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新聞/中部特派員鄒志中報導 黃豆原料熱損率從0.5%放寬到5%？中聯苯駢芘毒油事件，如何一步步把台灣人民推向致癌風險？當台灣食用油被驗出含有第一級致癌物苯駢芘（Benzo[a]pyrene）(注音為「ㄅㄣˇ ㄆㄧㄢˊ ㄆㄧˊ」)超標四倍的消息曝光，它原本只是一起食品安全事件。但當台灣主管機關追查後發現，問題並非天災、也非偶發污染，而是企業自行放寬原料標準、製程管理失靈，加上主管機關長期欠缺有效監督，這起事件便不再只是黑心廠商的個案，而是台灣整個食品安全治理體系制度性警報。
中聯油脂事件爆發後，由台灣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副所長楊炳輝率領食品加工、油脂、法律等領域專家直接進廠調查，終於讓事件輪廓逐漸清晰。調查結果並沒有發現神祕的污染源，也沒有不可抗力因素，而是指出數個看似細微、卻足以左右台灣食品安全的製程決策：包括中聯油脂自行放寬進口黃豆熱損率、脫膠品質不佳、脫色程序未依最佳實務加入活性碳等。每一項看似都只是技術細節，最後卻共同推高了苯駢芘殘留量超標四倍的的風險。這些發現，也推翻了外界一開始認為「只是進口黃豆品質不好」的說法。真正的問題，並非只有巴西黃豆，而是企業日後如何面對食品安全品質的風險。
一場可以避免的人為災難
苯駢芘並不是陌生名詞。它屬於多環芳香烴（PAHs）的一種，早已被世界衛生組織國際癌症研究機構（IARC）列為第一級致癌物，也就是已有充分證據證明會對人體致癌。它最常出現在高溫燒烤、煙燻食品、焦黑食物，以及油脂長時間高溫處理過程。換言之，它不是突然跑進食品裡，而是在高溫失控時，被自動「製造」出來。
此次調查最大的發現，就是找到形成苯駢芘的重要源頭。中聯所採購的黃豆主要來自巴西。由於巴西氣候潮濕，黃豆出口前通常必須經過熱風乾燥甚至炒豆程序，以避免航運途中發霉變質。然而，當加熱的溫度控制不當，超過約300至350℃時，黃豆表面就開始碳化焦黑，多環芳香烴便大量生成。也就是說，苯駢芘真正的形成點，其實可能早在巴西黃豆裝船之前便已經開始。
但真正值得追問的是：既然這些原料可能存在較高風險，企業是否應建立更嚴格的把關措施？答案原本應該是肯定的。然而，中聯油脂卻走向完全相反的方向。
一個不起眼的數字，成了整起事件轉折點
專家調查指出，中聯油脂早在2025年6月便修改了黃豆原料的驗收標準。原本規定黃豆熱損率不得超過0.5%，卻直接放寬十倍，提高至5%。乍看只是企業內部採購規格調整，但它實際代表的是另一層意義。熱損率愈高，代表焦黑黃豆比例愈高；焦黑的比例愈高，意味著高溫碳化就愈嚴重；高溫碳化愈嚴重，苯駢芘形成風險便同步的增加。換句話說，企業其實早已知道原料的品質下降，只是選擇用新修改的放寬標準來接受它，而不是要求供應商改善原料品質。
這種做法，在企業管理上或許可以降低退貨成本、避免原料短缺，但在食品安全管理上，卻等於主動提高風險承受值。食品工廠最大的責任，本來就是在污染尚未形成前，就把風險擋在工廠之外，而不是等污染形成後，再期待後段製程全部補救。更何況，後段製程，中聯油脂同樣沒有做到最好。
製程不是只有榨油，更是一連串風險管理
許多人以為，大豆油只是把黃豆放進機器壓榨即可。事實並非如此。現代食用油精煉，大致包含脫膠、脫酸、脫色、脫臭等多道程序，每一步都有不同功能。其中，這次最受矚目的，就是「脫色」。很多人誤以為脫色只是讓油看起來更漂亮。事實上，它更重要的功能，是利用活性炭吸附的原理，把許多有害油脂的物質一併移除。
