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電影《有用的人》：一場車禍如何將「有用」變成家庭最殘酷的倫理悖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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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張恭銘
導演李芸嬋睽違二十年重返劇情長片，《有用的人》（To Be Ordinary）以一個近乎冷酷的設定拉開序幕：二十二歲的昱傑因車禍下半身永久癱瘓，肇事老先生以房產與賠償金作為補償，原本疏離的一家人因此搬進新家，甚至短暫找回了晚餐時光。釜山影展評審團將最佳導演獎頒給李芸嬋時，精準地指出這部片的關鍵——它「邀請觀眾直視角色內心」，並在片尾字幕升起時，讓人「深深在意這些角色接下來的人生」。這份在意，正源於電影拒絕將災難簡單化為勵志或譴責，而是逼視一個令人不安的問題：當一個人的失去成為其他人「生活變好」的條件，我們還能用什麼語言談論「有用」？
「有用」的殘酷經濟學是這部片最鋒利的刀刃。父親失業三年，在照護癱瘓兒子的過程中重新找回家庭角色；母親張詩盈飾演的角色「拼命當一個有用的媽媽」，把所有力氣用在家人身上，卻在承擔中逐漸失去自己的位置。影評犀利地指出，全家的安寧「竟依賴於其中一人無法輓回的失去」。英文片名 To Be Ordinary 與中文片名形成關鍵張力：中文追問的是「誰才算有用」，英文探問的卻是「能否擺脫必須成為別人需要的人，只是平凡地活著」。李芸嬋延續了《人魚朵朵》中對「失去行走能力」的執念，但褪去童話濾鏡，將失業、醫療費、照護勞動與家庭內部疏離全部推上前台，讓身體的喪失不再只是個人要克服的難關，而是重新塑造身邊每一個人生活的結構性力量。
導演的回歸本身也是一則關於「有用」的隱喻。李芸嬋曾專心育兒七年，此次以《有用的人》第三度進入釜山競賽單元，領獎時特意穿上二十年前入圍新潮流單元的同一件洋裝，說「可以大聲地說：我回來了」。這份宣言的力道在於，它不訴諸華麗的復出敘事，而是以一部關於「失去與剩餘價值」的電影，證明創作生命可以在看似遠離鎂光燈的日常裡繼續蓄積。釜山評審團的讚語——這部片「提醒了我們長期建立與守護的真正電影語言」——放在這個脈絡下讀，格外懇切：它不是關於炫技的導演獎，而是關於一種沈穩的、拒絕將苦難戲劇化的觀看倫理。
表演與場面調度共同撐起了這套倫理。楊一展「克制地呈現失業的無力感，以及在照護中逐漸恢復的自尊」，張詩盈則承載著母親奉獻的矛盾——她的付出可能同時成為其他家庭成員的負擔。梁修身飾演的肇事老先生不是臉譜化的加害者，而是一個以房產「負疚補償」的衰老身影；陳品嫙飾演的妹妹則是被忽視的觀察者，她看穿安穩表象的早熟，成為觀眾良心不安的錨點。釜山評審團特別提到攝影機「持續運動，卻從不搶在前頭」——這種白描式的調度，讓「罪與罰之外」的司法影展框架得以脫離抽象辯論，落在每一頓重新坐在一起的晚餐、每一次復健與照護的日常勞動之中。
電影始於車禍，卻拒絕終於和解。它沿著時間向前，讓疾病與失去再次降臨，提醒我們日常的安穩從來脆弱。在這個意義上，《有用的人》真正的「有用」之處，或許是它拒絕給出一個讓人安心的答案：它不告訴你誰可憐、誰可惡、誰該被原諒，只讓你坐在黑暗中，與身旁的陌生人共同在意那些虛構角色接下來的人生。而這份共同在意，本身就是對「有用」最溫柔也最倔強的重新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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