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新聞/中部特派員鄒志中報導 歐盟一有食安風險就要通報，台灣還在爭論「原料算不算產品」？ 善意通報免責：讓企業敢說實話的制度才是台灣食安真正的改革 ! 中聯油脂苯駢芘（Benzo[a]pyrene, BaP）(注音為「ㄅㄣˇ ㄆㄧㄢˊ ㄆㄧˊ」)超標四倍的致癌毒油案，從2026年4月出貨、下游陸續檢出苯駢芘超標，但直到2026年6月底正式通報、2026年7月全面下架與重罰，已成為近年最大規模的食用油風暴之一。1300公噸問題油品流向多層下游，影響超市、學校與餐飲通路，社會焦慮與政治攻防同步升溫。
當台中地方法院羈押裁定披露「台糖早在2026年5月中旬就通知中聯311號油槽原料油苯駢芘超標四倍」後，爭議迅速轉向：台糖拒收致癌毒油後並未向主管機關通報，到底是否違法？衛福部長石崇良、食藥署、經濟部與高雄市衛生局一致指出，台糖檢驗的是「粗膠原油」原料，尚未成為自家產品，且油品全程留在中聯廠區，不適用《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7條第5項強制通報義務；南僑油脂等業者則因最終食用油產品延遲通報而遭罰。一派堅持「依法沒有義務」，另一派怒斥「發現有毒就該立即通報」。
真正值得討論的，不指是台糖公司的「隱匿」，而是台灣整個食安制度「漏洞百出」。一個現代食安制度，不應只問「法律有沒有規定」，而應問「食安管理制度是否足以阻止下一次災難」。當社會仍停留在「誰犯法」的管理思維，而不是「誰先知道風險，誰就應該啟動預警」的風險治理思維時，台灣下一次食安風暴的伏筆就早已埋下。
真正值得討論的，不只是台糖，而是台灣整個食安制度
事件暴露的並非單一國營事業的道德選擇，而是台灣食安治理長期停留在事後究責、產品管理與法律最低門檻的深層結構。台糖以更高於法規的食用油標準檢驗原料、立即拒收並要求換貨，從企業自主管理角度看是加分項；經濟部長龔明鑫認定其無通報義務，也符合現行法條對「產品」的狹義解釋。然而，社會直覺卻指向另一個問題：既然已知道食品上游存在致癌物超標風險，為何如此重要並悠關人命的重要資訊，經濟部還會認定台糖沒有通報義務要將資訊進入台灣食安公共預警系統？
這正是風險治理與法律最低義務的落差。法律可以成為保護企業的盾牌，也可以成為阻礙預警的牆。當台灣食安治理制度設計只獎勵「沒有違法」，而非「主動揭露風險」，企業自然傾向最低成本選擇——退貨、切割並保持沉默。中聯致癌毒油案中，從原料異常到正式通報的時間差，讓問題油品繼續流向市場，正是這種誘因結構的直接結果。
台灣食安法到底怎麼規定？
《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7條是整起爭議的法律核心。第1至4項要求食品業者實施自主管理、訂定監測計畫，並對原材料、半成品或成品進行檢驗；上市櫃或特定規模業者須設置實驗室。第5項則規定：「食品業者於發現產品有危害衛生安全之虞時，應即主動停止製造、加工、販賣及辦理回收，並通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關鍵在「產品」二字。第3條將「產品」與「原料」分屬不同概念。經濟部與高雄市衛生局採嚴格文義解釋：台糖檢驗的是粗膠原油（可製成食用油、飼料油或其他用途），尚未進入自家製程、未成為「產品」，且拒收後油品未移動，故無強制通報義務。中聯油脂作為原料與成品製造者，才是真正義務人。
台灣司法與部分學界則傾向目的解釋：第7條精神在於風險預警與危害防止，而非等待產品完成後才啟動。原料異常若可能衍生為最終產品危害，知情業者應有主動通報責任。法律文字可以有不同解釋，這本身不是問題；真正問題是：為什麼同一條文可以被解釋成完全相反的結果？答案在於立法時未清楚界定原料、半成品與成品在供應鏈中的風險連動，也未建立「知情即通報」的明確觸發機制與誘因。當行政機關採取最狹義解釋以降低執行成本，司法與社會期待則朝向實質風險保護，認知落差便成為下一次食安爭議的導火索。
「通報義務」其實只是冰山一角
真正問題不只是台糖的「隱匿」，而是台灣整個食品供應鏈的風險資訊斷裂。假設A公司驗到有毒原料後退貨，B公司又買走，政府不知道，消費者不知道，最終產品流入市場後才爆發——這正是中聯致癌毒油案的縮影。從南僑油脂公司自主檢驗發現異常、私下通知上游，到中聯反覆送驗確認、召集下游開會 leg，再到2026年6月30日正式通報，時間差長達數十天。資訊早已在企業之間私下流轉，卻遲遲未進入台灣食安公共預警系統之中。
這就是台灣Risk Communication（風險通報）最大的漏洞。現代食安不是單一產品的合規檢查，而是台灣食品供應鏈全程的資訊透明與即時預警。當「發現風險」與「啟動公共預警」之間存在巨大誘因落差——通報要立即招來罰則、商譽損失或政治壓力——企業自然選擇沉默或最低限度私下處理。冰山之下，是缺乏強制跨企業風險分享機制、缺乏善意通報保護，以及缺乏即時數位追溯平台的制度空洞。
歐盟、美國、日本怎麼做？
