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張杰倫
一、在鋼軌上的獨白
清晨四點五十分，整備室的白光燈管嗡嗡作響，像一群失眠的蜜蜂。
我把制服外套的釦子一顆一顆扣好，從左邊開始，第三顆要特別檢查——這是師父當年教我的，說這顆釦子代表責任，扣好了，整趟車就穩了。我知道這是迷信，但在二〇二六年的今天，一個開了十八年火車的人，總需要一點迷信來安自己的心。
我叫陳永信，今年四十五歲，在高鐵擔任駕駛。路線是從臺北到高雄，三百四十五公里，一個半小時的車程。這條線我跑了十一年，從三十四歲跑到四十五歲，從一個頭髮還算茂盛的年輕人，跑到現在鬢角開始泛白、下車之後要扶著腰走路的——嗯，中年人。
今天的車次是左營出發的０二五三。我拿起行車命令，看了一眼：沿途停靠臺中、板橋、臺北，終點南港。天氣陰，軌道溫度二十三度，沒有異常。一切看起來都很正常。
但我知道，這趟車不會完全正常。因為火車駕駛這份工作，從來沒有「完全正常」的一天。
二、那些在駕駛艙外的問題
火車駕駛有一個特權，就是不用直接面對乘客。我們坐在駕駛艙裡，前面是一面巨大的擋風玻璃，後面是一扇緊閉的門。門的後面是幾百個、有時候是上千個乘客，但他們跟我們之間，隔著一扇門、一張椅子、一個鐵殼。
你以為這樣就聽不到那些奇怪的問題了嗎？
太天真了。
對講機是開著的。每當乘客按下緊急通話鈕，那個小小的喇叭就會傳來各種各樣的聲音——有些是真正的緊急狀況，有些是迷路的靈魂在尋找方向，有些是⋯⋯怎麼說呢，有些是這個時代的縮影。
「駕駛，下一站有沒有到香港？」
這是我聽過最讓我無言的一個問題。一個從高雄上車的阿伯，操著一口流利的臺語，很認真地問我高鐵有沒有到香港。我愣了一下，然後按著通話鈕，用最平靜的聲音說：「阿伯，這班車沒有到香港。高鐵只到南港。」
「南港？南港在哪裡？」
「在臺北。」
「臺北喔⋯⋯那離香港多遠？」
我看著擋風玻璃外面的軌道，心想：阿伯，直線距離大概八百公里。中間隔著一個臺灣海峽。我的火車不會游泳。
但我沒有說出口。我只是說：「大概⋯⋯很遠。阿伯，你是不是搭錯車了？」
後來車長來回報，說阿伯本來是要去南港展覽館看展覽，結果不知道怎麼搞的，以為南港展覽館在香港。這個故事後來在駕駛室之間傳了很久，變成了一個傳說。但我每次想到這件事，心裡都有一種說不清楚的感覺——在二〇二六年的兩岸三地，南港跟香港，對某些人來說，可能真的沒有那麼大的差別。都是繁華的城市、都是高樓大廈、都是年輕人離鄉背井去討生活的地方。只是中間隔了一片海。
還有一個問題，發生在從香港西九龍站出發的列車上。
那天我支援香港段的勤務，開的是從香港到深圳北的短途。一個看起來大概七八歲的小男生，跟他媽媽一起上車。車子開動之後，他按了緊急通話鈕，用一種非常認真的語氣問我：「司機叔叔，火車開這麼快，會不會飛起來？」
我差點笑出來。但我忍住了，因為他的語氣太認真了，認真到我不忍心敷衍他。
「不會喔，」我說，「因為火車很重，軌道把它抓得緊緊的。就像你媽媽牽著你的手，你就不會飛走，對不對？」
他沉默了三秒鐘，然後說：「可是媽媽有時候沒有牽我的手。」
這句話讓我愣住了。我不知道該怎麼回答。後來他媽媽接過對講機，很不好意思地道歉，說小孩子亂按。我說沒關係，然後關掉了通話。
