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張杰倫
2026年，深圳，凌晨兩點
手機在枕邊震動的時候，陳志明正夢見自己在台北車站補習街的那間地下室教室——三十個學生擠在不到二十坪的空間裡，冷氣永遠不夠冷，黑板上的粉筆字像咒語一樣密密麻麻。他夢見自己又一次沒考上政大研究所，醒來時額頭全是汗。
訊息是阿傑從香港傳來的：「明天到深圳，老地方見。有些話，只有你能懂。」
陳志明盯著那行字，想起五年前他們在香港中環的那個夜晚。那是2019年，他還是政大新聞所的學生，去香港採訪反送中運動，在混亂的街頭認識了阿傑——一個在香港中文大學讀社會學的年輕人，戴著黑色口罩，眼神裡有他從未見過的光。
那時候他們都相信，憤怒可以改變世界。
五年後，陳志明在深圳一家科技公司做公關，每天寫著自己都不相信的產品文案；阿傑在香港歷經了運動的潰敗、國安法的壓頂、朋友一個一個離開，最後北上深圳，在一家台資企業做供應鏈管理。
而他們共同的朋友小林——那個在台北永康街開咖啡店的台中人——剛剛傳來訊息：「店收了，下個月去廈門。」
2026年的春天，三個三十歲左右的年輕人，分別從台北、香港、台中出發，在深圳這座城市短暫交會。他們要談的，不只是敘舊，而是這些年來，那些委屈、自卑，以及最終無處安放的憤怒。
第一章：委屈（台北）
時間倒回一個月前，台北。
陳志明最後一次走進台北車站南陽街的補習班時，才發現那間他曾經窩了三年的教室，已經變成一家手搖飲店。他在門口站了很久，看著店員熟練地搖著珍珠奶茶，想起十年前自己在這裡埋頭算微積分的情景。
「學歷貶值」，這個詞他太熟悉了。
九十年代台灣廣設大學之後，大學錄取率衝到95%以上，人人都能唸大學的結果，是學歷這張紙變成了「基本人權」。陳志明的父親是計程車司機，母親在市場賣菜，他們咬牙供他讀到政大碩士，以為這張文憑能讓他從此翻身。
畢業那年，陳志明拿著碩士學位去應徵一家科技公司的行銷職位，對方開出的薪水是三萬八台幣。
「三萬八。」他在電話裡跟母親重複這個數字時，聽到母親沉默了很久。台北的房租一個月一萬五，水電網路再加三千，吃飯交通一萬，剩下的錢連買件新衣服都要算半天。他在這家公司做了兩年，薪水漲到四萬二——換算成港幣，才一萬出頭。
「你知道嗎，在香港，同樣的學歷起薪是這裡的兩倍。」有一次阿傑來台北找他，在熱炒店聽到他的薪水之後，瞪大了眼睛。
陳志明苦笑。他怎麼會不知道？他每天都在算，算自己這七年來——從高中補習、大學、研究所——投入的時間和金錢，換來的究竟是什麼。
「台灣的問題是，」他對阿傑說，「我們被要求要有國際觀、要會程式語言、要有豐富的履歷，但社會給我們的反饋，還停留在二十年前。碩士生搶大學生的缺，大學生搶高中生的缺，大家都在往下擠，擠到最後，每個人都在做自己學歷以下的工作。」
那天晚上，他們聊了很多。阿傑說起香港的年輕人，同樣面臨房價高到買不起、薪水凍漲、未來看不見的困境。但香港至少還有國際城市的優勢，有能力的人可以往外走。台灣呢？四面環海，留下來的人只能互相擠壓。
陳志明有一個高中同學，台大電機畢業，後來去美國唸博士，再也沒回來。另一個同學，清大材料所，現在在台積電輪班，年薪兩百萬，但每天工作十二小時，週末還要值班，三年下來身體搞壞了，最近在考慮離職。
「你說，我們這麼努力讀書，到底是為了什麼？」陳志明問。
阿傑沒有回答。
那天晚上，陳志明騎機車回家，經過台北市政府的時候，看到牆上掛著一塊大大的廣告牌，寫著：「投資台灣，展望未來。」他忍不住笑了。投資台灣？他每個月把三分之一的薪水交給房東，剩下的錢餵飽自己，偶爾存一點給爸媽，哪裡還有什麼可以投資的？
回到家，他打開手機，看到一則新聞：賴清德政府又通過了一筆軍購案，總金額四百億美元。他想起阿傑上次說的，台灣年輕人的起薪倒退回二十年前，青年失業率卻節節攀升。
