又關了。外面的風還是冷的，但便利商店的燈光是暖的，像一個很小的、不需要AI來回答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