但我一直在想那句話。「媽媽有時候沒有牽我的手。」一個七八歲的孩子，在時速三百公里的火車上，用一個緊急通話鈕，跟一個陌生的駕駛說出了他最在意的事情。在二〇二六年的今天，有多少孩子的手，是沒有被牽住的？
三、在兩岸三地的軌道上
二〇二六年的火車駕駛，在兩岸三地面臨著各自不同的困境，但有一件事是相同的——我們都在一條越來越長的軌道上奔跑，但軌道的盡頭在哪裡，沒有人知道。
中國大陸的高鐵網絡已經綿密到令人嘆為觀止的地步。從北京到廣州、從上海到昆明、從蘭州到烏魯木齊，鋼軌像血管一樣蔓延到每一個角落。一個在上海開高鐵的同行跟我說，他最大的困擾不是塞車——火車不會塞車——而是疲勞。從上海到北京，一千三百公里，四個多小時。一天跑兩趟，加上整備時間，他每天在駕駛艙裡坐超過十個小時。
「你知道嗎，」他透過微信跟我說，「我兒子今年六歲了，他以為我住在火車上。」
我笑了，但笑著笑著，就沉默了。因為同樣的話，我老婆也跟我說過。她說：「你不在火車上，就在去火車的路上。這個家對你來說，只是一個比較大的行李廂。」
在香港，問題不一樣。香港的鐵路系統密集、複雜、壓力大。東鐵線、西鐵線、屯馬線、機場快線，每一條都有自己的脾氣。一個在香港開地鐵的同行告訴我，他最怕的不是故障，不是誤點，而是「顧客投訴」。
「有一次，一個乘客投訴我，說我開得太穩了，害他睡過站。」他說這話的時候，語氣裡有一種很深的疲憊，「你知道公司怎麼處理嗎？他們叫我去寫報告。開得太穩也要寫報告。」
我問他後來怎麼寫的。他說他寫了四個字：「深感遺憾。」
我們都笑了。但在這個笑裡面，有一種很深的、兩岸三地的火車駕駛都懂的哀愁——我們是這個巨大機器裡面最小的一顆螺絲釘，但當機器出了問題的時候，第一個被檢查的，永遠是螺絲釘。
四、那些美麗的瞬間
但如果只有哀愁，沒有美麗，我也不會開十八年的火車。
美麗的瞬間，通常是無聲的。
有一次，我開夜車從高雄回臺北。深夜十一點多，車上的人不多。經過嘉南平原的時候，月光灑在外面的稻田上，一整片銀白色的，像海。我稍微放慢了速度——不是規定的速度，是我自己的速度——讓這片風景多停留幾秒鐘。
那個時刻，駕駛艙裡只有我一個人。時速兩百多公里，月光、稻田、遠處的燈火，一切都在往後退，只有我在往前。那種感覺很難形容，大概就像⋯⋯就像你在一個所有人都睡著的世界裡醒著，你是唯一一個醒著的人，而你正在做的事情，是把幾百個睡著的人，安全地送到他們想去的地方。
這種感覺，很美。
還有一個瞬間，是在一個下雨天。
那天颱風剛過，外面的風雨還很大。我開的是從臺北到左營的末班車，車上大部分都是趕著回家的人。經過臺中的時候，對講機響了。是一個女生的聲音，很年輕，聽起來大概二十出頭。
「駕駛你好，我不是有緊急狀況，但我想要跟你說一聲謝謝。我今天從臺北要回高雄看我阿嬤，本來以為高鐵會停駛，沒想到還有車。謝謝你願意開車。」
我按著通話鈕，頓了一下，說：「不客氣。這是我應該做的。」
「我知道，但我還是想說謝謝。你開車小心，平安。」
然後通話結束了。
外面風大雨大，擋風玻璃上的雨刷來回擺動，發出規律的「唰、唰」聲。我看著前方的軌道，視線有點模糊——不是因為雨，是因為別的東西。