「把買武器的錢拿來發展經濟不好嗎？」他喃喃自語。
但沒有人聽見。
第二章：自卑（香港）
阿傑在深圳北站下高鐵的時候，手機震個不停。群組裡，以前在香港中文大學的朋友們正在討論誰又離開了。
「阿Ken去英國了，昨天走的。」
「Winnie也在辦簽證，加拿大的。」
「留下來的舉個手？」
沒有人舉手。
阿傑把手機收進口袋，不想再看。他知道自己遲早也會離開——事實上，他已經離開了。2023年，在香港待了四年之後，他終於受不了那個越來越窒息的氛圍，收拾行李北上深圳。說是「北上」，其實不過是一小時高鐵的距離，但感覺上，卻是兩個世界。
2019年那時候，他和陳志明在中環的街頭相遇，兩人都還相信憤怒可以改變什麼。後來的事，他不太想回憶。運動潰敗、朋友被捕、國安法落地、校園裡再也不能談論政治——一切都像是一場漫長的夢魘，醒來之後，只剩下無盡的疲憊。
「你知道最讓我受不了的是什麼嗎？」有一次他對陳志明說，「不是那些高壓的手段，而是那種無能為力的感覺。你每天醒來，發現自己什麼都改變不了，只能看著一切越來越糟。」
陳志明點點頭。他懂。台北的年輕人也是一樣，每天看著房價飛漲、薪水凍結、政治人物吵來吵去，什麼都改變不了。
但阿傑的自卑，不只是來自於無能為力，更來自於一種深刻的身份困惑。
在香港長大，他從小被教育要認同自己是中國人，但回歸二十多年，香港和中國大陸的隔閡卻越來越深。2019年之後，這種隔閡變成了對立。他的朋友們有的選擇離開，有的選擇留下來抗爭，有的選擇沉默。而他呢？他選擇了北上。
「你會不會覺得自己是叛徒？」有一次他問陳志明。
陳志明愣住。「叛徒？背叛誰？」
「背叛香港，背叛那些留下來的人。」
陳志明想了想，說：「我不覺得。你有權利選擇自己想要的生活。」
阿傑知道陳志明說得對，但心裡那個疙瘩，始終解不開。在深圳，他的薪水是香港的八成，但生活成本低了一半，住的地方比香港大兩倍，公司還提供人才公寓。同事們對他不錯，沒有人因為他是香港人就另眼相待。但他總覺得自己格格不入——不是因為別人，而是因為他自己。
有一次公司聚餐，同事們聊起小紅書上的熱門話題，他完全插不上話。另一個同事提到最近很紅的大陸劇《漫長的季節》，他沒看過。還有人問他用不用「豆包」——那個大陸很流行的AI助手——他搖搖頭，說自己還在用Google。
「你這樣不行啦，」同事笑著說，「要融入這裡，就要用這裡的東西。」
他知道同事是好意，但那句話讓他難過了一整晚。要融入這裡？他本來就是中國人，為什麼還要「融入」？
那天晚上，他下載了小紅書、抖音、豆包，開始學習大陸年輕人的生活。他看台灣網紅的探店視頻，看大陸00後怎麼用表情包，看兩岸年輕人在TikTok上的互動。看得越多，他越發現，其實大家都差不多——都在為生活掙扎，都在為未來焦慮，都在尋找一點點快樂。
差別只在於，深圳的年輕人至少看得到希望，而香港的年輕人，連希望都不知道在哪裡。
第三章：憤怒（台中）
小林在台中清泉崗機場候機的時候，收到陳志明的訊息：「到深圳了嗎？晚上見。」
他回了一個OK的表情符號，然後把手機收起來，看著窗外的停機坪。這是他今年第三次飛大陸。第一次是去廈門看創業基地，第二次是去杭州找供應商，這一次，是去深圳見老朋友——然後，再也不回來了。
小林的咖啡店在台中永康街開了五年，五年來看著周邊的店一家一家倒閉，自己咬牙撐著，還是撐不住。最後一根稻草是房租。房東一口氣漲了40%，他算來算去，怎麼也算不出可以賺錢的數字。
「你們年輕人就愛抱怨，」房東說，「我當年也是這樣苦過來的。」
小林沒說話。他不想跟房東解釋，當年的房價和現在不是同一個概念，當年的薪水還能買得起房子，現在連頭期款都存不到。