調查指出，中聯油脂雖然使用白土作為脫色劑，但卻沒有加入活性碳。這個看似不起眼的差異，卻可能左右整批產品品質。根據食品科學界長年累積的研究，在白土搭配活性碳的情況下，可大幅吸附苯駢芘等多環芳香烴，降低殘留濃度，效果可達九成左右。換句話說，即使原料已有一定污染，只要製程設計完善，仍有相當高機率把污染降到安全範圍。令人遺憾的是，中聯油脂並沒有採取這項成熟技術。這代表企業並不是沒有能力，而是沒有把降低風險當成必要的成本考量。
更大的問題，其實出現在第一道製程
除了脫色之外，專家還發現另一項容易被忽略的缺失──脫膠。大豆天然富含卵磷脂，因此第一道程序就是利用水合方式將磷脂移除。如果脫膠不完全，不只是影響油脂品質，更可能降低後續脫酸、脫色及脫臭效率，使污染物更難被有效去除。調查顯示，中聯油脂在多批次產品中，脫膠後磷脂含量仍高於製程管制標準，代表第一道程序便已經沒有做到位。
這也形成一種典型的「骨牌效應」。第一關沒做好，第二關效率下降，第三關補救不足，最後污染一路保留到成品。許多大型食品事故，其實都不是單一錯誤造成，而是一連串小錯誤累積。中聯油脂事件正是如此。它沒有驚天動地的重大爆炸，也沒有設備的全面失控，而是在一次次看似微不足道的管理決策中，慢慢把食品安全底線往後退。
真正令人不安的，不是企業犯錯，而是食安制度沒有及早發現
如果今天是一家從未接受政府管理的小工廠，問題或許還能理解。但中聯油脂長期供應台灣國內大量食用油，產品流向品牌商、加工食品及餐飲市場，其供應鏈涉及台灣眾多下游業者。如此規模的大企業，為何敢自行放寬原料標準？為何脫膠異常未被即時發現？又為何未採行業界已相當成熟的去除苯駢芘技術？這些問題，顯然已超越企業本身，而直指主管機關對高風險食品製程的監督是否足夠？
台灣食品安全從來不是只靠企業自律，也不能等到產品流入市場、消費者暴露風險後，再以重罰或修法補救。真正成熟的食安治理，應建立在「預防優於處罰」的原則上，讓每一道製程、每一次標準變更，都能被有效監測與追蹤。
食藥署監督失靈，不只是「沒有查到」，而是食安制度設計出了問題
中聯油脂事件發生後，外界很容易把矛頭指向企業，認為只要重罰黑心廠商即可。然而，若深入檢視整起事件便會發現，真正值得反省的，不只是企業違反食品安全管理原則，而是台灣主管機關是否建立了一套足以預防風險的監管制度？
台灣食品安全治理的目的，從來不是等產品流入市場、消費者暴露於風險後，再以罰鍰或刑責加以處罰；真正成熟的治理，應該是在風險尚未形成之前，就能及早發現、及早介入、及早修正。然而，中聯事件所暴露的，正是台灣目前食品監管仍偏重「事後處置」，而非「事前預防」的制度性大缺口。
以此次調查為例，專家發現，中聯油脂早在2025年便自行將進口黃豆「熱損率」允收標準由0.5％放寬至5％。這不是製程中的偶發錯誤，而是中聯油脂正式的品質管理決策。換言之，企業並非不知道原料品質有所改變，而是在商業考量下，主動調整了風險容忍範圍。問題在於，主管機關直到毒油事件爆發後，才宣布未來業者若調整原料標準或製程，應依《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7條提出食品安全監測計畫並報請主管機關備查。這項措施固然有助於補強制度，但也反映出過去對於高風險製程變更的監督仍有不足。這不禁令人深思：若一項可能影響食品安全的重要製程變更，原本就未建立充分的事前監管機制，後來的事後監督體系是否還存糾錯及改善的空間？
「企業自主管理」不能等於「企業自己決定」
《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的立法精神，一向強調「企業是食品安全的第一責任人」。這項理念本身並沒有錯。世界各國的食品安全制度，也都建立在企業自主管理（Self-regulation）之上。但因為政府不可能二十四小時派人駐廠，也不可能逐批去檢驗所有的食品，真正能掌握每一道製程的，始終是企業的本身。但「自主管理」並不代表企業可以恣意「自行決定」。真正的自主管理，必須建立在透明、可追溯、可稽核三項原則之上。企業可以自行建立標準，但主管機關必須知道；企業可以調整製程，但主管機關必須完全掌握；企業可以改善流程，但主管機關必須隨時隨地反覆驗證。換言之，自主管理應該是一套「政府監督下的自主」，而不是完全恣意任由企業自行裁量。中聯油脂事件所凸顯的問題，正是企業擁有相當大的食品製程調整空間，而政府是否能即時掌握相關資訊，便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