在二〇二六年的今天，一個陌生人對另一個陌生人說「謝謝」和「平安」，已經越來越少了。大家都在趕路，都在看手機，都在忙著自己的事情。很少有人會按下那個通話鈕，只為了說一聲謝謝。
那一天，我把車開得很穩。比平常還穩。
五、哀愁的重量
但這份工作也有它的重量。
最重的，大概是——你永遠不知道，前面的軌道上會發生什麼事。
二〇二六年的火車駕駛，比二十年前的同行們擁有更多的科技輔助。自動列車控制系統、障礙物偵測雷達、即時氣象預警，各種各樣的設備把駕駛艙變成了一個高科技的指揮中心。但科技可以解決很多問題，卻解決不了一個問題——意外。
去年，我一個在香港開東鐵線的同行，遇到了有人在平交道闖入。他說他當時的反應完全是反射動作，緊急煞車、鳴笛、通報，一氣呵成。但煞車距離太長了，火車太重了，時速太快了。
那個人沒有活下來。
我那個同行後來請了一個月的假。回來之後，他變得很安靜。以前他是我們群組裡最愛講話的人，現在他幾乎不發言了。有一次我私訊他，問他還好嗎。他回了兩個字：「還好。」然後又補了一句：「你有沒有覺得，我們開的不是火車，是命運。」
這句話我記了很久。
我不知道該怎麼安慰他。因為同樣的事情，可能發生在任何一個駕駛身上。你坐在駕駛艙裡，手握著操縱桿，前面是幾百個乘客，後面是幾百個家庭。你以為你可以掌控一切，但其實你能掌控的，只有這台車。外面的世界、外面的人、外面那些不按照規則行事的人，你一個都掌控不了。
這種無力感，是火車駕駛最深、最沉的哀愁。
六、深夜的終點站
每天晚上，當我把最後一班車開進終點站，關掉主控制器，拉起煞車，那一刻的安靜，是全世界最珍貴的安靜。
車門打開，乘客們魚貫而出。有人趕著回家，有人趕著轉乘，有人站在月台上抽菸，有人在打電話給家人說「我到了」。我從駕駛艙走出來，沿著月台走一圈，確認車上沒有遺留的乘客、沒有遺失的物品。
然後我回到駕駛艙，拿出我的筆記本。這本筆記本我用了很多年，封面都磨白了。裡面記的不是行車數據，不是工作備忘，而是——那些在軌道上看到的風景、那些透過對講機聽到的聲音、那些美麗的、哀愁的、讓人想哭又想笑的瞬間。
我在今天的日期下面寫了兩行字：
「０二五三次，左營到南港。一個小男生問我火車會不會飛起來。我告訴他，媽媽牽著手就不會飛走。但其實，媽媽有時候也沒有牽手。」
寫完之後，閤上筆記本，關掉駕駛艙的燈。
窗外是南港站的夜景。月台上幾乎沒有人了，只有清潔人員在打掃車廂。遠處的街道上，路燈一盞一盞地亮著，像一條金色的河流。我想起那個從上海來的同行說的話：「我兒子以為我住在火車上。」
也許他真的說對了。也許我們這些火車駕駛，真的住在火車上。我們的青春、我們的汗水、我們的喜怒哀樂，都鋪在那一條長長的軌道上，從臺北到高雄、從香港到深圳、從上海到北京。我們把別人送到他們想去的地方，而我們自己，哪裡都沒有去。
但這沒有關係。
因為我知道，明天早上，當太陽升起來的時候，我會穿上那件制服外套，扣好第三顆釦子，走進駕駛艙，握住操縱桿。門的後面會有新的乘客，對講機裡會有新的聲音，擋風玻璃前面會有新的風景。
而我的任務，從十八年前到現在，從來沒有改變過——
把這些人，安全地，送到他們想去的地方。
這是我陳永信，一個二〇二六年高鐵駕駛的美麗與哀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