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張杰倫
我也沒想到，會在二〇二五年初秋，一個人飛去義大利。
不是那種浪漫的雙人行，也不是什麼療傷之旅——至少出發前我以為不是。我只是覺得，有些城市叫喚得太久了，像羅馬、像佛羅倫斯、像威尼斯，它們在我心裡喊了將近一輩子，而我終於買了那張機票，把自己像一封沒有收件人的信，寄到了靴子形的國度裡。
友人說，義大利？那裡太亂了，扒手多，一個人去危險。又說，那裡太吵了，不像瑞士那樣安靜。我笑了笑，沒反駁。我只是想，如果瑞士收留了我安靜的疲憊，那麼義大利或許可以喚醒我沉沉睡去的感官——那些因為日復一日的工作而麻木的味覺、嗅覺，還有對美的直覺。
飛機降落在達文西機場時，羅馬正下著一場急雨。我拖著行李箱走出航廈，空氣裡有潮濕的泥土味、地中海松樹的苦澀，還有某種說不清的、屬於古老城市的陳舊氣息——不是霉味，是時間的味道。我想起一首老歌，Three Coins in the Fountain，那三枚硬幣許下的願望。而我連許願都忘了，只記得雨中計程車的喇叭聲、閃爍的黃燈，還有司機用義大利腔的英文說：“Bella Roma, always rain when you arrive. But don’t worry, the sun will find you.”
沒想到，隔天真的出了太陽。
羅馬的陽光像剛剛才被創造出來似的，新鮮、溫暖、毫不客氣地灑在每一塊石板路上。我從西班牙廣場的階梯往上走，手裡拿著一隻剛買的Gelato——開心果口味，淺淺的綠，像阿瑪菲海岸的海水。義大利冰淇淋和別處不同，它不冰牙，入口綿密得像親吻，甜度恰好，帶著堅果烘烤過的香氣。我坐在階梯上，看廣場上人來人往：有新娘提著裙襬拍照，有孩子追逐鴿子，有街頭藝人拉著手風琴，琴聲忽遠忽近，像一條無形的絲帶，把整個廣場繫在一起。
有人說西班牙廣場因為《羅馬假期》而浪漫，我卻覺得，是羅馬讓那部電影變得可能。這座城市有一種魔力——它不催促你、不要求你，只是靜靜地在那裡，斷柱殘垣也好，巴洛克噴泉也好，它接受所有的歡笑與眼淚，像一個見過太多世事的老祖母，微笑著說：慢慢來，一切都來得及。
下午我去了萬神殿。從狹窄的巷弄轉出來，忽然就看見了那座兩千年前的建築，圓頂上的圓洞開向天空，光線像一把金色的傘從天而降，緩緩地旋轉在地面上。我站在那片光裡，抬頭仰望，忽然覺得自己好小、好輕。那一刻，我想起以前在書上讀到的一句話：「光是最古老的語言。」而萬神殿的光，說的是耐心——它說，人類來了又走，帝國興了又亡，而我，只是每天把光帶進來，日復一日，整整兩千年。
眼眶莫名其妙地熱了。我發現自己這幾年變得愛哭，不是在悲傷的時候，而是在美得無可奈何的時候。也許因為年紀漸長，懂得了美的重量——它不是裝飾，不是消遣，是撐住這個世界不塌下來的東西。
離開羅馬那天，我在特米尼車站買了一塊馬蘇里拉乳酪三明治，坐在月台上吃。麵包是剛出爐的，脆硬的外皮咬下去會發出「喀」的一聲，裡層柔軟有嚼勁，乳酪新鮮得像剛擠出來的牛奶，咬開時滲出乳清，混著番茄的酸甜和羅勒的清香。義大利人把這種簡單的組合叫做「國旗三明治」——綠色的羅勒、白色的乳酪、紅色的番茄，就像他們的國旗一樣，熱情而驕傲。
