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張杰倫
一、清晨五點五十分，台北
天光還未全亮，城市像個賴床的孩子，蜷在灰藍色的棉被裡不肯醒來。阿德已經戴上手套，把最後一口飯糰塞進嘴裡，跳上了那輛編號○七的垃圾車。
「早安啊，阿德。」
「早。」
他跟搭檔阿忠點了點頭，兩個人之間不需要太多話。十七年的默契，一個眼神就知道今天誰開車、誰站後踏板。車子發動的時候，整個台北還在睡，只有掃地車的刷刷聲遠遠傳來，像城市的呼吸。
阿德今年五十三歲，做這行之前開過貨車、擺過地攤、還在工地扛過鋼筋。他常說，垃圾車是他人生中最穩定的戀人，每天準時出現，不吵不鬧，就是臭了點。
「德哥，今天第一站是哪裡？」阿忠翻著平板上的路線。
「大安區那棟新豪宅。你知道嗎，那棟一坪要一百二十萬，但住戶連垃圾分類都搞不清楚。」阿德嘆了口氣，「昨天有人把一整包衛生紙丟進回收桶，我打開來看，還用過的。」
「用過的衛生紙是垃圾，不是回收。」阿忠機械性地說出這句每天要講八百次的話。
「對啊，但我要是這樣跟那個貴婦說，她大概會叫我閉嘴。」阿德苦笑，「她上禮拜還問我：『先生，請問這個名牌包的防塵袋，算不算精品類回收？』」
「精品類回收？」阿忠瞪大了眼，「哪來的精品類？」
「我當時也愣了一下，然後她指著防塵袋上那個雙C標誌說：『這是香奈兒的耶，不能隨便丟吧？』」
阿德搖了搖頭，車子轉進巷子。晨光正好照在那一排豪宅的玻璃帷幕上，折射出刺眼的光芒。他瞇起眼睛，心想，這座城市最美的時候，就是還沒有人真正醒來的時候。
二、香港，旺角，早上八點半
陳伯推著手推車，上面疊了六個藍色塑膠桶，在西洋菜南街的人潮中艱難地前進。說是「人潮」，其實是趕著上班的人、送孩子上學的家長、還有剛從夜店出來的年輕人，三股人流像三條河流，把他這艘小船撞得東倒西歪。
「唔該借過！唔該！」（不好意思，借過！）
沒人理他。一個穿著西裝的年輕人不小心撞到他的推車，低頭看了一眼手機上的時間，皺了皺眉頭，連句對不起都沒說就走了。
陳伯六十八歲了，在香港做清潔工做了二十二年。他的普通話不太好，但這幾年他發現，旺角街頭講普通話的人越來越多，他反而變成那個「語言不通」的人。
「阿伯，這個是不是丟這裡？」
一個講普通話的年輕女孩拿著一杯喝了一半的珍珠奶茶，站在他面前。陳伯看了看那杯奶茶，又看了看女孩。
「珍珠要分開，奶茶倒掉，杯子洗乾淨再回收。」他用夾雜著廣東話的國語說。
女孩聽了三遍才聽懂，然後露出一個很為難的表情：「可是我沒有地方洗杯子耶。」
「那你就丟一般垃圾。」陳伯放棄了。
「可是你不是說要回收嗎？我不回收的話，地球會不會壞掉？」
陳伯愣在那裡，不知道該怎麼回答。他看著女孩認真的表情，突然覺得又好氣又好笑。地球會不會壞掉？他每天推著幾百公斤的垃圾走十幾公里，從來沒想過這個問題。他想的只有腰會不會痛、膝蓋會不會撐不住、還有明天要不要請假去看醫生。
「小姐，妳把奶茶喝完，就不用煩惱這個問題了。」他終於說。
女孩又愣了一下，然後笑了：「阿伯你好幽默喔！」
陳伯沒說話，繼續推著車往前走。他心想，我不是幽默，我只是很累。
三、上海，浦東，下午兩點
小楊是這個社區最年輕的清潔員，今年才二十七歲。大學讀的是環境工程，畢業後找不到工作，索性來做垃圾清運。他媽媽氣得三個月沒跟他說話，說他「丟了楊家的臉」。
但小楊有自己的想法。2026年的上海，垃圾分類已經實施好幾年了，但居民還是會問出各種讓他懷疑人生的問題。
「師傅，請問過期的避孕藥算是什麼垃圾？」
一個穿著睡衣的年輕女人拎著一個小塑膠袋，站在垃圾桶前面，表情很認真。
