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報新聞/中部特派員鄒志中報導 1300噸致癌油「精煉稀釋」難解信任危機? 台灣食安治理系統性崩潰機 ! 食安溝通如何重塑? 2026年夏季,一場食用油品安全風暴再次席捲台灣。中聯油脂公司日前自主檢驗發現其生產的一批大豆沙拉油中,苯駢芘(BaP,一種多環芳香烴化合物)含量超標四倍。這批問題油品總量約1300公噸,早在2026年4月初就已出貨,流向泰山、福壽、福懋等主要下游食用油業者,進一步波及全台數百家食品加工廠、餐飲通路、學校營養午餐供應商以及一般民眾的日常飲食。事件曝光後,主管機關迅速介入,相關產品啟動全面下架回收程序,中聯油脂總經理等人士遭司法調查,裁罰金額也創下食安史上新高。

然而,這起事件絕非單一廠商違規或偶發製程異常所能概括。它暴露出台灣食安治理制度的全面失靈。問題油品已廣泛進入市場流通,下游受影響廠商高達數百甚至更多,台灣民眾在不知情的情況下長期暴露於潛在健康風險之中。政府在資訊揭露的 timeliness 上顯得相對緩慢,初期未能立即完整公布所有流向清單與受影響品項,導致社會大眾陷入資訊不對稱的恐慌與不信任。苯駢芘被國際癌症研究中心列為一級致癌物,其生成可能與原料乾燥過程、運輸儲存條件或高溫精煉環節有關,並非人為蓄意添加,但任何超標都必須以最高標準看待。

更令人憂心的是,這反映出台灣整個食安治理框架在預防、監測與應變上的系統性漏洞。從黃豆原料進口、粗油壓榨、精煉處理、油槽與管線儲運,到成品分裝及下游食品應用,每一個環節都可能成為風險放大器。台灣長期以來在食安管理上偏重成品抽樣檢驗,忽略了源頭原料風險評估與全程追溯機制。類似事件在過去十年間反覆出現,無論是早年的油品混摻案或近期各種污染物超標,都顯示台灣食安治理能力未能跟上產業全球化與供應鏈複雜化的腳步。

當基礎食材的安全都無法獲得有效保障時,台灣民眾對政府的信任便會快速流失,進而衝擊整個食品產業的穩定發展,甚至影響國家整體公共衛生與經濟。將焦點從單純的「毒油」個案,提升到「治理失敗」的層次,是檢討此次事件的正確起點。只有認清問題的結構性本質,才能避免未來重蹈覆轍。

企業失德不是全部答案,政府更不能卸責
在這起事件中,部分業者知悉產品檢驗結果可能異常,卻仍持續出貨,且未能在第一時間主動通報主管機關,這種行為確實反映出企業在自律與倫理上的不足。根據調查資訊,中聯油脂在發現異常後的通報時機延遲,並存在隱匿實際產量等情事,直接導致問題油品在市場上延燒數月之久。這不僅損害台灣消費者權益,也暴露現行《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在罰則設定與執行力度上的侷限。雖然本次行政裁罰金額高達億元規模,但若缺乏有效的懲罰性賠償機制與民事集體求償途徑,對於大型企業的嚇阻效果仍然有限。

然而,我們不能將全部責任推給企業「失德」。市場經濟下,企業追求利潤最大化本是理性行為,但這也正是政府制度設計必須介入矯正之處。如果企業追求利益是市場本能,那麼政府建立健全制度就是台灣民主政治存在的根本理由。這句話深刻點出現今台灣食安治理的核心困境:政府長期偏重事後成品抽驗,忽略源頭管理與風險預防;對進口高風險原料的邊境查驗與後續追蹤不夠嚴密;下游流向資訊的公開透明度不足,導致風險在複雜供應鏈中悄然擴散。

政府在事件初期的應變速度與資訊揭露完整性,也受到外界質疑。雖然後續展開跨部會聯合稽查與回收行動,但台灣民眾真正期待的是即時、全面、易理解的公開資訊,而非零星或延遲的公告。這不僅影響消費者知情權與選擇權,也增加後續回收作業的困難度與產業整體衝擊。食用油品安產官之間若未能形成有效的監督協力關係,單靠企業自律顯然無法構築堅實的食安防線。政府作為台灣公共利益的守護者,必須承擔起制度設計、執行監督與危機溝通的首要責任,而非僅在事件爆發後進行個別追責。

唯有正視政府在制度層面的缺口,並透過改革強化其角色,才能真正減少企業違規誘因,並提升整體食安治理效能。

「精煉稀釋」說法傷害政府公信力
事件發展過程中,關於問題油品「經精煉稀釋後健康風險低」的相關說明,成為台灣社會討論焦點之一。苯駢芘作為一級致癌物,其對人體的影響主要來自長期、反覆的累積暴露,而非單次或少量攝取即可引發明顯病變。台灣民眾真正關心的是日常飲食中可能存在的累積風險,尤其是對兒童、孕婦及長期依賴加工食品的族群而言。政府與專家在風險溝通時,若過度簡化為「一次暴露量低」或「精煉可有效降低」,容易被解讀為行政防衛工具,而非嚴謹的科學說明。

