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張杰倫
一、清晨的發動聲
凌晨五點，臺北還在睡，我已經坐在方向盤後面了。
這台車我開了六年，比跟我老婆在一起的時間還久。她老抱怨我愛車勝過愛她，我也不反駁，因為——唉，怎麼說呢，車子不會問你「今天怎麼又晚回來了」，也不會在你累了一天之後，還要你陪她看連續劇。
我叫張偉明，今年四十八歲，在臺北市開公車，路線是從內湖到北投，穿過整個臺北盆地。每天早上五點半發第一班車，晚上十一點收班，一天跑四趟。這樣的日子，我過了十六年。
今天是二〇二六年三月的一個尋常早晨。天還沒亮，我已經做完所有的車輛檢查：輪胎、煞車、油水、後照鏡、車門的氣壓閥。這套動作我做了十六年，閉著眼睛都能做完，但我從來不敢馬虎。因為我知道，這台十二公尺長的鐵盒子裡，裝的是幾十個人的命。
發動引擎的那一刻，整個車身微微震了一下，像一頭剛睡醒的老牛，打了一個呵欠。我摸摸方向盤，低聲說：「早安，今天也要拜託你了。」
這句話我每天都說。我沒告訴過任何人，因為說了大概會被笑。
二、那些奇怪的問題
六點整，第一波乘客上車了。大多是學生和早起運動的阿公阿嬤。我習慣性地看著上車的每一個人，不是為了查票，是為了記住他們的臉。開公車開久了，你會發現，每一張臉都有自己的故事。
但真正讓我記住的，往往是那些——怎麼說呢——那些讓人哭笑不得的問題。
「司機，這班車有到未來嗎？」
問這個問題的是一個二十出頭的年輕人，戴著耳機，揹著一個很大的背包，眼神迷迷茫茫的。我從後照鏡看了他一眼，以為他在講電話，後來才發現他是在問我。
「沒有，」我說，「只到北投。」
他點點頭，好像這個答案對他來說很有道理，然後走到後面的座位坐下，再也沒說話。我後來一直在想，他是認真的嗎？還是只是一種比喻？在二〇二六年的今天，大家都在講AI、講元宇宙、講永續發展，但一個年輕人早上六點搭上公車，問司機這班車有沒有到未來。
我覺得這是我聽過最詩意的問題，也是最心酸的。
還有一個問題，是從香港來的旅客問的。她在臺北搭公車，大概是被港島那種雙層巴士寵壞了，一上車就問：「司機，你們的車有沒有樓上？」
「沒有，」我說，「樓上是天空。」
她愣了三秒鐘，然後笑了出來，笑得很開心。後來說要跟我合照，說要把「臺灣司機的幽默」帶回香港。我沒有告訴她，我不是在開玩笑，我說的是事實。
最經典的一個問題，發生在去年。一個從深圳來臺北出差的商務客，大概剛開完會，領帶還打著，手裡提著一個公事包。他上車之後看了半天路線圖，然後問我：「師傅，這條線有沒有經過華強北？」
我差點把方向盤轉錯邊。華強北在深圳，大哥，這裡是臺北。
「沒有，」我很冷靜地說，「這條線最遠到關渡。關渡跟華強北，中間隔著一個臺灣海峽。」
他大概這時候才清醒過來，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刷了卡，坐到後面去了。我從後照鏡看到他拿出手機，大概是在查華強北到底在哪個方向。
開公車開久了，你會發現，有些人上車的時候，身體上來了，心還在原來的地方。臺北的公車載著他們的肉身，他們的靈魂還在香港、在深圳、在上海、在那些他們剛剛離開的城市。
二〇二六年的兩岸三地，就是這樣一個靈魂追不上身體的時代。
三、塞車的哲學
如果說公車司機有什麼最大的困擾，那一定是塞車。
