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張杰倫
一、在速食的時代裡慢燉
早晨七點，手機亮了。
不是我設的鬧鐘，是即時新聞推播。某個政治人物說了什麼話，某個企業做了什麼決定，某個地方發生了什麼事。螢幕上那串標題用了驚嘆號，用了聳動的詞彙，用了那種好像世界末日即將來臨的語氣。我看了三秒鐘，關掉螢幕，翻身繼續睡。
不是我不在乎。是我太在乎了，所以我要等到清醒一點的時候，再用正確的方式去在乎。
我叫方子樵，三十五歲，在臺北一家紙媒做文字記者。你沒有聽錯，是紙媒，是那種印在紙上、要摺起來看、會沾到油墨的媒體。在二〇二六年的今天，這聽起來大概跟「馬車維修師」或「底片沖洗店老闆」一樣，帶著一種不合時宜的浪漫，與一種隨時可能失業的哀愁。
但我們還在。而且出乎意料的，讀者還在。
這幾年，兩岸三地的媒體生態像坐雲霄飛車一樣往下衝。香港的蘋果關了，臺灣的幾家電視台被財團買了又賣、賣了又買，中國大陸的自媒體像雨後春筍一樣冒出來，又像颱風天的路樹一樣倒下去。在這個人人都能發文的時代，在這個AI三十秒就能生成一篇新聞稿的時代，我們這些還在用筆記本、用錄音筆、用雙腳跑新聞的文字記者，常常被問一個問題：
「你們還沒倒喔？」
這是同行之間最常開的玩笑，但笑著笑著，就沉默了。
二、那些讓人哭笑不得的問題
文字記者這份工作，有一半的時間在採訪，另一半的時間在解釋自己在做什麼。而後者，往往比前者更困難。
前幾個月，我去參加一個家庭聚會。親戚們圍坐在一起，七嘴八舌地聊天。一個遠房表舅聽說我在當記者，眼睛亮了起來，問我：「那你是不是常常上電視？」
「沒有，我是文字記者，不上電視的。」
「文字記者？那就是寫報紙的？現在還有人看報紙喔？」
這句話我每天都會聽到。但最精彩的不是這句，是他接下來的問題：
「那你一個月薪水多少？」
我笑了笑，沒有回答。在二〇二六年的兩岸三地，文字記者的薪水是一個很尷尬的話題——說出來，別人不會相信；不說出來，別人會以為你賺很多。事實上，我們的薪水大概跟一個剛入行的超商店員差不多，但工時是他們的兩倍，壓力是三倍，社會地位是⋯⋯算了，不提這個。
還有一個問題，是我在香港採訪的時候遇到的。
那是一個關於跨境學童的專題。每天有成千上萬的孩子從深圳過境到香港上學，他們凌晨五點就要起床，搭車、排隊、過關、再搭車，到學校的時候已經快要遲到了。我在落馬洲支線的關口採訪一個小學五年級的男生，他背著一個幾乎跟他一樣大的書包，手裡還提著一個裝便當的袋子。
我問他：「每天這樣跑，會不會很累？」
他看了我一眼，那種眼神不像是十歲小孩該有的，像是一個已經活了很久很久的人。然後他說了一句讓我愣住的話：
「你為什麼要問這個？你是記者嗎？記者現在還有人看嗎？」
那一刻，我不知道該怎麼回答。一個十歲的孩子，用最平淡的語氣，問出了一個讓整個行業都心虛的問題。記者還有人看嗎？在這個每個人都可以是媒體的年代，在這個演算法決定你看什麼的年代，在這個真相變得比虛構還要脆弱的年代——我們還有人看嗎？
我蹲下來，跟他平視，說：「有。不多，但有。而且我覺得，你的事情值得被看見。」
他沒有說話，轉身走進了過關的人潮裡。小小的背影被大人們淹沒，書包上掛著一個哆啦A夢的吊飾，搖搖晃晃的。我站在那裡看了很久，直到同行的人拍我的肩膀，說：「走吧，發什麼呆。」
我說：「沒什麼，在想事情。」
其實我在想，如果連一個十歲的孩子都覺得記者沒有存在的必要了，那我們到底在做什麼？
三、那些被演算法吃掉的故事
二〇二六年，文字記者最大的困擾，大概不是薪水太低，也不是工時太長，而是——我們寫的東西，沒有人看到了。
不是沒有人想看，是沒有人看得到。在社群媒體的演算法底下，一篇認真採訪、反覆查證、字斟句酌的深度報導，觸及率可能還不如一張貓咪照片。你花了一個禮拜蹲點採訪，花了三天寫稿，花了兩個小時校對，然後——它被淹沒在無數的短影音、即時新聞、農場文章裡面，像一顆石頭丟進大海，連水花都沒有。
