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三星電子罷工——看韓國人的罷工文化與實踐方式
記者張杰倫報導
2026年5月，韓國最大企業三星電子面臨成立以來最大規模的罷工危機。這場由超過6.6萬名工會成員投票、93.1％贊成罷工的行動，原訂於5月21日至6月7日舉行，預計參與人數超過5萬人。儘管在啟動前一小時戲劇性地達成初步協議而暫緩，但整起事件完整呈現了韓國罷工文化的核心特徵：民主程序先行、司法手段密集交鋒、工會內部分歧、政府以「緊急調整權」作為終極槓桿，以及資本市場的即時反應。
法定流程：投票與調解，缺一不可
韓國罷工並非隨意上街即可。三星工會自去年12月啟動談判，今年3月破裂後，先由中央勞動委員會主導調解程序，再到工會內部進行民主投票。今年3月中旬，超過6.6萬名工會成員參與罷工投票，93.1％贊成，為罷工行動奠定民主正當性基礎。此後，5月11日至13日進行馬拉松式談判未果，18日至20日展開事後調解，最後在20日宣告調解破裂，工會隨即依法宣布啟動全面罷工。從程序面觀察，韓國罷工強調「依法」先行——合法性的建構是罷工行動能否獲得社會支持的核心關鍵。
司法攻防：法院的「假處分」與鉅額罰款
不同於其他國家的罷工多以街頭運動為主，韓國罷工的一大特色是高度法律化。三星電子在罷工前夕向水原地方法院提出「禁止違法爭議行為」臨時處分申請，法院於18日裁定：即便罷工，工會仍須維持與平時相同水準的「安全工作」人員配置、運轉時間與生產規模，違者工會每日罰款1億韓元、支部長每日罰款1000萬韓元。這項裁定一方面體現韓國司法體系對罷工權的尊重——並非全面禁止，而是設定邊界；另一方面則以高額罰款建立強烈嚇阻，迫使工會在行使抗爭權力時仍須謹守必要生產活動的底線。
工會內部分歧：集體退會與違法告發
罷工最關鍵的變數，往往不是對抗資方，而是來自內部。5月19日，就在談判最緊張的時刻，285名工會成員在短短17小時內集體退會，工會人數從71,250人降至70,965人。部分成員更向勞動部提請請願書，指控工會推動罷工程序涉違反《勞動組合法》，並指稱委員長發言涉嫌強迫罪。韓國罷工行動中的「內部調和」壓力，往往比外部對抗更為棘手，也凸顯韓國工會運動的複雜生態——罷工並非團結一致的單一號角，而是夾雜著多重路線與利益競爭的談判場域。
政府介入：極少動用的「緊急調整權」
罷工影響若威脅國家經濟，韓國政府手中有一項極少動用的祕密武器——《工會及勞動關係調整法》第76條賦予的「緊急調整權」。一旦勞動部長認定罷工對國家經濟造成重大風險或嚴重威脅國民日常生活，即可下令立即停止罷工30天，期間由國家勞動關係委員會接管並進行強制調解與仲裁。這項權力自1963年立法以來僅使用過4次，最近一次為2005年大韓航空機師罷工。三星罷工期間，產業通商部長官金正官明確表態「若罷工成為現實，政府將難免行使緊急調整權」。政府以「潛在介入」作為施壓籌碼，展現韓國罷工文化中「國家機器永遠在暗處觀望」的獨特特徵。
最後時刻的戲劇性逆轉
5月21日，就在罷工即將啟動前約一小時，三星電子勞資雙方戲劇性地達成初步協議。三星電子同意加薪6.2％，取消績效獎金上限，並針對半導體部門設立以10.5％營業利潤為資金來源的特別績效獎金。工會隨即宣布暫緩罷工，將協議交由全體會員於22日至27日投票表決。消息一出，三星電子股價飆升6％以上，韓國綜合指數大漲8.42％。臨門一腳的妥協模式，幾乎已成為韓國大型勞資糾紛的固定戲碼——透過將企業推到懸崖邊緣，讓資方在市場與社會輿論的雙重壓力下做出最後讓步。
韓國罷工的獨特樣貌
綜觀三星電子罷工事件，可以歸納出韓國罷工文化的幾項核心特徵：其一，高度程序化，從工會投票到中央勞動委員會調解，每一步都以法律為基礎；其二，司法密集介入，法院以假處分設定紅線，罰款機制建立嚇阻；其三，工會內部存在高度矛盾，內部分裂往往比外部壓力更具殺傷力；其四，政府手握緊急調整權作為終極槓桿，以「潛在干預」施壓雙方加快協商；其五，資本市場即時反應，股價漲跌成為談判進度的溫度計。韓國人的罷工，從來不只是上街舉牌，而是一場多線作戰的法律、政治、經濟與社會綜合角力。這也正是韓國罷工能夠兼具合法正當性與實質談判成效的根本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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