臺北的內湖科學園區、香港的中環、深圳的南山，這三個地方的塞車，各有各的風景。內湖的塞車是「慢性病」——早上八點開始塞，塞到十點，下午五點再塞一次，塞到八點。香港的塞車是「急症」——紅磡海底隧道隨時可能癱瘓，一癱就是一個小時起跳。深圳的塞車是「流行病」——範圍廣、傳染快，南山的車陣可以一路回堵到福田。
但最讓我受不了的，不是塞車本身，而是乘客在塞車的時候問的問題。
「司機，前面怎麼回事？」
「司機，還要塞多久？」
「司機，你能不能繞別條路？」
這些問題我每天要回答幾十次。而且答案永遠一樣：「我不知道」、「我沒辦法」、「公車有固定的路線」。
有一次塞車塞得太嚴重了，一個阿嬤走到我旁邊，很認真地說：「少年仔，你按一下那個喇叭啦，叫前面的快一點。」
我看著前面看不到盡頭的車陣，心想：阿嬤，我的喇叭沒有那麼厲害，它不是麥克風，前面的人聽不到的。
但我沒有說出口。我只是笑了笑，說：「好，我試試看。」然後輕輕按了一下喇叭。「叭——」的一聲，前面的車當然沒有動。阿嬤卻滿意地點點頭，說：「這樣才對嘛，該催就要催。」然後走回座位去了。
那一刻我突然覺得，有時候乘客需要的不是解決方案，而是一種「你站在我這邊」的感覺。他們不是真的要我解決塞車——一個公車司機怎麼可能解決塞車呢？他們只是想知道，有人在聽他們說話，有人跟他們一樣不耐煩，有人跟他們一樣，被困在這個鋼鐵組成的河流裡面，動彈不得。
四、美麗的風景
當然，這份工作不全是塞車和怪問題。如果只有哀愁，沒有美麗，我也不可能開十六年。
美麗的風景，通常是小小的、不經意的。
比如說，每天早上六點十五分，在內湖路三段，會有一個國中生上車。她每次都背一個很大的書包，看起來比她的身體還重。她上車的時候總是睡眼惺忪的，刷完卡就往後面走，找個靠窗的位子坐下，然後把書包抱在懷裡，閉上眼睛。
從內湖到北投，大概四十分鐘的車程。她每天在這四十分鐘裡補眠。到站之前，我會輕輕踩一下煞車，讓車子稍微頓一下，她就會醒過來，揉揉眼睛，下車。
她大概不知道，那個煞車是我故意的。我刻意調過煞車的力道，讓它不會太突然，但又足夠把她喚醒。這件事我做了一年多了，從來沒有人發現。這是我的小秘密。
還有一個從澳門來的交換學生，在臺北念書。她每個禮拜六早上會搭我的車去北投圖書館看書。她上車的時候總是笑瞇瞇的，用一種不太標準的國語跟我說：「司機早安，今天天氣好好喔！」
有時候她會帶澳門的杏仁餅給我，說「請司機吃，開車辛苦了」。我每次都說不用，她每次都硬塞。那些杏仁餅我捨不得吃，放在車上，等到心情不好的時候，拿出來看一看，心情就好了。
這個世界上有很多種溫柔。有些溫柔是大聲的，有些溫柔是安靜的。一個杏仁餅、一個煞車、一句早安，都是溫柔。開公車這一行，讓你學會了在很小的事情裡面，看見很大的善意。
五、哀愁的重量
但這份工作也有它的重量。
二〇二六年的公車司機，在兩岸三地面臨著同樣的問題：工時長、待遇不高、人力嚴重不足、社會地位低落。年輕人不想開公車，老的慢慢退休，中間的這一代，像我們這種四五十歲的，撐得很辛苦。
最讓我心酸的，是一個從香港來臺北工作的同行。有一次在總站遇到他，我們聊了幾句。他說他在香港開巴士開了十年，後來實在受不了了——不是受不了交通，是受不了那種壓力。
「你知道嗎，」他點了一根菸，說，「在香港，有些乘客會錄影。你一煞車，他就拿手機出來拍，然後投訴你。不是那種很誇張的煞車喔，是正常的煞車，他也投訴。」
