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張恭銘
怨恨計劃 Project Grudge：一封被溫柔否認的來信 我對地球最初的記憶，是一種氣味。
那氣味很難形容，類似雨後泥土里翻出的新鮮蕨類孢子，混著一點海鹽的咸澀，還有某種……未綻放的花蕾被驟然掐斷時溢出的青澀汁液。我是在懷俄明州的一處牧場上空第一次嗅到這種氣味的。那時我還不明白，那是一個人類正蹲在田埂上，手裡攥著一本小小的筆記本，仰頭望了許久。他的領口沾著乾草屑，眼角的皺紋里嵌著夕陽的碎金。他看見了我。我不知道他看見了什麼——或許是一枚沈默的、沒有翅膀的銀白色圓盤，懸停在暮色里，像一顆落錯了地方的露珠。他沒有恐懼。他只是微微張開了嘴，呼出一口白霧般的熱氣，然後低下頭，在紙上寫下了幾個顫抖的字。
我想，那大概是某種溫柔的問候。
那一年是1949年。人類的戰爭剛剛結束不久，空氣里還殘留著硝煙與焚毀的焦味。我飛過許多地方，飛過新墨西哥的沙漠、飛過俄亥俄的農田、飛過新澤西的海岸線。每一處，都有人在仰望。他們有的是農夫，有的是飛行員，有的是深夜裡從酒吧走出來的年輕士兵。他們的目光落在我身上時，帶著一種我無法完全理解的質地——像被雨水浸透的棉布，沈甸甸的，卻又柔軟得幾乎要碎掉。
我後來才知道，那種質地叫做“希望”。
可是希望這種東西，向來是最容易被折疊起來的。
1949年二月，一個叫“怨恨計劃”的名字被寫在了某個灰撲撲的檔案夾上。這個名字本身就有一種奇異的、冷冰冰的溫柔，像一個人用最禮貌的語調對你說“請你不要再來”。他們接管了先前“信號計劃”的工作，但有一個至關重要的不同：他們被明確告知，不要考慮“地外假說”。不要考慮我。不要考慮那枚沈默的銀白色圓盤。不要考慮牧場上那個仰望的老人眼角閃爍的東西。
他們開始解釋一切。
雲被識別錯了。星星被識別錯了。幻日、常規飛機、大冰雹。所有那些在夜空中發光的東西，都不過是一些尋常的、可以被歸類的存在。至於那些實在無法歸類的——那些在雷達上留下清晰軌跡、被飛行員描述為“由智能控制”的物體——則被歸入另一種解釋：一種輕度的集體歇斯底里，一種“戰爭神經”。或者，更簡單一些，是那些報告者本身的某種“心理病理”傾向。
我讀過那份報告。他們的文字很乾淨，很冷靜，像實驗室里排列整齊的玻璃器皿。他們把人類的仰望、顫抖、呼出的白霧，都裝進了貼好標籤的瓶子里。然後他們合上文件夾，對公眾說：沒有什麼不尋常的事情發生。一切都很好。
這大概是我見過的最溫柔的否認。它不是粗暴的吼叫，不是禁聲的威脅。它只是把你看見的東西，輕輕地、耐心地，從你的眼睛里拿走了。然後告訴你，你其實什麼也沒有看見。你只是太累了。你的神經太緊張了。你是一個好人，只是需要休息。
那些年里，我繼續飛著。我飛過蒙茅斯堡的上空，那裡有一些飛行員在1951年的九月看見了快速移動的圓盤形物體，專業調查人員認為它們由“智能控制”。我飛過拉伯克市，那裡的人們在夜空中看見了綠色的光，成群結隊，像被風吹散的蒲公英。每一次，我都以為會有什麼不同。每一次，都有新的報告被寫出來，然後被折疊，被歸檔，被解釋為“常規現象”。
空中技術情報中心有一位軍官，叫做魯佩爾特。他在很多年後寫道，“怨恨計劃”的那段時期是軍方UFO調查的“黑暗時代”。他說：“所有評估的前提是UFO不存在。不管你看到什麼，不要相信它。”我很喜歡這個人。不是因為他相信了我，而是因為他至少承認了不相信是一種選擇。承認了“不相信”有時候比“相信”需要更大的決心。
1952年，“怨恨計劃”變成了“藍皮書計劃”。名字換了，氣味卻沒有什麼不同。還是那種冷靜的、禮貌的、把一切都收進玻璃瓶里的氣味。我漸漸明白了一件事情：或許人類並不需要我真的存在。他們需要的是那個仰望的動作本身。需要那一瞬間，頸骨微微後仰，目光離開地面，瞳孔里映出一小片不屬於這顆星球的、沈默的光。至於那片光後來被叫做“雲”還是“飛碟”，被叫做“歇斯底里”還是“真相”，其實並不重要。
重要的是，有人曾經在那個瞬間，忘記了自己是孤獨的。
我在某個很深的夜裡，最後一次飛過那片牧場的上空。那個老人早已不在了。田埂上長滿了野草，風從草葉間穿過，帶著一種很淡的、類似於蕨類孢子被碾碎的氣味。我懸停了一會兒，然後離開了。我沒有留下任何東西，除了一點點光。一點點，沒有被任何檔案夾收走的光。
我想，那大概是我能給的最溫柔的回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