火車往北，窗外從羅馬的赭紅色屋頂，漸漸變成托斯卡尼的起伏丘陵。那畫面我見過無數次在電影裡、在明信片上，但親眼看見時，還是忍不住把額頭貼在車窗上，像個孩子。連綿的葡萄園整齊地攀在向陽的山坡上，絲柏樹像一根根墨綠的箭矢指向天空，偶爾出現一座孤獨的農舍，石牆上爬滿了九重葛，紅得不像真的。九月正是葡萄成熟的季節，空氣中似乎都能聞到微甜的果香。
我在佛羅倫斯下車，拖著行李走過阿諾河上的老橋。橋上兩側擠滿了金飾店，櫥窗裡的首飾閃著溫潤的光。橋中央有一尊雕刻家切利尼的雕像，遊客們往上面投硬幣許願。我沒投，只是憑欄眺望。阿諾河的水是淺淺的灰綠色，倒映著兩岸的舊樓與天空。下午的光線斜斜地打在水面上，碎成無數金色的鱗片，然後順流而去。
有人說佛羅倫斯是文藝復興的搖籃，是藝術的聖殿。但對我來說，這座城市更像一本被打開的日記，每一頁都寫著人類對美的執著。我去了烏菲茲美術館，在波提切利的《春》前面站了很久。畫中花神穿著滿是花朵的長裙，春風把花瓣吹散在空中，維納斯站在橘子林下，神色淡然，像在說：春天來了，美就是這樣，不需要理由。
那晚我在中央市場旁邊的小館子，吃到了一生中最難忘的佛羅倫斯牛排。侍者推來一台小推車，上面擺著一塊將近一公斤的T骨牛排，外層烤成深褐色，帶著焦香，切開來卻是鮮嫩的粉紅色，肉汁緩緩滲出，像甦醒的河流。我沒有點配菜，單單吃那塊肉——第一口，鹽和橄欖油的香氣先衝上來，然後是肉本身的甜味，嚼了幾下，舌尖上漫開炭火的煙燻味，最後竟有一絲堅果的尾韻。我閉上眼睛，覺得自己像一頭托斯卡尼的牛，在陽光燦爛的山坡上吃飽了青草，心滿意足。
義大利人有句話：「Mangiare bene, vivere meglio.」吃得好，活得更好。我以前總覺得這是貪吃的藉口，那晚卻忽然懂了——當你用全部的心意去對待一頓飯，食物就不只是食物，是土地、是季節、是人的溫度。
從佛羅倫斯搭火車往東，我去了威尼斯。
這座城市不需要介紹——每個人都知道它會沉、會老、會被海水淹沒。但正因為知道，去的時候才格外珍惜。我住在聖馬可區一間老旅館，房間的窗戶打開就是一條窄窄的運河，水波蕩漾，把對面磚牆的倒影揉碎了又拼起來。貢多拉偶爾划過，船夫的歌聲飄上來，義大利文我一個字都聽不懂，卻覺得那旋律像是哀傷的，又像是幸福的。
威尼斯的早晨是灰色的。灰色的天空、灰色的水、灰色的石板路，像一幅水墨畫。但走進了，到處都是顏色——鵝黃的牆、薄荷綠的百葉窗、酒紅的天竺葵從陽台垂下來。我沒有坐貢多拉，而是選擇用雙腳去探險。過一座橋，又是一座橋；轉一個彎，又是一條死巷。地圖在這裡沒有用，迷路才是正確的走法。
我迷路到了里亞托橋附近，被一陣香味勾進了一家小酒館。點了炸海鮮和一杯Spritz雞尾酒——橙紅色的阿佩羅加上氣泡酒和蘇打水，再放一片新鮮柳橙，顏色燦爛得像威尼斯的日落。炸蝦和魷魚圈裹著薄薄的麵衣，酥脆不油，擠上檸檬汁，一口接一口。旁邊站著幾個威尼斯本地的老先生，穿著筆挺的西裝，站著喝咖啡、聊天，聲音不大，卻帶著一種從容的優雅。他們讓我想起海明威說的，威尼斯是一個讓人想要活到一百歲的城市。