他吐了一口煙，繼續說：「我有一個同事，被投訴了三次，就被約談了。第四次，就直接叫他走了。他五十三歲了，去哪裡找工作？」
我沒有說話。因為同樣的事情，在臺北也在發生。只是沒有那麼嚴重，但趨勢是一樣的。
還有一個哀愁，是關於孤獨。
公車司機是一個很矛盾的職業——你身邊永遠有人，但你永遠是孤獨的。你載著幾十個乘客，他們在你身後說話、聊天、打電話、吵架、睡覺，但你參與不了。你只能從後照鏡裡看到他們的倒影，像看一場永遠不會結束的電影。
收班之後，一個人開著空車回總站。那時候的安靜，跟白天的吵雜形成強烈的對比。有時候我會把車停在路邊，關掉引擎，就那樣坐著。不開燈、不開冷氣、不開音樂。什麼都不做，就坐著。
大概坐個五分鐘，然後嘆一口氣，下車，回家。
我老婆問我為什麼每次都那麼晚回來，我說在整理車子。她信了。但她不知道，我整理的不是車子，是我自己。
六、在二〇二六年的路上
上個月，公司辦了一個兩岸三地的公車司機交流活動，請了幾個香港和深圳的同行來臺北。我們在一個小小的會議室裡坐著，喝著茶，聊著各自的工作。
我發現，雖然我們開在不同的城市、不同的路上，但我們的困擾是一樣的——塞車、奧客、工時太長、薪水太少、年輕人不想做。
但我們的美麗也是一樣的——那些每天固定搭車的老面孔、那些偶爾出現的小溫暖、那些在車上發生的微小的人間故事。
一個從深圳來的司機說了一句話，我覺得說得很好。他說：「我們開的不是公車，是城市的血管。我們通了，城市就活了。」
這句話很文青，不像一個司機說的。但我想，也許每一個司機心裡，都住著一個文青。只是平常太累了，沒有力氣表現出來。
交流會結束的時候，那個香港的同行走過來，拍拍我的肩膀，說：「加油，兄弟。」
我說：「你也是。」
就這樣。沒有擁抱，沒有握手，就是一句「加油」。但在二〇二六年的今天，一句「加油」，已經很夠了。
七、最後一班車
每天晚上十一點，我開最後一班車從北投回內湖。
車上通常沒有什麼人了。偶爾有一兩個加班到很晚的上班族，在座位上睡著了，到站的時候我要叫醒他們。還有一個固定搭最後一班車的阿伯，他每次都坐在最後一排，到站的時候會跟我說一聲「謝謝」，然後慢慢走下車。
今天晚上，最後一班車只有我一個人。
空車在臺北的街頭行駛，路燈一盞一盞地從車窗外面流過去，橘黃色的光，像一條河流。我開得很慢，不急著回去。反正回去了也是一個人——今天我老婆回娘家了。
經過大直的時候，我看到了美麗華的摩天輪。它還在轉，但上面已經沒有乘客了。它大概跟我一樣，明明沒有人了，還是要繼續轉。
我把車速放得更慢，讓引擎的聲音變得低低的，像在哼一首歌。我也不知道自己在哼什麼，可能是〈向前行〉，也可能是〈晚安曲〉，隨便啦。
開到內湖的時候，我把車停進總站，關掉引擎。整個世界突然安靜下來。
我坐在駕駛座上，看著空蕩蕩的車廂。白天這裡坐滿了人，有趕著上班的、有趕著上學的、有從香港來的、有從深圳來的、有問奇怪問題的、有送我杏仁餅的。現在，一個人都沒有。
但我知道，明天早上五點，他們又會回來。那些臉、那些問題、那些哀愁、那些美麗，都會回來。而我會在這裡，坐在方向盤後面，等著他們。
我摸摸方向盤，低聲說：「辛苦了，明天見。」
然後下車，關上車門，走進臺北的夜裡。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