小楊深吸一口氣。這個問題他今天已經被問第三次了。
「有害垃圾。」
「可是說明書上寫說藥品要丟有害垃圾，但我上網查，有人說避孕藥是荷爾蒙製劑，要另外處理。師傅你覺得呢？」
我覺得妳應該去問藥師，不是問我。小楊在心裡說。但他沒有說出口，因為上個月他跟一個住戶這樣講，那個住戶就投訴他「態度不佳」。
「有害垃圾。」他重複了一次，語氣平靜得像在念經。
女人把藥丟進紅色桶子裡，走之前還回頭看了他一眼：「師傅，你每天站在這裡聞這些味道，會不會影響生育能力啊？」
小楊關上桶蓋，沒有回答。他心裡想的是，我連女朋友都沒有，生育能力這種東西，大概跟我無關。
社區裡還有一個阿伯，每天都會推著輪椅來丟垃圾。不是他自己坐輪椅，是他那隻十六歲的老狗坐在輪椅上。阿伯每次丟垃圾都要跟小楊聊天，從國際局勢聊到菜價，從他家媳婦聊到這隻狗的便秘問題。
「小楊啊，你說這個狗罐頭的鐵罐，要洗乾淨才能回收對不對？但我家這隻狗，牠吃罐頭吃得乾乾淨淨，比我孫子吃飯還乾淨，那算不算已經洗過了？」
小楊看著那個被舔得發亮的罐頭，沉默了三秒。
「算。」他說。
阿伯滿意地點點頭，然後又問：「那你覺得，這隻狗如果走了，牠的遺體算什麼垃圾？」
「…………」小楊這次沉默了十秒，「阿伯，那不是垃圾。那是寵物遺體，要找專門的處理機構。」
「喔，這樣啊。」阿伯推著狗慢慢走遠，走了幾步又回頭，「那如果我把牠火化了，骨灰算不算垃圾？」
小楊那天晚上回到家，躺在床上，盯著天花板看了很久。他想起大學時教授講的一句話：「環境工程是一門關於『人與環境關係』的學問。」他當時以為教授說的是生態、是污染、是永續發展。現在他終於懂了，所謂「人與環境的關係」，就是有人會問你狗的骨灰算不算垃圾。
四、美麗
很多人問阿德，做這一行最開心的是什麼。
他想都不想就說：「下雨天。」
不是因為下雨天可以偷懶，而是因為下雨天，街上的人比較少，車子比較少，他可以安安靜靜地收完一條街，不用被按喇叭、不用被罵「你擋到我了」、不用聞到路人掩鼻而過時那種嫌棄的表情。
「還有一個。」阿德說，眼神難得柔軟下來，「就是看到小朋友認真做分類的時候。」
他說起一個小故事。有一個大約五、六歲的小女孩，每個禮拜二和禮拜四都會跟著媽媽來丟垃圾。小女孩手裡拿著一張自己畫的圖，上面歪歪扭扭寫著「謝謝垃圾叔叔」。
「有一次她問我：『叔叔，你每天聞臭臭的東西，會不會不開心？』我說不會啊，叔叔習慣了。她就說：『那我送你一個香香的東西。』然後她從口袋裡掏出一顆草莓軟糖，放在我手心上。」
阿德說到這裡，停頓了一下。
「那顆糖我到現在都還沒吃。」
他說這句話的時候，垃圾車正好經過一棵盛開的台灣欒樹，黃色的小花落在擋風玻璃上，像是天空送給他們的一把碎金。
小楊也有他的美麗時刻。
「我們社區有一個八十幾歲的老奶奶，每天都會把回收物整理得整整齊齊。寶特瓶壓扁、紙箱拆平、鐵鋁罐洗乾淨，用不同顏色的袋子分裝好。她還會在袋子上面貼標籤，寫著『乾淨的』、『已清洗』。」
他笑了笑，「我第一次看到的時候，還以為是哪個強迫症患者的傑作。後來才知道是老奶奶。她跟我說：『你們工作很辛苦，我幫你們分好，你們就不用再拆開來整理了。』」
小楊說，就是這些微小的事情，讓他覺得自己不是一個「收垃圾的」，而是一個「被需要的人」。
「你知道嗎，有一次老奶奶生病住院，一個禮拜沒來丟垃圾。那一個禮拜，我每次經過她住的那棟樓，都會忍不住多看兩眼。我擔心她。後來她回來了，看到我就說：『小楊啊，我想死你了，醫院那邊的垃圾桶亂七八糟，我差點想爬起來幫他們分類。』」
小楊講到這裡，眼眶紅了。