台灣食安最大的敵人，不是黑心，而是資訊落差
許多人認為食品安全事件來自黑心廠商。其實，更多大型食安事件來自資訊的不對稱。企業都知道，政府不知道，消費者更是完全不會知道。例如此次事件中，企業了解將原料熱損率提高，也知道脫膠品質並不穩定，更知道脫色程序未採用更佳吸附技術；但直到專家進廠查核後，這些關鍵資訊才逐漸浮現。這顯示主管機關若主要依賴企業提供資料，而缺乏足夠的風險導向查核，便可能難以及時發現製程中的異常。因此，現代食品監管的重點，已不再只是抽驗產品，而是建立更完善的風險管理機制，包括食品供應鏈追溯、食品製程變更管理及高風險產品的預警監測。
國際食安治理，早已走向「風險管理」
如果把目光放到國際，可以發現食品安全治理早已從「終端抽驗」轉向「全流程管理」。歐盟採取的是「從農場到餐桌」（Farm to Fork）治理模式。它的核心精神，不僅是在超市要抽驗，而是在每一個供應環節都建立追蹤制度。農場、運輸、加工、倉儲、物流、零售，每一個環節都必須留下完整的紀錄。只要其中任何一個節點出現問題，就能立即回溯污染的來源，而不是等待產品遍布市場流通後才開始全面性的下架，那些早已被無辜消費者吃進肚子的黑心食品，又該如何追責求償？
美國則在《食品安全現代化法》（FSMA）實施後，監管思維已從「Respond（回應）」全面轉向「Prevent（預防）」。企業也必須主動進行危害分析（Hazard Analysis），辨識可能的生物性、化學性與物理性風險，並針對每項風險建立預防控制措施（Preventive Controls）。換言之，主管機關要求的不只是「不要出事」，而是企業必須證明自己已建立足以降低風險的管理機制。日本則更重視製程紀律。日本食品工廠普遍導入HACCP（危害分析重要管制點）制度，並將每一道重要製程數據完整留存，主管機關查核時，不只是抽驗產品，更會檢視製程紀錄是否一致、設備是否定期校驗、異常是否立即改善。因此，真正成熟國家的食品安全治理，監督的對象不是最後那一瓶油，而是整條生產線。
台灣需要的，不只是修法，而是治理模式升級
中聯油脂事件後，台灣各界呼籲修訂《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包括提高罰則、要求製程變更須報備、強化企業責任等，這些方向都有其必要性。然而，若台灣食品安全改革仍停留在「提高刑責」或「加重罰鍰」，恐怕仍不足以避免下一次風險。真正值得思考的是：如何讓台灣的食品安全制度能夠更早些發現問題並立即處置，而不是坐等事件爆發後才去被動地究責與處罰。
因此，台灣未來可考慮從四個方向強化食安治理：
第一，建立「重大製程變更申報制度」。凡涉及原料驗收標準、重要製程參數或食品安全控制措施的重大調整，應納入事前申報或風險評估機制，以利主管機關掌握高風險的變更。
第二，導入更完整的「風險分級查核」。對食用油、乳製品、嬰幼兒食品等高風險產品，要提高查核頻率與深度，並結合歷史違規紀錄與供應鏈風險資訊，提升食安監管的效率。
第三，強化數位化追溯管理。透過電子化生產紀錄、批號管理與供應鏈追蹤，提高異常事件的回溯速度，降低問題產品召回及下架的成本與時間。
第四，建立獨立的食品風險評估機制。可參考歐盟等國經驗，由跨領域專家提供科學評估，讓風險判斷建立在一致的技術標準上，同時兼顧透明度與公信力。