他的憤怒，不是那種激烈爆發的憤怒，而是一種日積月累的、鈍鈍的痛。每天睜開眼，就是房貸、水電、進貨成本、員工薪水、客人越來越少的營業額。晚上躺在床上，滑著手機，看到同齡的朋友在廈門、深圳、上海創業成功的消息，心裡五味雜陳。
有一個高中同學，台中人，2018年去廈門開了一家鳳梨酥店，現在已經開了四家分店，年營收破千萬。上次回來，同學請他吃飯，說起大陸的電商平台、外賣系統、移動支付，小林聽著像是在聽另外一個世界的故事。
「你知道嗎，」同學說，「我們店裡的鳳梨酥原料都是從福建進的，成本比在台灣採購低30%。而且大陸的物流太發達了，今天下單，明天到貨，台灣還在用傳統的配送方式，根本沒法比。」
小林點點頭。他怎麼會不知道？他店裡的咖啡豆都是從國外進口的，運到台灣要一週，運到大陸只要三天。這就是差距。
但他真正憤怒的，不是經濟上的差距，而是那種被拋下的感覺。他從小在台灣長大，對這片土地有感情，但這片土地給了他什麼？大學畢業十年了，薪水沒漲過，房價漲了三倍，政治人物每天都在吵架，沒有人真正關心年輕人過得好不好。
有一次他在社交媒體上看到一篇文章，題目是《台灣年輕人的集體焦慮》，裡面有一段話讓他看了很久：
「我們在校園裡被教育要追求卓越，在職場上卻被要求接受平庸的薪資。當一個社會讓最努力讀書的那群人，都看不見未來的希望時，這個社會的創新動力將會慢慢枯萎。』
他想起自己高中時期，每天在補習班待到晚上十點，為了考上好大學。大學四年，打工、實習、社團，樣樣都不敢鬆懈。畢業後，創業五年，每天工作十二小時，從來沒有休過一個完整的週末。
然後呢？然後店收了，房東漲房租，政府沒有任何補助，年輕人只能自己想辦法。
登機廣播響了。小林站起來，背起背包，走向登機門。他沒有回頭看台灣，因為他知道，自己很快就會回來——只是這一次，是以另外一種身份。
第四章：交會（深圳）
深圳的夜晚，比台北更亮，比香港更安靜。
三個人在福田區一家燒烤店見面，桌上擺滿了羊肉串、啤酒、還有小林特意從台中帶來的太陽餅。隔壁桌坐著幾個年輕人，正在用手機看小紅書上的美妝直播，笑聲不時傳過來。
「所以，」陳志明舉起酒杯，「為我們的重逢，乾一杯。」
三隻酒杯碰在一起，發出清脆的聲音。
「我聽說了你的店，」阿傑對小林說，「怎麼回事？」
小林搖搖頭，把房東漲租的事說了一遍。陳志明聽完，嘆了口氣：「台灣的問題，就是所有人都想分一杯羹，但沒有人願意投資年輕人。」
「香港也一樣，」阿傑說，「只是香港的問題更複雜。政治、經濟、社會，全部卡在一起，動彈不得。」
「那你們呢？」小林問陳志明，「你在深圳怎麼樣？」
陳志明想了想，說：「還行吧。薪水比台灣高一點，生活成本也高，但至少看得到機會。公司最近在搞AI項目，我負責公關，每天學新東西，感覺自己還活著。」
「那就好，」小林說，「至少你還活著。」
他們沉默了一會兒，各自喝著酒。
「你知道嗎，」阿傑突然開口，「我最近在想一個問題：我們這一代人，到底是怎麼了？」
陳志明和小林看著他，等他繼續說下去。
「台灣、香港、大陸，我們三個地方，明明都是華人，明明都有類似的問題——房價高、薪水低、未來看不見——但我們的反應卻完全不一樣。台灣人選擇小確幸，喝咖啡、去旅行、假裝一切很好；香港人選擇離開，能走的都走了，不能走的只能留下來熬；大陸人呢，還在拼命往前衝，內卷到死也不肯停下來。」
「那你覺得哪一種是對的？」小林問。
阿傑搖搖頭：「沒有哪一種是對的。每一種都是被逼出來的。」
陳志明想起那天晚上在台北街頭看到的那塊廣告牌，忍不住笑了。「投資台灣，展望未來，」他說，「你知道嗎，我每次看到那種廣告，都想問：投資台灣？拿什麼投資？我每個月的薪水，連房租都快付不起了。」
小林也笑了：「至少你還有薪水。我現在連薪水都沒有了。」
他們笑了一陣，笑聲裡有苦澀，也有釋然。
「對了，」小林突然說，「你們有沒有發現，我們三個人，其實都是從『委屈』開始的？」
「委屈？」
