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新聞/中部特派員鄒志中報導 行政院長副署權爭議背後：行政院與立法院正在互相否定對方的存在？台灣歷史上最膨脹的總預算支出：2027年度總預算高達3.9兆，政策買票已成形 ？ 2025年夏秋之交，台灣憲政運作再次陷入膠著。行政院對立法院三讀通過的法案多次拒絕副署，立法院則以預算審查、人事同意權與法律修正作為反制。表面上，這是一場「副署權」之爭；實質上，它暴露的是朝野互不承認對方政治權力正當性的深層危機。更令人憂心的是，這場衝突正發生在國防預算大幅擴張、2027年度總預算規模再創歷史新高、外部戰略壓力持續升高的關鍵時刻。台灣民主政治最危險的，從來不是朝野會不會吵架，而是當朝野激烈吵架後逐漸演變成「你沒資格存在」時，台灣這個自許為民主法治的國家，未來還能不能夠繼續運轉下去？當憲法變成朝野政治鬥爭的工具，台灣還剩什麼可以讓朝野共同接受？
為什麼會發生？從副署權到「憲政互不承認」
事件的起點看似技術性。截至 2026年8月23日，行政院已累計4度不副署，導致7項三讀法案卡關。其中部分案件走完覆議程序，其餘則直接以「違憲」為由拒絕副署。行政院主張，部分立法逾越權限；立法院則認為，這是行政權藉「違憲」之名架空國會。雙方都能在《憲法》找到條文支持自己。問題因此產生：如果台灣每個權力機關都可以只選擇對自己有利的條文執行，憲法還是不是台灣朝野可以共同遵守的遊戲規則？
這裡必須先釐清兩個容易被混淆的概念。第一，《憲法》第37條的「副署」，不能直接等同於行政院長擁有實質上法律的否決權。副署制度的原意，是讓行政院要對法律負責，而非賦予片面否決的權力。第二，覆議制度與違憲審查制度不能混為一談。覆議是行政與立法之間的政治解決機制；真正的違憲判斷，應由司法院的大法官行使。當行政院以「違憲」為由逕行不副署，等於把憲法解釋權實質上移轉到行政部門手上。這不僅削弱立法院三讀通過法律的效力，也讓憲法的權威開始空洞化。
為什麼會走到這一步？結構性原因至少有三層。首先是政黨極化。藍綠對「誰才真正代表民意」的爭論，早已超過政策辯論的範疇，進入「正當性互斥」的階段。總統強調直接民選的正當性，立法院強調同樣由台灣人民一票一票選出。雙方都有道理，但當道理被用來否定對方存在資格時，權力分立就從「互相牽制」變成「互相消滅」。其次是分立政府的制度慣性。當行政與立法分屬不同陣營，憲法原本設計的制衡機制，很容易被操作成癱瘓機制。最後是外部壓力的扭曲效應。面對中國大陸的軍事與經濟壓力，國安語言迅速成為政治萬能鑰匙。只要貼上「國安」標籤，監督就變成「不愛台灣」；只要質疑預算形式，就被指控替對岸服務。台灣民主政治因此被壓縮成危險的二分法：支持政府＝愛台灣，監督政府＝危害台灣。
這三層因素交織，讓原本可以透過協商解決的爭議，迅速升高為制度互不承認的僵局。
憲法究竟出了什麼問題？國會監督如何重新取得正當性
如果行政院長可以用「不副署」阻止立法院三讀通過的法律，立法院的立法權還剩下多少實質效力？反過來，如果立法院可以透過大規模刪減預算、人事同意權與法律修正，讓行政院幾乎無法推動政策，行政權的治理空間又還剩多少？這正是分立政府最難處理的核心問題：權力分立不是要求台灣各機關互相消滅，而是要求在互相牽制之後，國家仍能正常運轉。
在這場僵局中，立法院長韓國瑜的位置尤其尷尬。他在2026年度總預算協商中，努力尋求朝野退讓，最終預算三讀通過，原列歲出3兆349億元只減列480億元，讓超過98%的歲出取得國會同意。從國會議長的制度角色來看，這具有一定意義——立法院的議長不是黨團總召，任務不是把衝突推到最高，而是在衝突發生時尋找最低限度的共同點。問題在於：立法院長韓國瑜的善意必須得到行政院善意的回應。如果立法院長韓國瑜為了讓國家預算過關而退讓，行政院長卓榮泰卻在預算通過後仍以四度、累計七案「不副署」國會立法三讀通過的法律案，刻意阻擋法律的施行，那麼「協商政治」就會被在野政營質疑為單方面的自我約束。未來在野政營還願意繼續搞所謂的政黨協商嗎？
