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新聞/中部特派員鄒志中報導 毒油空窗期87天？從塑化劑到中聯毒油苯駢芘超標四倍：台灣食安危機治理的致命盲點曝光….當一批大豆沙拉油被驗出一級致癌物苯駢芘（BaP）超標四倍，震撼全台的，不只是食安事件本身，而是一場全面揭露國家治理漏洞的危機。每一次重大食安事件，社會輿論總會聚焦在「黑心廠商」、「重罰」、「全面下架」等關鍵字，然而，真正值得追問的問題從來不是單一企業是否違法，而是台灣整套食品安全治理機制，是否具備及時發現、迅速通報、有效追蹤與公開透明的能力？
中聯油脂事件之所以引發台灣高度社會焦慮，不只是因為苯駢芘（BaP）早被世界衛生組織國際癌症研究機構（IARC）列為第一級致癌物，更因為事件從產品製造、企業自主檢驗、供應鏈通報，到主管機關介入處理，歷經數月才逐步曝光。問題油品早已流向台灣各大食品加工廠、餐飲業、零售通路，甚至校園團膳體系，讓台灣民眾開始質疑：究竟是企業失職，還是台灣整套食安治理系統同時失靈？
真正令人擔憂的，不是一瓶沙拉油，而是一條看不見的風險鏈。從源頭原料、精煉製程、品質檢驗、上下游交易、物流配送，到最終端消費者餐桌，只要其中任何一個環節缺乏即時監測與資訊透明，就可能讓台灣食品安全風險層層放大。這也是現代食品治理最大的挑戰：風險不再只是單一產品，而是整條供應鏈共同承擔的系統性問題。
回顧近十餘年，台灣歷經塑化劑事件、大統混油案、餿水油、劣質豬油、毒澱粉…等重大食安風暴，每一次事件之後，政府都宣示修法、提高罰則、建立追溯制度，希望亡羊補牢。然而，中聯油事件再次提醒社會，即使法規逐步完善，若資訊流動仍依賴企業自主通報，行政機關缺乏即時掌握能力，危機仍可能在漫長的時間差中持續擴散。
政策急轉彎的代價：信任比產品更易流失
在危機治理中，「政策急轉彎」往往是信任崩盤的催化劑。中聯油事件中，從最初「無需全面下架」到後續調整回收標準的過程，正是典型政策搖擺的寫照。台灣民眾不是無法理解科學風險評估的複雜性，而是無法接受政府在資訊不完整時匆促表態，隨後又因新證據或輿論壓力反覆修正。這種「邊做邊改」的風險溝通模式，非但未能緩解不安，反而放大了不確定感，讓台灣人民對制度的信心一步步流失。
為何在台灣食安事件中，最容易流失的不是產品，而是台灣人民對政府的信任？答案藏在風險感知的心理機制與治理現實的落差中。心理學研究顯示，台灣民眾對「不可見風險」（如致癌物）的恐懼，遠高於可量化的實際危害。當政府未能第一時間提供清晰、一致、可驗證的資訊時，台灣民眾會自行填補空白——往往透過社群媒體的放大鏡，形成「政府隱瞞」的集體敘事。產品可以下架回收，但被侵蝕的信任，卻需要更長時間才能修復，甚至可能永久性損害公共治理的公信力。
中聯油事件暴露的，正是這種結構性問題。據公開時間軸，問題苯駢芘（BaP）超標四倍油品於2026年4月生產出貨，下游企業在自主檢驗中陸續發現異常（南僑2026年5月已檢出超標），卻歷經覆驗、內部討論、向上游反映，直至2026年6月底中聯才正式通報主管機關。這長達兩個多月的「治理空窗」，讓約1300公噸問題油品廣泛流通，波及泰山、福壽、福懋等大廠及數百下游業者，甚至進入校園團膳。
這不是單一企業的延遲，而是制度依賴「企業自律」卻缺乏強制即時監理的必然結果。企業考量商譽、法律責任、供應鏈衝擊，自然傾向「先確認再通報」；主管機關則因資訊分散，無法主動預警。當危機爆發，政府被迫「事件驅動」式回應：先低調處理，輿論沸騰後急轉彎加重處罰、擴大下架。此種模式重複上演，從塑化劑事件的「一開始不知情」到餿水油的「事後重罰」，每次都強化了台灣民眾「政府總是慢半拍」的印象。
87天的治理空窗：本可更早攔下的危機
任何重大公共危機，都有一條值得檢視的時間軸。中聯油事件從2026年4月生產到2026年6月底通報的空窗期，揭露的不只是企業品管，而是制度運作的遲緩。問題油品持續流向市場，原本可侷限於源頭的風險，演變成全民的食安焦慮。
食品安全不同於一般商品，具有高度不可逆性。食品一旦進入人體，回收再完善也無法抹除風險。因此，現代食安管理追求的是「預防優先」——將風險阻絕在消費之前。