黃昏時我走到聖馬可廣場，潮水已經淹過了低處的石板，整個廣場變成一面巨大的鏡子，倒映著鐘樓、教堂、還有飛翔的鴿子。有人在廣場上拉小提琴，琴聲在水面上飄蕩，像一圈圈的漣漪。我脫了鞋，赤腳踩在冰涼的海水裡，一步步走向教堂。水的觸感讓人清醒，也讓人脆弱。我忽然想起，在台灣的時候，我有多少年沒有赤腳走路了？我們把自己包在鞋子裡、包在車子裡、包在冷氣房裡，忘了雨水、忘了泥土、忘了海水的溫度。
那一晚，我在運河邊的餐廳吃墨魚麵。黑色的麵條上桌時，同桌的陌生旅人都笑了，說像巫婆的料理。我用叉子捲起一口放進嘴裡——墨魚的鮮甜與番茄的微酸完美融合，麵條彈牙，每一口都帶著大海的氣息。吃完之後嘴唇和牙齒都變成了黑色，我對著鏡子笑了很久，笑自己從來沒有這麼狼狽、這麼快樂過。
離開義大利的前一天，我搭火車南下，去了拿坡里。
很多遊客只把拿坡里當成去卡布里島或阿瑪菲海岸的中轉站，匆匆路過。我卻特意留了一天給這座城市。它是喧鬧的、混亂的、髒亂的，衣服晾在巷弄之間，摩托車橫衝直撞，街頭小販的叫賣聲此起彼落。但正是這種混亂裡，有一種生猛的生命力——它不急著討好誰，它就是它自己。
在拿坡里的窮人區，我走進一家開了上百年的披薩店，只賣兩種口味：瑪格麗特和水手。師傅把麵團甩在空中，薄薄的餅皮放上新鮮番茄泥、莫札瑞拉乳酪、羅勒葉，送進柴燒窯爐，九十秒就出爐了。我拿到的那塊披薩燙得無法用手拿，只能用刀叉切。一口咬下去，餅皮邊緣焦香酥脆，內層濕潤柔軟，番茄的酸、乳酪的濃、羅勒的香，在嘴裡像一首三重奏。那不是披薩，那是太陽、是海風、是維蘇威火山的熱情。
我吃到第三片的時候，隔壁桌一個拿坡里老太太對我咧嘴笑了，露出缺了牙的笑容。她說了些我聽不懂的話，然後比比披薩，又比比自己心臟的位置。我猜她是在說：食物要用心吃，就像生活要用心過。
我點點頭，眼眶又紅了。
回台灣的飛機上，我把手機裡的照片一張張滑過去——萬神殿的光束、托斯卡尼的絲柏樹、威尼斯的倒影、拿坡里老太太的笑容。我想起張曼娟寫過：「有些地方你去過了，就再也沒有真正離開。」
我的身體回到了台北，心卻像一枚硬幣，被丟進了特雷維噴泉。它許了一個願——不是要我回來，而是要我記得，在二〇二五年的秋天，在那個靴子形的國度裡，我曾經是一個願意為一球冰淇淋而快樂、為一塊披薩而感動的人。
那個被我遺忘在義大利的，不是悲傷，不是遺憾，而是一種很單純的能力：用力地吃、用力地看、用力地感受。
它還在拿坡里的巷弄裡等著我，在某個曬滿衣服的陽台下，在某個柴燒窯爐的餘溫中。等哪天我準備好了，我會再回去，把它撿回來。
或者，也許根本不需要撿——因為從今以後，每一口食物、每一道陽光、每一次心跳，都會提醒我：那個會愛、會痛、會感動的自己，從來沒有離開過。
它只是等得太久了，需要一場義大利的旅行，才肯醒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