因此，韓國瑜要真正面對的，不僅是卓榮泰個人，而是「如何證明軟弱無能的國會在野政營還值得被台灣人民信任」。臉書隔空喊話效果有限。真正有力量的反制，必須回到憲法與法律賦予的工具：預算審查、人事同意權、法律修正、國會調查與聽證，乃至不信任案。國會不能只證明自己敢擋政府，更要證明自己有能力監督政府。兩者完全不同。監督需要專業、需要證據、需要對後果負責；擋政府只需要人數與意志。當監督被簡化為阻擋行政，國會制度的正當性就會被進一步侵蝕。
國防預算與無人機採購，正是檢驗國會監督能力的最佳試金石。行政院版本規劃2100億元採購約21萬架無人機與無人艇；在野黨則提出6年2400億元的版本，金額甚至更高。爭議的核心從來不是「支持國防」或「反對國防」，而是預算形式、採購監督、技術自主與財政責任。應該一次以特別預算通過，還是回歸年度預算、逐年檢驗價格、性能與技術路線？國產比例多少？後勤維修怎麼辦？六年之後還要花多少錢？這些問題鬥要問清楚，才是民主國家的國防共識。國防越重要，越需要監督；軍購金額越龐大，越需要透明。否則「國安」就會變成一張無限額度的信用卡，最終傷害的反而是國防的本身。
歷史、政治與社會脈絡如何形塑今日的局勢？
台灣今天的僵局，並非突然降臨。它是多重脈絡長期累積的結果。歷史上，台灣民主化過程中，行政與立法的權力邊界從未真正穩定。從戒嚴時期的行政優位，到民主化後的國會擴權，再到近年分立政府成為常態，憲法解釋與政治實踐之間的落差持續擴大。政治上，藍綠競爭早已超越政策差異，進入「誰才是真正台灣」的認同之戰。社會上，經濟成長與人民生活感受之間的落差，讓「台灣經濟很好」與「我的生活為什麼沒有比較好」同時存在。台灣年輕人面對高昂房價，台灣中年人面對房貸與照顧壓力，傳統產業面對轉型困境，科技業爽享AI紅利——這些結構性的矛盾，並未在台灣形成共同可接受的答案。
《經濟學人》的批評，正是在這個脈絡下出現。該刊將焦點放在總預算、國防支出與無人機計畫，作者更明確指出，政治僵局讓台灣民主陷入癱瘓。無論藍綠如何解讀這篇文章，真正值得反省的是：外媒可以提出觀察角度，但台灣民主的最後的裁判權，絕對不能交給外媒。更不能因為外媒批評在野黨，就認定國會監督必然是錯誤。真正成熟的國家安全，應該允許不同方案的競爭，而不是高喊國安、就先給預算、再詳談細節。
更深層的問題，是台灣正在形成一個奇怪的現象：大家對「我們害怕什麼」有共識，卻對「我們想成為什麼」沒有共識。談中國，朝野很容易找到共同語言；一談到台灣的財政、能源、房價、勞工、少子化、青年薪資，就立刻分裂。這就是「缺乏公約數的台灣」。公約數不是誰比較正義，而是不論藍綠誰執政都不能踩過去的底線：台灣的民主不能被犧牲、台灣的國安也不能被忽略、台灣的國會必須要監督、台灣的行政必須不能夠濫用「不副署」、台灣的經濟成長要讓台灣人民都能夠分享到成果。
史上最膨脹的支出：116年度預算與財政風險
這個缺乏公約數的問題，在2027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中得到最具體的展現。行政院通過的2027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歲入、歲出均編列3兆9266億元，另有1790億元債務還本需求，仍需舉債1790億元。單看數字，這是一份極其龐大的國家財政計畫。問題不在於「政府花錢一定不好」，而在於：今天增加的支出，有多少是一次性的？多少會變成永久性的？有多少有自償性的財源？
普發現金2357億元是一次性支出，但如果讓台灣人民因此形成「每年都應該普發現金」的政治期待，就可能變成政治壓力。成長津貼年增2050億元，若形成長期政策，同樣會從今年的政策變成明年的既定支出。真正可怕的財政問題，從來不是某一年花了多少錢，而是今天的政治承諾，會不會變成明天政府不能不花的錢。這就是財政的路徑依賴——一旦支出形成就很難砍，一旦福利形成就很難取消，一旦台灣人民習慣就很難收回。負責任的政府，不只要回答「今年有沒有錢」，更要回答「十年後還付不付得起」？
更值得警惕的是，政府對稅收成長的假設相當樂觀，並將AI產業蓬勃發展視為重要支撐。AI確實正在創造台灣前所未有的經濟機會，但AI產業繁榮，不等於台灣政府的稅收永遠會高速成長。半導體的景氣是有循環的，AI投資也有循環，全球資本市場更有循環週期，證券交易稅更具高度的波動性。如果把最樂觀的景氣情境直接拿來支撐最長期的支出承諾，AI投資景氣一旦反轉，真正的大問題就會浮現。財政政策不能只看今年的GDP，必須看最壞情境下政府還付不付得起？