有一次，我寫了一篇關於移工的專題。那些從菲律賓、印尼、越南來到臺灣、香港、澳門的人們，他們在陌生的城市裡照顧老人、蓋房子、打掃、煮飯，用勞力換取微薄的薪水，寄回家鄉給孩子讀書。我花了很多時間跟他們聊天，聽他們的故事，有一個印尼阿姨說到自己的孩子都不認得她了，說著說著就哭了。我也跟著哭了。
這篇報導後來發表了。我滿心期待地打開社群媒體，想看讀者的反應。結果——按讚數，三十七。分享數，八。留言數，三。其中一個留言是「太長了看不完」，另一個是「有沒有懶人包」，第三個是一個表情符號，我連那是什麼意思都看不懂。
我關掉手機，坐在電腦前面發了很久的呆。
這時候，一個在深圳做新媒體的朋友傳訊息給我，說：「你那篇寫得很好，但我老闆說，這種文章沒有人要看。你要不要來我們這邊寫？我教你怎麼下標題，『驚！印尼阿姨的驚人祕密⋯⋯』，保證點閱率破十萬。」
我回了一個「哈哈」，然後已讀不回。
不是我看不起那種標題。老實說，我也知道那種標題比較多人點。但我就是⋯⋯過不去心裡那一關。我不知道該怎麼解釋這種感覺，大概就像一個廚師，你明知道加越多味精客人越愛吃，但你還是想用高湯慢慢熬。因為你覺得，那才是對得起食材的方式。
但在二〇二六年的今天，慢熬是一種奢侈。大家都在趕時間，大家都在追求即時、快速、好消化。而文字記者，大概是這個時代裡最後一批還在堅持慢熬的人。
這不是美麗，也不是哀愁。這是選擇。你選擇了慢，就要承受慢的代價。
四、那些美麗的瞬間
但這份工作不全是沮喪與無力。如果只有哀愁，沒有美麗，我也不會撐到今天。
美麗的瞬間，通常是很安靜的。
去年，我去上海做一個專題，關於老城區的拆遷。一個八十多歲的老奶奶，在她住了六十年的老房子裡接受我的採訪。房子很小，牆壁斑駁，天花板有一塊漏水的水漬，看起來像一朵雲。她坐在藤椅上，慢慢地跟我說這條弄堂的故事——以前賣豆漿的阿伯、隔壁彈鋼琴的女孩、巷口那棵被砍掉的桂花樹。
她說得很慢，慢到我可以用最傳統的方式，一筆一畫地把這些話記在筆記本上。沒有錄音筆，沒有手機，就是筆和紙。她看到我在寫字，突然笑了。
「好久沒有人用筆寫字了，」她說，「我兒子都用那個手機打字，打得好快，但我看不懂。」
採訪結束的時候，她從抽屜裡拿出一包桂花糕，塞到我手裡，說：「帶回去吃，上海的特產。」
我接過來，說了謝謝。走到巷口的時候，回頭看了一眼。她站在門口，小小的身影，被夕陽拉得很長。那棵桂花樹已經不在了，但桂花的味道，還在空氣裡。
後來這篇報導發表了，點閱率一樣很低。但有一個讀者留言，說：「我奶奶以前也住在那一帶，謝謝你記錄下來。」只有一句話，但我覺得，這就夠了。
還有一個瞬間，是在香港發生的。
我在採訪一個在街頭抗議的年輕人。他大概二十出頭，穿著黑衣，戴著口罩，手裡舉著一個標語。我問他為什麼要出來，他說了一些我聽不太懂的話，大概是關於自由、關於未來、關於不甘心。後來他問我：「你是臺灣來的記者？」
「是。」
「你們那邊的年輕人，還有在看報紙嗎？」
我想了想，說：「有。不多。但有一些人，還是相信文字的力量。」
他沉默了很久，然後說：「我也相信。不然我不會跟你講這麼久。」
那一刻，我突然覺得，文字記者這個身份，還是有用的。不是因為我們可以改變什麼，而是因為我們願意在那裡，願意聽，願意把那些快要被淹沒的聲音，用最笨的方式，一個字一個字地記下來。
在二〇二六年的兩岸三地，願意聽人說話的人，越來越少了。而文字記者，大概是最後一批還在認真聽的人之一。
五、哀愁的重量
但這份工作也有它的重量。
最重的，大概不是體力上的累，而是心裡的負擔。你每天接觸的都是那些「不對勁」的事情——有人被欺負了、有人被忘記了、有人被犧牲了。你把這些事情寫出來，希望能引起一些注意，希望能改變一點什麼。但大多數的時候，什麼都沒有改變。