科學必須建立信任,而不是成為行政辯護的工具。主管機關應完整、透明地公布各階段檢驗數據、風險評估模型以及科學依據,包括原料含水率、乾燥與運輸條件、精煉過程參數對苯駢芘生成的影響等。國際經驗顯示,類似污染物在食品中的風險評估需考量暴露頻率、劑量反應關係及人群敏感性等多元因素。僅以「精煉稀釋」為主要論述,難以有效平息台灣社會疑慮,尤其在問題產品已廣泛流通的背景下。

此類溝通失誤不僅直接傷害政府公信力,還可能加劇台灣民眾的恐慌情緒與不理性消費行為。未來台灣食安風險說明應朝向更高透明度與可及性發展,例如設立專屬資訊平台即時更新數據、邀請獨立第三方專家參與驗證與解說,並提供台灣民眾易懂的風險管理指南。這才能將科學還原為公共信任的基石,而非危機處理的權宜工具。唯有如此,政府才能在類似事件中真正扮演穩定社會、引導理性的角色。

真正該追的是整條黃豆供應鏈
此次事件最有深度的部分,在於它揭示了台灣黃豆供應鏈治理的結構性問題。台灣幾乎完全依賴進口黃豆,主要來源為美國與巴西。業者因應產季差異,常進行輪換混用:北美產季結束後轉向南美巴西豆。巴西黃豆因氣候溼熱、含水率較高或乾燥處理條件,可能增加苯駢芘等污染物生成的機會;而美國豆則有供應穩定性與品質一致性的優勢。回顧1973年日本「黃豆震撼」,因全球供應波動引發的產業衝擊,至今仍具警示意義。

整條供應鏈從巴西或美國農田的黃豆種植與收穫、國際航運與港口儲運、國內粗油壓榨、精煉加工、油槽管線儲存與輸送,到豆粕作為飼料進入畜牧業(進而影響雞蛋、肉品等二次產品),環環相扣,任何一處疏漏都可能放大台灣食安風險。過去管理模式偏重成品端抽驗,難以有效溯及源頭。邊境抽驗雖有實施,但針對原料批次、製程參數與儲運環境的即時監測仍顯不足。油槽與管線的交叉污染風險、長期累積效應,更是食用油品安全隱藏的系統漏洞。

這已不是單純的政治或企業責任議題,而是供應鏈治理的現代化挑戰。台灣應積極推動全程可追溯數位系統,從進口原料產地驗證、運輸條件記錄,到台灣各製程階段的即時數據監控。同時,強化與出口國的風險資訊共享機制,發展本土或多元供應策略(如增加巴拉圭等來源),降低單一來源依賴。借鏡歐美先進國家經驗,導入供應鏈盡職調查與第三方驗證,才能從根本提升韌性。唯有將視野擴大到整條黃豆供應鏈的透明化與風險控管,台灣食安才能真正向上提升。

台灣食安五環為何失效?
2016年提出的「食安五環」政策,原涵蓋「源頭管理」、「生產管理」、「查驗」、「加重責任」及「全民監督」五大面向,旨在構築全面防護網。十年後檢視,台灣重大食安事件仍層出不窮,顯示五環在執行層面存在明顯落差。源頭控管未能有效阻絕進口原料潛在污染物;生產管理中,業者自主監測與追溯系統尚未全面到位;查驗機制偏重風險抽樣而非預防性全程把關;責任加重雖有行政罰鍰,但民事求償與長期嚇阻力不足;全民監督則因資訊公開不夠即時透明而難以發揮實效。

此次事件中,行政應變雖有進展,但整體速度與台灣民眾信任恢復仍顯緩慢。這提醒我們,政策框架良好不等於執行到位。將政治責任討論置於制度批判之後,更能凸顯問題本質:台灣食安治理需要跨部會長期協作、資源投入與持續優化,而非事件導向的短期應急。若僅停留在表面究責,無法解決台灣食安深層結構問題。

真正需要改革的是制度,而不是一次性究責
食安事件的循環,根源在於制度改革的半途而廢。未來必須推動以下具體措施:1. 強制通報制度,違者加重刑責;2. 全程批次追溯系統,運用區塊鏈或數位平台;3. 製程即時監測與感測器應用;4. 高風險原料源頭嚴格管理與產地驗證;5. 強制公開完整流向資訊;6. 健全集體訴訟與懲罰性賠償;7. 食安吹哨者保護機制;8. 第三方獨立稽核常態化;9. 明確行政首長政治責任;10. 跨部會供應鏈風險預警平台。

每一次食安事件都宣示要改革,每一次改革都承諾不再重犯,但受害者始終是台灣廣大消費者。如果制度持續停留在亡羊補牢、資訊延遲與責任切割,下一場危機只是時間問題。唯有徹底重建制度信任,台灣食安治理才能真正轉型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