相較之下，歐盟的食品與飼料快速預警系統（RASFF）在任何成員國發現異常時，即可同步通知所有相關單位，讓問題產品在最短時間內停止流通。美國《食品安全現代化法》（FSMA）則強化預防控制，強調進口商與供應鏈的驗證責任，而非事後究責。
台灣目前仍高度依賴企業自主通報，這種設計在全球化供應鏈下已顯力不從心。資訊分散於原料商、製造廠、加工業者、物流與地方衛生單位，缺乏即時串聯，追蹤常需仰賴人工比對批號與紙本紀錄，耗費大量行政資源卻延誤時效。此次中聯事件中，下游業者2026年6月中已知情卻未及時通報，進一步放大空窗。
這反映出台灣食安制度的結構性矛盾：法規不缺（《食安法》多次修訂），但資訊能力與執行力落後。真正需要改革的，不是再提高罰則，而是建立數位化即時監測與追溯系統，讓檢驗結果自動上傳、流向一鍵查詢、異常自動預警。
風險溝通的失敗：透明度是信任的基石
在現代危機治理中，資訊透明已成為核心能力。風險溝通不是事後的公關修補，而是危機全周期的戰略工具。有效風險溝通應遵循「及時、透明、一致、共情」的原則：第一時間承認問題、說明已知與未知、提供可操作建議，並持續更新。
中聯油事件中，政府初期溝通的模糊地帶（如回收範圍的調整），正凸顯了這方面的不足。台灣民眾需要的不是「科學上低風險」的保證，而是「我們已盡最大努力掌握資訊，並優先保護你們」的態度。當政策急轉彎發生時，若缺乏事先解釋與數據支持，就容易被解讀為「隱瞞」或「無能」，加速台灣民眾的信任流失。
歷史案例一再證明此點。2011年塑化劑事件中，政府初期反應遲緩，導致台灣民眾恐慌性搶購與抵制；2014年餿水油風暴，更因供應鏈追蹤不力與資訊不透明，引發對整個食品產業與政府的信心危機。每次事件後，雖然有修法進展，但信任修復遠落後於法規完善。
相反，國際成功經驗顯示，透明能轉化危機為改革契機。歐盟RASFF不僅快速通報，還公開詳細資訊，維持消費者信心。美國FDA在危機中強調數據驅動與公眾參與，減少陰謀論空間。
對台灣而言，強化風險溝通需從三方面著手：一是建立中央統一的危機溝通平台，確保訊息一致；二是導入數位工具，如區塊鏈追溯或AI預警系統，讓台灣民眾可即時查詢產品流向；三是培養「透明文化」，視公開為責任而非負擔。即使資訊不完整，也應說明進度與下一步計劃，避免真空期被謠言填補。
超越事件驅動：建構韌性治理架構
中聯油事件不是孤例，而是台灣國家治理在全球化風險下的縮影。食品供應鏈的複雜性（跨國原料、快速流通、再加工）、企業規模不一（大型廠自律較佳，小型業者監管盲點）、以及行政層級分割（中央法規 vs. 地方執行），共同構成系統性脆弱。
要打破「事件—修法—鬆懈—再事件」的惡性循環，需轉向「預防型、透明型、參與型」治理：
1. 制度升級：強制高風險產品（如油脂）即時檢驗上傳，建置全國統一食品追溯平台，整合供應鏈數據。參考FSMA，強化進口商與製造商的預防控制責任。
2. 風險溝通專業化：設立專責團隊，定期模擬演練，制定分級溝通模板。引入第三方專家參與說明，提升公信力。
3. 社會參與：鼓勵公民科學與NGO監督，開放數據讓民眾參與風險評估。信任不是自上而下施予，而是透過共同參與累積。
4. 國際接軌：積極參與全球食安標準制定，借鏡RASFF建立亞太區域預警機制，提升台灣在國際供應鏈中的韌性。
這些改革需要跨部會協調、預算投入與長期堅持，但代價遠低於反覆信任危機帶來的社會成本。食安治理最終考驗的是政府的「能力感」——台灣民眾不在乎完美無缺，而在乎政府是否誠實面對問題、有效解決問題。
重建信任，從透明開始
中聯油事件再次敲響警鐘：台灣食品安全從來不是單純的科學或經濟問題，而是一項治理能力的綜合考驗。苯駢芘可以透過檢驗量化，污染源可以追查，但台灣人民對政府的信任，卻在一次次資訊不透明與政策急轉彎中悄然流失。
在當代風險社會中，透明度已成為合法性的基礎。唯有將資訊透明嵌入危機治理的核心，讓台灣民眾「看得到、聽得懂、信得過」，才能在食安風暴中守住最珍貴的公共信任。政府應以此事件為契機，推動從「事後救火」到「事前防火」的典範轉移。台灣作為民主社會與食品出口重要角色，有責任也有能力打造更先進的食安治理模式——不僅保護國民健康，更為全球提供可借鏡的亞洲典範。
唯有如此，台灣才能告別「毒油風暴」的循環，讓每一餐都成為對制度的肯定，而非疑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