中聯油脂事件提醒我們，食品安全不能只依賴企業的善意，也不能完全寄望政府在事件發生後迅速應變。更重要的是，要建立一套兼顧企業責任、政府監督與資訊透明的制度，讓風險在源頭就被辨識、在製程中被控制，而不是放在餐桌上才被動地發現。中聯油脂事件真正留下的課題，不只是如何處理一家企業，更是如何讓台灣的食品安全治理，從「事後究責」走向「事前預防」，使台灣食品安全制度韌性能跟上現代食品供應鏈日益複雜的挑戰。
當食安危機成為信任危機──人民為何不再相信政府？台灣需要的不只是道歉，而是一場治理改革
中聯油脂事件發展至今，表面上看，是一家食品企業的品質管理的失敗；但從更深層來看，它其實是政府治理信任的危機。因為對消費者而言，真正令人恐慌的，並不只是「吃進多少苯駢芘」，而是一個更根本的疑問：我們每天購買的食品，到底有多少安全，是建立在食品安全制度的保障之上？又有多少只是相信企業不會出問題？
食品安全最特殊之處，在於它涉及人民最基本的生活需求。能源短缺，人民可以節約使用；物價上漲，人民可以選擇替代品；交通不便，人民可以改變路線。但食物不同。每一天、每一餐，人民都必須攝取。因此，食品安全不是一般政策問題，而是政府與人民之間最直接的信任契約。一旦這份契約被破壞，損失的不只是某個品牌的形象，而是整個食品安全制度的公信力。
從頂新到中聯：台灣食安危機為何一再發生？
回顧台灣過去二十年的食品安全事件，從塑化劑、毒澱粉、餿水油、頂新黑心油，到此次苯駢芘超標事件，可以發現一個共同特徵：每一次事件發生後，政府都會提出改善方案；每一次都會強調「零容忍」；每一次都會承諾「不讓類似事件再發生」。然而，數年後，類似問題仍可能再以不同形式再次出現。原因何在？關鍵不在於政府沒有能力處理事件，而是整體治理模式仍停留在「危機處理」，而非「風險治理」。
危機處理的邏輯是：出了問題 → 找出違規者 → 開罰 → 下架 → 結案。但風險治理的邏輯是：哪裡可能出問題 → 提前辨識 → 建立防線 → 持續監測。兩者最大的差異，在於時間點。前者是在傷害發生後追究責任；後者是在傷害發生前阻止風險。而現代食品供應鏈早已不是過去的小型市場交易模式。今天的一瓶油，可能涉及國外農產品供應商、跨國航運、原料倉儲、加工工廠、食品品牌商、餐飲業者，最後才到消費者手中。在如此複雜的供應鏈中，如果政府仍主要依賴事後抽驗，無論投入多少人力，都很難完全避免風險。
食藥署真正面臨的挑戰：不是查不到，而是要調查什麼？
中聯油脂事件中，政府強調接獲通報後，便立即啟動調查、要求下架、安排專家進廠。就事件應變而言，台灣食品安全主管機關確實展開處理。但台灣社會真正關心的問題，不只是「事件發生後政府做了什麼」，而是：為什麼事件發生前，制度沒有發現？這也是所有食安事件最難回答的問題。因為現代食品監管面臨一個根本限制：政府不可能去檢查所有的食品。因此，台灣監管資源必須放在「最可能出問題的位置」。這就是食品安全風險導向監管（Risk-based Regulation）的核心。
例如：食用油產業高度依賴進口原料；油脂加工涉及高溫製程；高溫可能產生致癌物；大型企業產品流向數百甚至數千個下游。那麼，食用油產業本來就應該被列為高度風險管理對象。主管機關除了抽驗成品，更應關注原料來源、加工溫度、製程參數、設備紀錄、品質標準變更、供應鏈管理。
然而，過去台灣食安管理仍較偏向「抽驗模式」。也就是：產品送檢，結果合格，就認定安全。但問題在於，檢驗只能回答「這批產品現在是否超標？」，卻無法回答「企業是否正在累積下一次風險？」。中聯事件正說明了這個盲點。如果企業可以恣意調整原料收驗標準、改變製程條件，而主管機關事前並不掌握，那麼抽驗再頻繁，也只是最後一道防線。而第一道防線，可能早已失守。
企業責任不能被稀釋，但政府責任也不能消失