台灣國防支出同樣如此。目前國防支出已超過1.1兆元，另有軍購特別預算。若按照GDP比例持續提高，未來可能對整體財政結構形成巨大壓力。這並不是反對增加國防，恰恰相反——正因為國防重要，所以更需要把錢花在最有效的位置。國家安全不能只有軍事安全，還包括財政安全、能源安全、糧食安全、醫療安全、金融安全、人口安全與社會韌性。如果軍事力量越來越強，卻沒有足夠財政能力來維持長期社會福利；如果國防預算增加，但台灣年輕世代卻要承擔越來越高漲的房價、稅負與社會保險負擔，那麼國家安全其實只完成了一半。真正的安全，是今天能守住國家，明天也養得起國家。
2026九合一：不是藍綠之爭，而是治理模式的期中考
這也是為什麼2026年底九合一選舉的重要性，遠超過地方首長誰當選。表面上是地方選舉，實際上很可能是一場中央政府的期中考。台灣人民會把過去兩年的所有帳一起算：總預算為什麼拖這麼久？行政院為何要編列台灣史上最瘋狂的中央政府總預算，歲入、歲出均編列高達3兆9266億元？朝野為什麼不能談？行政院長卓榮泰為何膽敢四度、累計七案「不副署」國會立法三讀通過的法律案，刻意阻擋法律的施行？立法院還有能力監督政府濫權嗎？行政院是不是不尊重國會？在野黨的杯葛與監督是不是毫無作用？國防預算該不該增加？錢到底花到哪裡？AI帶來的經濟成長，台灣人民到底能夠分到多少比例？台灣房價有沒有機會下降？台灣青年薪資有沒有機會普遍提高？政府到底有沒有能力解決台灣少子化問題？
這些問題最後都會變成一張選票。真正值得觀察的，不是哪個政黨現在聲量最大，而是誰能把「我反對你」轉換成「我能替台灣人民解決什麼問題」？台灣中間選民究竟會獎勵強硬對抗，還是協商政治？會懲罰杯葛，還是懲罰傲慢？會要求行政院要更強硬，還是要求政府更願意與國會溝通？這些問題，沒有任何一個政黨可以代替台灣人民回答。
台灣人民才是最後的憲政仲裁者
韓國瑜與卓榮泰爭的表面上是副署權，賴清德與立法院爭的是行政權與國會權力的邊界，藍綠爭的是誰才真正代表台灣，《經濟學人》爭的是台灣民主究竟是不是正在失能。但站在更高的位置看，所有爭論最後都會回到同一個問題：誰才是台灣真正的主人？
答案其實沒有那麼複雜。不是總統，不是行政院長，不是立法院長，不是任何一個政黨，而是台灣人民。而台灣人民真正擁有的，不只是選出總統與立委的權利，也包括下一次選舉時，重新評價這些政治人物擁有的權利是否遭到濫用？
台灣今天真正的危機，不一定是憲法某一條文，也不一定是某一個政黨。真正的危機是：如果每一次選舉都只是讓一方取得「消滅另一方」的授權，那麼台灣永遠不會有真正穩定的民主。因為選舉會輪替，政黨會輪替，總統會輪替，國會席次會輪替。今天你用制度對付我，明天我就會用同一套制度對付你。如果這樣的惡性循環不停止，最後每一屆政府都會開始拆掉前一屆留下的制度籬笆。今天行政院用副署權，明天另一個政黨執政也可以研究怎麼使用；今天國會使用預算權，明天另一個政黨取得國會多數也可以照樣使用。最後真正被消耗的，不是任何一個政治人物，而是憲法本身的權威。
所以，台灣現在最需要的不是再找到一個「誰比較正義」的答案，而是重新建立幾個不論誰執政都不能踩過去的底線：台灣民主不能被犧牲，國安不能被忽略，台灣行政權不能凌駕國會，國會監督不能變成癱瘓治理，國防預算必須足以防衛也必須經得起監督，財政支出不能只討好今天卻把帳單留給台灣下一代，台灣經濟成長不能只停留在GDP而必須轉化成薪資、住房與生活品質。而最重要的是：政治競爭不能讓台灣失去治理能力。這才是所謂的「台灣最大的公約數」。
選票不是解決所有憲法問題的萬靈丹。但當政治人物都聲稱自己是在代表台灣人民時，至少有一件事無法迴避：台灣人民，才是最後的裁判者。民主真正的終極機制，從來不是誰能把對手壓倒，而是下一次選舉，台灣人民還願不願意把權力交給你。這或許才是韓國瑜與卓榮泰之爭、賴總統與國會之爭，以及台灣這場漫長的憲政衝突，最後都必須面對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