然後第二天，又有新的「不對勁」出現。你繼續寫，繼續發，繼續被淹沒。像希臘神話裡推石頭上山的那個人，每天推上去，每天滾下來，日復一日，年復一年。
有人說，記者是社會的良心。我覺得這個說法太沉重了。良心這種東西，太重了，扛久了會壓垮人的。我比較喜歡另一個說法——記者是社會的鏡子。鏡子不需要判斷是非，不需要改變什麼，只需要誠實地映照出來。這就夠了。
但在二〇二六年的今天，要當一面誠實的鏡子，越來越難了。
兩岸三地的新聞環境各有各的困境。在香港，國安法之後，媒體的空間被壓縮到一個令人窒息的程度。在中國大陸，自媒體的整頓一波接一波，很多同行選擇了沉默，或者選擇了離開。在臺灣，問題不是壓迫，而是混亂——資訊太多、太快、太雜，真相跟謠言混在一起，讀者分不清楚，有時候連記者自己也分不清楚。
我們在各自的困境裡掙扎，像三條不同的河流，流向不同的海。但我們有一個共同的哀愁——我們都在做一件越來越不被需要的事情，但我們都放不下。
為什麼放不下？
我問過自己很多次。後來我想到了一個答案，大概是——因為我們相信，文字有它的重量。不是那種可以量化的重量，不是點閱率、不是按讚數、不是分享數，而是一種更慢、更沉、更不容易被察覺的重量。它不會改變世界，但它可能會改變一個人。而一個人改變了，也許那個人的世界就跟著改變了。
這個答案很天真，我知道。但在二〇二六年的今天，天真是一種奢侈品。我願意為它買單。
六、在兩岸三地的縫隙裡
上個月，一個在澳門做記者的朋友來臺北找我。我們在一家咖啡廳坐了一個下午，聊各自的工作。她說她在澳門最大的困擾是——沒有新聞。
「澳門太小了，」她說，「賭場、酒店、觀光客，寫來寫去都是這些。偶爾有一個比較大的事件，全城的記者都擠過去，搶那幾分鐘的畫面，搶那幾句話。搶完了，就沒了。」
「那你想過離開嗎？」我問。
她想了想，說：「想過。但走了，誰來寫澳門？」
我笑了。這個答案，跟我在香港、在上海、在深圳的同行們說過的話，驚人地相似——走了，誰來寫這裡？
我們都是這樣的人。明明知道這份工作越來越難做，明明知道時代不站在我們這邊，但就是捨不得走。因為我們相信，每個地方都值得被記錄，每個故事都值得被聽見。不管是在臺北的巷弄裡、在香港的茶餐廳、在上海的老城區、在澳門的葡式建築前、在深圳的科技園區——都有人在生活，都有人在掙扎，都有人值得被看見。
而文字記者的工作，就是成為那個看見的人。
七、深夜的編輯台
晚上十一點，我還在公司。
編輯台只剩下我一個人。桌上的檯燈亮著，電腦螢幕上是我寫了一整天的稿子。窗外是臺北的夜景，沒有香港維多利亞港那麼華麗，也沒有上海外灘那麼壯觀，但有一種安靜的、家常的美。
我重新讀了一遍今天的稿子，改了幾句話，刪了一個贅字，確認了三個數字沒有寫錯。然後按下儲存鍵，關掉檔案。
坐在空蕩蕩的辦公室裡，我打開抽屜，拿出那包上海老奶奶給的桂花糕。已經過期了，但我一直捨不得丟。不是因為它多好吃，而是因為它讓我想起那天的夕陽、那條弄堂、那個站在門口的小小身影。
我拿起手機，看到一個讀者的留言。是今天那篇報導底下的，一個我不認識的人，寫了一句話：
「謝謝你寫了這篇。我今天哭了。好久沒有被一篇文字弄哭了。」
我看著這句話，看了很久。
然後關掉手機，關掉檯燈，走出辦公室。電梯下樓，經過警衛室的時候，阿伯跟我說：「今天又這麼晚喔？」
「嗯，稿子還沒寫完。」
「辛苦啦。早點回去休息。」
「好，謝謝。」
走出大樓，臺北的夜風吹過來，涼涼的。我走在空蕩蕩的人行道上，想著明天要採訪的那個題目，想著那篇還沒寫完的稿子，想著那個說「好久沒有被文字弄哭了」的讀者。
然後我笑了。
在二〇二六年的今天，在一個所有人都在滑短影音的時代，在一個AI可以三十秒生成一篇新聞稿的時代——還有一個人，會被一篇文字弄哭。
這就夠了。
真的，這就夠了。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