中聯油脂事件發生後，有一種說法認為：「食品安全第一責任人是企業，所以政府沒有責任。」這種說法只對了一半。企業當然必須負最大責任。因為企業掌握原料、設定製程、決定成本、最清楚產品風險。如果企業為降低成本而犧牲安全，政府必須依法究責。但另一方面，政府存在的價值，就是管理市場中企業無法自行解決的風險。市場競爭下，企業天然存在降低成本的誘因。食品安全成本越高，企業利潤越低。如果所有安全要求都只依靠企業自律，最後容易形成：守規矩者成本增加，降低標準者取得競爭優勢。這就是所謂「劣幣驅逐良幣」。因此政府監管的功能，就是建立共同標準，確保所有企業在公平、安全的環境下競爭。換句話說：企業負責不要犯錯；政府負責不要讓錯誤容易發生。兩者缺一不可。
台灣食安改革不能只靠重罰，必須建立「食品安全韌性」
過去台灣處理重大食安事件，常見政策工具就是：提高罰款、增加刑責、公布名單、加強稽查。這些措施都有必要。但如果制度本身沒有改變，再高的罰則也只能在事件發生後發揮作用。真正需要建立的是「食品安全韌性」。所謂食品安全韌性，就是面對未知風險時，整個系統仍能快速發現、控制與修復。
具體而言，台灣可以從五個方向改革食安：
第一，建立食品企業信用分級制度。目前消費者看到食品品牌，往往只能依靠知名度判斷。但知名企業不一定永遠安全，小企業也不代表一定危險。政府應建立食品安全信用評等，包括歷年違規紀錄、自主檢驗能力、供應鏈管理、追溯制度、製程透明度，讓市場形成「安全競爭」。安全做得好的企業，獲得消費者信任；管理不佳者，自然受到市場淘汰。
第二，高風險食品應提高監管密度。不是所有食品都需要相同監管強度。一包餅乾與一瓶大量使用於加工食品的食用油，風險程度不同。政府應建立食品風險排行榜，針對食用油、乳製品、嬰幼兒食品、肉品、水產品，建立更高強度得食安監管。
第三，製程數據必須透明化。未來食品安全不能只靠紙本紀錄。應導入數位化管理，例如原料批次、加工溫度、設備參數、檢驗結果、物流資訊，全部建立電子追蹤。當問題發生時，可以在最短時間內找到源頭。
第四，政府必須降低政治化處理食安事件的誘惑。食品安全事件最怕兩件事：企業掩蓋，政府政治化。如果政府第一時間思考的是如何降低政治傷害，而不是如何降低民眾的信任風險，台灣人民的不信任只會加深。食安不應該有政黨顏色。今天受害的是某一群消費者，明天可能換成另一群人。真正成熟的食安治理，不是讓支持者相信政府，而是讓所有人都相信食安制度。
第五，建立全民食安監督文化。食品安全不是政府單方面責任。消費者、媒體、學界、企業，都應成為監督網絡的一部分。透明資訊公開、科學風險溝通、專業判讀，都是現代食安治理的重要元素。政府最需要避免的，不是台灣人民的批評，而是台灣人民失去對政府的信任。因為當台灣人民不再相信制度，最後受傷的不是政府，而是整個台灣社會。
一瓶食用油照見一個國家治理能力優劣
中聯油脂事件最後應該留下的，不只是一次裁罰、一份調查報告，或一次政治攻防。真正重要的問題是：台灣是否願意從每一次食安危機中，建立更成熟的食安監督制度？食品安全的本質，不只是檢驗數字。它是一種社會信任。台灣人民相信政府，所以願意相信市場；台灣人民相信制度，所以願意相信食品。但當一次次事件發生，台灣人民開始懷疑：「政府是不是總是在事情發生後才知道？」「企業是不是總是在被抓到後才需要負責？」那麼失去的，就是治理最珍貴的資產──信任。
中聯油脂事件提醒台灣：真正危險的，不只是苯駢芘存在於油品之中。更危險的是，當制度無法提前阻止食安風險時，台灣人民對政府信譽也產生了如苯駢芘般的「慢性傷害」。台灣食安改革的目標，不應只是消滅下一個問題企業，而是建立一個即使有人想降低食安標準，也很難傷害台灣人民的食安制度。因為真正值得守護的，不只是餐桌上的一瓶油，而是台灣社會對政府、企業與彼此之間，最基本的信任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