「對啊。我委屈，因為我在台灣努力了這麼多年，最後卻被房東一腳踢開。阿傑委屈，因為他在香港經歷了那麼多，最後還是選擇離開。你呢，」他看著陳志明，「你委屈，因為你有碩士學位，卻只能領三萬八的薪水。」
陳志明點點頭。他說得沒錯。
「然後是自卑，」小林繼續說，「我們都自卑，因為我們發現，自己奮鬥了這麼久，卻比不上那些去大陸發展的朋友。我在台中開店五年，比不上我同學在廈門開店三年。你在大陸，」他看著阿傑，「你也在自卑，因為你覺得自己是叛徒。」
阿傑沒有否認。
「最後是憤怒，」小林說，「對這個時代的憤怒，對這個社會的憤怒，對自己的憤怒。憤怒為什麼我們這麼努力，卻得不到應有的回報。憤怒為什麼我們生在這個時代，卻要承受這一切。」
燒烤店的煙霧中，三個人的表情都看不清。
「那你現在還憤怒嗎？」阿傑問。
小林想了想，說：「憤怒還是在，只是沒那麼尖銳了。可能因為我決定去廈門，重新開始。給自己一個機會，總比留在原地憤怒好。」
「你呢？」陳志明問阿傑。
阿傑沉默了很久，說：「我的憤怒，變成了一種麻木。每天醒來，該上班上班，該吃飯吃飯，該睡覺睡覺。憤怒還在，只是不再影響我了。」
他們轉頭看著陳志明。
陳志明拿起酒杯，喝了一大口，說：「我的憤怒，變成了困惑。我不知道該往哪裡去。台北回不去了，深圳也還沒有完全融入。我在中間地帶，不上不下。」
「中間地帶，」小林重複這個詞，「說得真好。我們這一代人，都在中間地帶。」
店裡放的音樂換了一首，是告五人的《帶我走》。隔壁桌的年輕人站起來買單，經過他們的時候，其中一個女孩看了他們一眼，笑了笑。
「你們也是台灣來的嗎？」女孩問。
陳志明點點頭。
女孩說：「我也是。去年來深圳工作的。這邊機會真的很多，加油喔。」
他們看著女孩和朋友走出店門，消失在深圳的夜色中。
「你看，」小林說，「又一個。」
「又一個什麼？」
「又一個從委屈到憤怒，最後選擇離開的人。」
阿傑搖搖頭：「不是離開，是選擇。她選擇來這裡，就像你選擇去廈門，我選擇留下來。我們都在選擇。」
陳志明看著窗外的霓虹燈，突然想起父親說過的一句話。那是他考上政大研究所的時候，父親難得喝了點酒，拍著他的肩膀說：「好好讀書，將來才不會像我們一樣，一輩子被人踩在腳下。」
他不知道父親如果知道現在的狀況，會說什麼。他碩士畢業了，還不是一樣被人踩在腳下？只是踩他的，不是那些有錢人，而是這個時代，這個社會，這個讓年輕人看不到希望的時代。
但話說回來，他想起那個女孩的笑容，想起她說「機會很多」時的眼神。也許，希望還是有的，只是不在原來的地方。
「我想到一個問題，」他突然說。
「什麼問題？」
「如果我們這一代人，註定要在委屈、自卑、憤怒中度過，那我們的孩子呢？他們會不會重複我們的命運？」
阿傑和小林都沒有回答。
燒烤店的燈光很暖，啤酒很冰，桌上的太陽餅還是台中帶來的味道。但這個問題，沒有人知道答案。
也許有一天，他們會找到答案。也許不會。
但至少今晚，他們還有彼此。
尾聲：三個月後
廈門，傍晚。
小林的新咖啡店開在思明區一個安靜的巷子裡，離廈門大學不遠。店名叫做「三城記」，菜單上有台中太陽餅、香港鴛鴦奶茶、深圳鹽田腸粉。開幕那天，陳志明和阿傑都來了。
「你真的要把這三個地方全放進去？」陳志明看著菜單，笑著問。
「為什麼不？」小林說，「我們三個人的故事，不就是這三個地方的故事嗎？」
阿傑點了一杯鴛鴦奶茶，喝了一口，說：「比香港的差一點，但可以接受。」
「將就一下，」小林說，「就像我們的人生一樣，沒有完美的，只能將就。」
窗外，廈門的夕陽很漂亮，把整個天空染成橘紅色。店裡放著告五人的歌，這一次是《醜人多作怪》。三個人在窗邊坐下，看著外面的車水馬龍。
陳志明說：「我辭職了。」
阿傑和小林同時轉頭看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