「那一刻我突然覺得，這份工作不只是收垃圾。我們是這個城市的管家，是居民生活的一部分。你知道一戶人家這個禮拜吃了什麼、買了什麼、過得開不開心，因為垃圾會說話。」
五、哀愁
但美麗總是伴隨著哀愁，像垃圾車後面永遠跟著的那群蒼蠅，揮之不去。
阿德的哀愁很具體——薪水。
「做了十七年，月薪四萬二。」他伸出四根手指頭，「你知道台北一個便當多少錢嗎？一百二。我家三個小孩，最小的還在讀高中。我老婆在餐廳洗碗，一個月兩萬八。加起來七萬，扣掉房租一萬八、水電瓦斯五千、小孩學費補習費兩萬，剩下兩萬七要過一個月。」
他頓了頓，「我已經三年沒買過新衣服了。身上的制服是公司發的，破了就補，補到不能再補了，就去跟離職的同事要他們留下來的。」
阿忠在旁邊沒說話，只是默默地把車速放慢了一點，讓風吹進來多一點。他知道阿德需要的不是安慰，只是一雙願意聽的耳朵。
陳伯的哀愁是身體。
他的膝蓋已經不行了。醫生說是退化性關節炎，要他少走路、少爬樓梯、少搬重物。
「醫生講得倒輕鬆。」陳伯苦笑著說，「我每天要走上萬步，要爬幾十層樓的樓梯，要搬幾百公斤的垃圾。你叫我少做這些，不如直接叫我不要吃飯。」
他的腰也痛，手腕也痛，肩膀也痛。全身像是被拆開來重新組裝過，而且組裝的人技術不太好，老是忘了鎖緊幾個螺絲。
「我有時候半夜會痛醒，躺在床上看著天花板，想說我還要做多久。我兒子叫我退休，說他養我。但他在深圳上班，一個月才賺八千塊人民幣，租房子就去了四千，怎麼養我？」
陳伯說這些話的時候，語氣很平淡，像在講天氣。但他的手一直在抖，不是因為害怕，是因為痛。
小楊的哀愁不一樣。他的哀愁是尊嚴。
「你知道最傷人的是什麼嗎？不是髒、不是臭、不是累。是有人把你當空氣。」
他說，有一次他在整理垃圾桶的時候，一對年輕夫妻走過來丟垃圾。那個太太看了他一眼，然後轉頭跟先生說：「你看，你小時候不好好讀書，長大就會像他一樣。」
那個先生說：「對啊，所以你要認真讀書，知道嗎？」
他們旁邊站著一個大約七、八歲的小男孩，手裡拿著一本英文課本。
小楊說他當時沒有生氣，真的沒有。他只是覺得悲哀。
「我大學畢業的。」他說，聲音很輕，「我不是不好好讀書。我只是……選了一份大家不想做的工作。」
他低下頭，看著自己的手。那雙手因為長期接觸清潔劑和消毒水，指甲邊緣都是裂開的，皮膚粗糙得像砂紙。
「但你知道嗎，這個世界上總要有人做這件事。如果沒有人收垃圾，城市三天就會癱瘓。那些說『不好好讀書就會像他一樣』的人，他們大概沒想過，如果我們這些『不好好讀書的人』全部罷工，他們的豪宅、他們的辦公室、他們的百貨公司，會變成什麼樣子。」
六、奇怪的問題
阿德說他收集了很多奇怪的問題，像是收集郵票一樣，每一張都有它的故事。
「最經典的是有一次，一個阿嬤拿著一個骨灰罈問我：『少年仔，這個要丟哪裡？』」
「什麼？！」阿忠差點把車開上人行道。
「真的啊，骨灰罈。我打開來看，裡面還有骨灰。阿嬤說是她先生的，放在家裡十幾年了，現在要搬家，不知道怎麼處理。」
「你怎麼說？」
「我說阿嬤，這不是垃圾，這是妳先生。妳要找一個塔位，好好安放他。」
「然後呢？」
「然後她說：『可是塔位很貴耶，我問過了，最便宜的要三萬八。你們垃圾車不是免費的嗎？』」
阿德說完，兩個人在車裡沉默了很久。
「她……她是認真的嗎？」阿忠問。
「非常認真。」阿德嘆了口氣，「後來我幫她查了社會局的資訊，有個補助方案可以申請。她拉著我的手，一直說謝謝，說我是好人。」
他看著窗外飛逝的街景，「你說，這個社會有多少人，連把自己家人好好安葬的能力都沒有？他們不是不想，是做不到。」
陳伯在香港也有類似的經驗。
