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張恭銘&宋甜兒
那是一九八〇年的事了。那個時候，維多利亞港的海風吹過來，還帶著點鹹腥的魚露味，彌敦道的霓虹招牌一家挨著一家，亮得叫人眼花。我記得那個晚上，我從報館出來，攏了攏身上的薄外套，往佐敦方向走。街角那間茶餐廳還亮著昏黃的燈，裡頭傳出電視機的聲響，是《歡樂今宵》的尾巴。我沒有進去，只是站在騎樓底下，點了一支菸。就在那時候，我看見三個男人從一棟舊唐樓的窄門裡走出來。一個是光頭，一個瘦得像竹竿，還有一個戴著厚厚的眼鏡，腋下夾著一疊稿紙。他們走得很快，一邊走一邊爭論著什麼，聲音忽大忽小，像三個半夜不回家的少年。
我認得那個光頭的叫麥嘉，常在片場跑新聞的記者都知道他。他頂著一顆亮得反光的腦袋，笑起來眼睛瞇成一條縫，可一談起電影，那眼裡便燒著兩簇火。那晚他罵了句髒話，對著維多利亞港的方向揮了揮拳頭，說：「遲早有一天，香港的戲院要放我們拍的戲！」
他身後那個瘦子叫石天，據說在邵氏演了十幾年反派，天天被人打，打得骨頭都快散了，卻一直不甘心。那個夾著稿紙的是黃百鳴，寫劇本寫到手腕腫起來，老闆卻只請他吃一頓路邊攤。他們三個人湊在一起，像三根火柴，擦著了，就拼命地燒。
後來的故事，香港人都知道了。他們遇上了金公主院線的雷老闆，一個有錢沒處花、戲院空得養蚊子的太子爺。一個要人，一個要戲，一拍即合。於是，一九八〇年，新藝城三個字，像一顆夜空中忽然炸開的煙花，照亮了半個九龍。
那時候我在報社負責電影版，天天跑戲院、泡片場。新藝城第一部戲《滑稽時代》上映那晚，我坐在利舞臺戲院的後排，看著石天在銀幕上模仿卓別林，那神態、那步伐，學得惟妙惟肖，卻又摻著一股濃濃的香港市井味。觀眾笑翻了，有人笑得直拍大腿，有人笑到眼淚都出來了。散場的時候，我聽見一個阿伯對身邊的老婆說：「呢班友仔，真係癲嘅！」語氣裡卻帶著歡喜。
那天晚上，麥嘉在後巷蹲著，抽了一根菸，眼睛紅紅的。我走過去，他認得我，苦笑著說了句：「成了。」就兩個字，那聲音卻像從很深的地方浮上來的。
新藝城的事，就像一齣戲，高高低低，起起落落。他們找來了吳宇森，那人在嘉禾做著不快樂的事，白天上班，晚上溜出來幫他們拍戲，還要化名「吳尚飛」，像個偷情的書生。他們又找來了徐克。第一次見徐克，他是那種在人堆裡會被淹沒的模樣，黑黑瘦瘦，話不多，可一坐下聊戲，眼睛就亮得嚇人。他後來帶來了施南生，一個高䠷清冷的女子，走進新藝城那間亂糟糟的辦公室，只看了三秒，便坐下來開始整理。曾志偉、泰迪羅賓相繼加入，七個人，擠在一間窄得轉不過身的書房裡，管它叫「奮鬥房」。
我有一次上去採訪，推開門，裡頭煙霧瀰漫，七個人東倒西歪，有人坐桌上，有人蹲地下，為了一個笑話到底好不好笑，爭得面紅耳赤。黃百鳴後來對我說：「你別看他們現在這樣，到了早上七點，總會有人忽然拍一下桌子，大喊一聲：『有了！』那一下，我們就都醒了。」那間小小的奮鬥房，像一個煉丹的爐子，把七個人的心血熬成了膠片上的光影。
一九八一年的《鬼馬智多星》，是徐克在新藝城的翻身之作。我去看首映，林子祥和泰迪羅賓在銀幕上跑來跑去，快得像卡通片。有一幕，泰迪羅賓從樓梯上滾下來，全場爆笑。可我知道，那場戲，曾志偉他們在監視器後頭加了多少鬼主意。那部戲最後拿了七百四十萬票房，還抱回了好幾座金馬獎。新藝城三個字，第一次被寫在了電影史的顯眼處。
但真正讓新藝城站上巔峰的，是一九八二年的《最佳拍檔》。那個春節，整個香港像煮沸了一樣。嘉禾和邵氏聯手打壓，一個出成龍，一個出劉家良，要把它活活夾死。新藝城卻一咬牙，砸下八百萬，找來許冠傑，租來幾十輛跑車，在九龍塘的天橋上飛車，在旺角的樓頂上跳樓。柯受良騎著摩托車衝破玻璃的那一幕，我看得心都跳到了嗓子眼。那一年，《最佳拍檔》賣了兩千六百萬，把所有的對手都甩在身後。麥嘉的光頭，成了香港家喻戶曉的標記。
可是，戲演得再精彩，幕後的裂痕卻開始悄悄蔓延。
我記得有一年冬天，海風特別冷。我去新藝城找黃百鳴，他正一個人在辦公室裡看劇本。我問他：「其他幾個人呢？」他抬起頭，笑了笑，那笑容裡有種說不清的倦意：「都忙啊。」後來我才知道，曾志偉走了，去了洪金寶那裡；徐克和施南生也走了，他們在金公主旗下另立門戶，搞「電影工作室」；泰迪羅賓夾在中間，左右為難。偌大一個新藝城，只剩下三個人在撐。三人之中，麥嘉竟跑去給死對頭嘉禾拍《最佳福星》。消息傳出的時候，石天在片場摔了杯子，黃百鳴一句話也沒說。
七個人，七年，熬過了最苦的日子，卻熬不過富貴之後的那點涼薄。
一九九一年，新藝城正式結業。我看到報上登了那則小得不能再小的啟事，心裡忽然一陣空。那個曾經照亮半個香港的名字，最後只在報紙上佔了豆腐乾大的一小塊。我把那張報紙剪下來，夾進採訪本裡。
後來，黃百鳴成立了東方電影公司，拍《家有囍事》，笑得更大聲了；麥嘉退了，石天去做生意了，徐克成了「徐老怪」，施南生還是那麼清冷孤高。偶爾，我在彌敦道的老戲院門口，看見一對情侶手牽手走出來，嘴裡哼著《最佳拍檔》的主題曲。我站在那裡，忽然想起那三個半夜從舊唐樓裡走出來的男人，想起那間煙霧瀰漫的奮鬥房，想起那一句：「遲早有一天，香港的戲院要放我們拍的戲！」
那是一段多麼好的日子啊。新藝城死了，可它點燃的那把火，燒了好多年，燒到現在，還在燒。香港的夜空，再也沒有那麼亮過的煙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