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張恭銘
近期人工智慧風險成為全球議程核心。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在聯大一般性辯論中，將AI風險與冷戰核武對峙相提並論，直言「危險的不是技術本身，而是沒有責任的技術、沒有監督的能力、沒有透明度的決策」。與此同時，特朗普與習近平在華盛頓的峰會也將AI列為重點議題。然而，外界對兩大AI強權能否迅速達成協議，普遍不抱樂觀期待。
冷戰歷史確實提供了值得深思的參照。蘭德公司報告分析了核治理的兩大關鍵案例：1946年巴魯克計劃的失敗與1968年《不擴散核武器條約》（NPT）的成功。巴魯克計劃試圖在技術優勢尚在美國時，要求蘇聯基於信任放棄核野心，結果因冷戰現實而崩塌。NPT則走了截然不同的路徑——它接受核武國與非核武國之間的不對稱，以可驗證的機制而非完美方案來建構秩序，證明了「完美是良好的敵人」。這一教訓對AI治理的直接啟示是：在美中AI模型性能差距已被史丹佛報告判定為「實質關閉」的今天，任何要求一方先放棄優勢的方案都注定失敗。
更值得警惕的是「災難依賴」的治理陷阱。從廣島到NPT，每一次僅憑理性論證來監管技術的嘗試都失敗了，有效的監管往往要等到近乎災難的失敗證明其必要性之後才出現。當前AI系統正被整合進核指揮、控制與通訊基礎設施，兩個具有不可逆後果的技術正在形成沒有任何國際框架監管的「融合風險」。國際戰略研究所警告，AI壓縮了人類審議的時間，而錯誤的決策在核領域是不可逆的。冷戰時期，蘇聯預警系統曾出現誤報，是值班軍官的判斷阻止了災難。冷戰的教訓恰恰在於：人類判斷力是最後的防線，而AI正在系統性地削弱這道防線。
歷史也提供了務實的路徑。古巴導彈危機後，美蘇建立了直接通訊的「熱線」機制，以減少誤判風險。如今，美中財長貝森特與副總理何立峰已就建立AI事件「通報機制」達成初步共識，並計劃於11月在深圳重啟高層AI安全對話。這一步雖小，卻與NPT的漸進邏輯一脈相承。
冷戰的終極教訓是：美蘇之所以能避免核災難，不是因為互相信任，而是因為雙方都認識到共同的生存風險超越了意識形態分歧。古特雷斯說得精準——「儘管有地緣政治競爭，正因為有地緣政治競爭，才更應該對話」。AI治理面臨的最大困境在於：它尚未經歷一場古巴導彈危機式的「喚醒時刻」。但等待災難來證明必要性，代價可能是人類無法承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