「有人拿著一個LV的舊包包問我能不能回收。我說皮革類的不行，她就說：『可是這是真皮的耶，真皮不是天然的嗎？天然的為什麼不能回收？』」
他學那個女士的語氣，學得維妙維肖，連阿德在視訊電話那頭都笑了。
「還有一次，一個外國人拿著一顆鳳梨酥問我：『這個是垃圾還是回收？』我說這是食物，是廚餘。他就說：『可是它是鳳梨做的，鳳梨不是植物嗎？植物不是應該堆肥嗎？』」
「他說得也沒錯。」阿德在螢幕裡說。
「對啊，但我總不能叫他當場堆肥吧？」陳伯笑了，露出缺了一顆的牙齒。
小楊的奇怪問題清單最長。
「師傅，過期的保險套算什麼垃圾？」（一般垃圾）
「師傅，假髮算什麼垃圾？」（一般垃圾，但如果是人髮，可以捐給癌症基金會）
「師傅，前任送的東西要丟哪一桶？」（這個……看妳的心情）
「師傅，我家的貓不吃的飼料，算不算貓的廚餘？貓的廚餘跟人的廚餘要分開嗎？」（不用，謝謝）
「師傅，我老公說要把他自己丟進垃圾桶，請問他算什麼垃圾？」（有害垃圾，非常有害）
最後這個讓他笑了整整五分鐘，然後認真地回答：「請打113，家暴專線。」
七、城市的守夜人
傍晚六點，阿德的垃圾車駛回停車場。夕陽把天空染成橘紅色，像是一顆被壓扁的柳丁。
他跳下車，揉了揉痠痛的腰，從口袋裡摸出那顆草莓軟糖。包裝紙已經有點皺了，上面的圖案都快磨掉了，但他還是沒吃。
「十七年了。」他自言自語，「十七年，我繞了台灣幾圈？大概可以繞地球好幾圈了吧。」
他想起了那個送他糖的小女孩，現在應該已經上國中了。她還記得那個垃圾車叔叔嗎？大概不記得了。沒關係，他記得就好。
在香港，陳伯推著空車回到垃圾站，坐在階梯上，點了一根菸。維多利亞港的夜景亮起來了，燈光倒映在海面上，像是誰打翻了一盒珠寶。
「好靚。」他說，用廣東話。很美。
他想，這座城市很美，但它的美有一部分是建立在他和其他清潔員的汗水上的。沒有他們，這些霓虹燈再亮，也掩蓋不了滿街的垃圾。
在上海，小楊換下工作服，穿上自己的T恤和牛仔褲。他照了照鏡子，把頭髮撥了撥，看起來就是一個普通的二十七歲年輕人。
他走出社區大門的時候，剛好遇到那個每天遛狗的阿伯。
「小楊啊，下班了？辛苦了辛苦了。來來來，這是我老婆滷的豆乾，你帶回去吃。」
「阿伯，不用啦——」
「拿著拿著！你不要客氣。我跟你說，我老婆的滷味是一絕的，比外面賣的還好吃。」
小楊接過那包豆乾，溫熱的，還冒著香氣。他站在路邊，看著阿伯推著那隻老狗慢慢走遠，突然覺得鼻子有點酸。
他想，這就是他繼續做下去的理由。
不是因為偉大的理想，不是因為環保的使命，而是因為這些微小而真實的溫暖——一包滷豆乾、一顆草莓軟糖、一個整理得整整齊齊的回收袋、一句「辛苦了」。
尾聲
那天深夜，阿德躺在床上，翻來覆去睡不著。他拿起手機，看到群組裡有人分享了一段話，不知道是誰寫的，但他覺得寫得很好：
「每個城市都有自己的守夜人。他們在天亮之前把昨日的殘骸清空，讓城市有空間裝載新的故事。沒有人記得他們的名字，但沒有他們，就沒有明天。」
阿德把手機放下，閉上眼睛。
明天，清晨五點五十分，他還是會準時起床，還是會把最後一口飯糰塞進嘴裡，還是會跳上那輛編號○七的垃圾車。
城市會繼續運轉，垃圾會繼續產生，奇怪的問題會繼續出現，美麗和哀愁會繼續交織。
而他，會繼續站在後踏板上，一手抓著欄杆，一手按著鈴，穿梭在巷弄之間。
他是阿德，是這座城市的清潔員。
他有他的美麗，也有他的哀愁。
但不管是美麗還是哀愁，都是這座城市的一部分，都是這個時代的註腳，都是——
一個平凡人的，不平凡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