歐盟的Rapid Alert System for Food and Feed（RASFF）不以「產品已上市」為門檻。只要供應鏈任何一環出現重大疑慮，成員國即可立即通知歐盟委員會，資訊快速擴散至所有成員，要求查核流向、採取措施。歐盟系統強調「嚴重風險」的即時共享，而非等待違法事實確認後才去行動。
美國FDA透過《Food Safety Modernization Act》（FSMA）全面轉向預防控制。受規範設施必須進行危害分析，建立風險基礎的預防控制措施（含製程、供應鏈、衛生等），並保留紀錄。重點不是「等違法再罰」，而是要求企業主動識別並控制已知或合理可預見的危害。供應鏈計劃更強制上游管控。
日本《食品衛生法》鼓勵企業自主回收，並於2021年後將自主回收資訊申報義務化。業者一旦啟動回收，必須向主管機關通報，資訊透過系統公開。主管機關態度是「早通報、早回收」，而非將通報視為罪證。這些制度共同指向同一邏輯：風險管理優先於事後究責，資訊透明優先於企業私利。
台灣若仍停留在「原料無強制義務」的文義防守及口水泡沫食，早與國際主流食安風險治理思維已產生明顯落差。
現代食安管理早已不是「產品管理」
ISO 22000、HACCP、Food Traceability與Supply Chain Transparency等國際標準，早已將管理對象從「最終產品」轉向「風險」本身。原料、半成品、成品都是供應鏈的連續環節，任何一點異常都可能放大為系統性危害。HACCP強調關鍵控制點與預防，而非末端檢驗；食安追溯系統要求從農場到餐桌的所有可還原性。
當台灣食安法規仍以「產品」為通報觸發點，等於承認原料與半成品階段的風險可以私自處理。這與國際管理哲學背道而馳。中聯致癌毒油案中，粗膠原油超標本可成為早期預警節點，卻因法律概念切割而失去其公共預警價值。
吹哨者制度的重要性
回顧全球重大食安事件，真相曝光往往不是主管機關的主動查獲，而是吹哨者的曝光與檢舉。美國Peanut Corporation of America花生醬沙門氏菌案、中國嬰幼兒奶粉三聚氰胺事件、日本雪印乳業中毒案、韓國加濕器殺菌劑事件，皆因內部或下游知情者挺身而出，才迫使系統正視。
中聯致癌毒油案中，若無下游自主檢驗與後續司法揭露，2026年5月的原料異常可能永遠停留在企業內部紀錄。台灣吹哨者保護與獎勵不足，等於鼓勵沉默。台灣食安管理制度若無法讓「說真話」成為安全且有利的選擇，下一台灣食安風暴仍將依舊層出不窮。
危機管理最大的失敗：資訊不透明
1982年強生公司Tylenol氰化物下毒案被奉為經典，不是因為沒有死亡，而是因為企業選擇「先公布、再調查、最後究責」。強生立即全面回收、公開資訊、重新設計包裝，最終重建信任。對比之下，中聯致癌毒油案初期資訊早在企業間私下流轉、官方反覆澄清「不知情」、政治攻防淹沒事實，正是危機管理的失敗典型：先切割、一直在解釋、卸責，而非主動透明。
台灣食安資訊不透明不僅延長危害台灣食安問題暴露時間，更摧毀台灣民眾對台灣食安管理制度的信任。當「誰先知道」成為朝野政治攻防的焦點，而非「如何更快阻止」，台灣食安的治理早已重創台灣民眾的信心。
行政責任與企業責任如何重新分工？
台灣企業應做到自主檢驗、自主通報、自主回收，並將風險資訊納入供應鏈契約。政府負責建立即時預警平台、跨部會資訊共享、公開透明與誘因設計。地方政府負責現場查核與初步處置，中央負責制度設計、標準統一與重大事件指揮。
台灣食安管理制度目前分工模糊：企業怕通報後被究責，地方政府怕動到國營事業或政治敏感對象，中央則常以「依法行政」回應社會期待。台灣食安管理制度重新改革的核心重點，是要讓「越早通報」成為企業的最佳策略，而非風險。
從「依法行政」走向「風險治理」
台灣今天最大的問題不是台糖到底算不上是違法？真正問題是：台灣食安管理制度是否鼓勵台灣企業願意提早通報？如果台灣企業通報反而要被重罰、被究責、被炎上，以後誰還願意第一時間去說實話？去自找麻煩？
台灣食安管理制度設計的方向應該是：
– 建立「善意通報免責」機制，保護主動揭露者免於行政與民事過度追責。
– 明確界定原料、半成品與成品的通報標準與觸發條件，消除行政解釋的空間。
– 建置跨中央與地方的即時食安預警平台，讓食安風險資訊不再私下流轉。
– 強化吹哨者保護與獎勵制度，讓內部知情成為系統安全閥門。
– 推動供應鏈數位追溯與資訊公開，使從原料到餐桌的流向可即時還原。
讓「越早發現、越早通報」成為企業的最佳選擇，而不是風險。這才是從「依法行政」走向「風險治理」的關鍵一步。行政院已提出食安法修法方向，納入原材料與半成品、明確訂定24小時通報的時限，正是對此漏洞的回應。能否真正落實，取決於台灣社會是否願意把討論從「誰該負責」提升到「如何讓下一次食安風險更早被發現」。
中聯毒油事件或許終將落幕，但真正值得記住的，不是台糖究竟有沒有法律上的通報義務，而是台灣是否願意藉此重新建立一套以風險預警、資訊透明、供應鏈治理為核心的食品安全制度。當台灣社會仍停留在爭論「誰該負責」時，真正成熟的治理思維，應該思考的是「如何讓下一次食安風險更早被發現、更快被阻止」。台灣唯有把食品安全從事後究責，提升到事前預防與風險治理，才能真正重建台灣民眾對餐桌安全的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