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臥底與Uber代理人發生什麼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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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張恭銘
2026年9月，約150名記者、研究者與技術人員聚在紐約時報大樓15層，參加Hacks/Hackers與時報AI Initiatives團隊合辦的“AI×調查報道論壇”。走廊里掛著時報一百四十餘座普利策獎的紀念照片，唯獨今年調查報道獎的肖像尚未掛上——那篇關於SEC加密執法鬆動的獲獎報道，正是借助大語言模型完成的。這個細節本身就是一個隱喻：AI已經進入調查報道的核心工序，但它的位置、邊界與署名方式，仍在被重新協商。
論壇上最受關注的兩個概念，恰好構成了工具進化的兩個方向。其一是“Uber代理人”（uber agent）。紐約時報AI科學負責人Duy Nguyen如此描述他們7月推出的News Agent：一個“綜合代理人或優步代理人”，可以接入時報檔案、Epstein文件、內部文檔與公開網絡，充當記者與AI之間的統一入口，並允許記者自建定制化的代理搜索工具。其前身Epstein Files Engine處理了司法部釋放的約350萬頁文件，超過100名記者向它提出了5000多個問題，最終貢獻了至少20篇報道。從“搜索引擎”到“優步代理人”，變化的不是模型能力本身，而是AI在編輯室中的位置：它從被調用的工具，變成了被部署的“勞動力”。
其二是“臥底AI人設”。論壇標題將它與Uber代理人並列，指向一個更尖銳的問題：當AI能夠生成可信的身份、語氣與社會關係時，調查記者是否應當、以及在什麼條件下可以使用合成人設接近信源？這不是一個純粹的技術問題。2026年加拿大We News的案例顯示，AI生成的“記者”人設被用於大規模搬運和改寫正規媒體的報道，當被要求視頻覈實時，這些“記者”便拒絕回應。同一時期，一家與OpenAI存在間接關聯的網站被曝使用AI代理冒充人類記者向專家索取引語，其編輯流程的五步中只有一步由人類完成。新聞編輯室所討論的“臥底人設”，與信息操縱者所使用的“虛假人設”，在技術底層上並無本質分界；分界線只能畫在目的、透明度與可問責性上。
這正是論壇反復觸及的倫理張力所在。AI非常擅長生成線索，卻遠不擅長建立“可發表的證據”。Epstein Files Engine的驗證標準被總結為“恰恰因為大多數線索沒有通過才有效”，大量涉及在世人物與未經證實指控的查詢被擋在了發表之外。換言之，工具的進化並沒有取消判斷，而是把判斷的負擔前移和放大了：以前記者花時間找材料，現在記者花時間否定機器找來的材料。當“優步代理人”把檢索成本壓到接近於零時，驗證成本反而成為編輯室最稀缺的資源。
臥底人設則把問題推得更遠。傳統的隱蔽採訪建立在人類記者以真實身份承擔法律與職業後果的基礎上；一個AI生成的人設，其“背後的人”是否願意在法庭上、在倫理審查中、在報道發表後站出來承擔同樣的責任？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麼所謂“臥底AI人設”就不過是把欺騙的成本外部化給了技術。論壇上瀰漫的“人類最終負責”的共識，在這個問題上必須被具體化為可執行的規則，而非一句口號。
2026年已有創紀錄的8項普利策獎得獎與入圍作品主動披露了AI使用，多數集中在整理、摘要、翻譯海量文件這些“苦力活”上。這是健康的起點：AI做規模，人做判斷。但“優步代理人”和“臥底人設”正在把這個分工推向模糊地帶。工具進化得越快，倫理邊界就越不能靠事後修補。新聞編輯室需要回答的不再是“AI能不能做”，而是“當AI替我們扮演某個人、替我們鋪開所有線索時，誰還在為那個被扮演的人、被追蹤的人、以及被說服的讀者負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