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互城的非常日常台北清潔工非常小說

文/張杰倫

清晨六點鐘,我推開玻璃門,冷氣混雜著消毒水的氣味迎面撲來。

「早,小郭。」櫃檯後的美惠姊從眼鏡上方看我,手裡握著剛沖好的黑咖啡。她是少數幾個知道我底細的人,卻從來不多問什麼。這份體貼,在這個時代比黃金還貴重。
「早。」我晃了晃手裡的保溫袋,「今天有蛋餅。」

「你總是知道怎麼收買人心。」她笑著接過,目光掃過我肩上那個看似普通的黑色長形提袋,笑容淡了些,「今天要去哪區?」

「信義區。三級警戒。」我簡短回答,走向更衣室。

我叫郭互城,三十四歲,在台北市民生社區經營一家文青風咖啡館。至少表面上是這樣。咖啡機後的我,能拉出完美的天鵝拉花;但在另一個世界裡,我處理的是完全不同的東西——那些民間稱為「殭屍」,官方文件上稱為「神經組織異常活化症候群患者」的存在。

換上深藍色工作服時,父親的聲音又在腦海中響起:「阿城,記住,我們是清潔工,不是英雄。把這工作想得太浪漫,會死人的。」

父親是第一批「清潔工」,那時爆發還在可控階段,政府成立了一個低調到幾乎隱形的部門——民生異常事件處理局。名字取得太平凡,反而沒人注意。他做了二十年,最後一次任務沒回來。我在他衣櫃最深處找到遺書,上面只有一行字:「互城,照顧好媽媽。還有,遠離這行。」

但我還是來了。像某種無法擺脫的宿命,或是對父親隱祕的追尋。

美惠姊的聲音從對講機傳來:「小郭,七點晨報說信義區有瓦斯外洩演習,封鎖了三個街區。」

「收到。」我背上裝備袋,推開後門。

巷子裡,我的老偉士牌機車安靜地停著。這輛1975年的車是父親留下的,他曾說:「殭屍不喜歡引擎太吵的車,老車反而安全。」我不知道這有無科學根據,但二十年來,這輛車載著我們父子穿越過無數封鎖線。

信義區的空氣緊繃得像拉過頭的弦。我出示證件,通過兩層管制點,來到一棟老舊公寓前。現場指揮官是個年輕男人,臉色蒼白得像剛入伍的新兵。

「郭師傅?」他遲疑地看著我普通的裝束,「裡面有三個……異常體。動作很快,已經傷了兩個同仁。」

「疏散完成了?」

「整棟樓都清了,除了三樓那戶。」他嚥了口水,「但隔壁棟還有住戶,上頭說不能動用重武器。」

我點點頭,從裝備袋裡取出伸縮棍。鋁合金材質,表面做過霧化處理,不會反光。棍身刻著細小的符咒,是父親從某個道教老師傅那裡學來的。其實有沒有用很難說,但這行做久了,多少會相信一些儀式性的東西。

「我進去後,封鎖這個門口。不管聽到什麼聲音,不要進來。」我說。

「可是規定——」

「規定是給活人看的。」我打斷他,「你們的規定會讓你送命。」

公寓樓梯間瀰漫著陳舊的黴味和某種甜腥氣。我放輕腳步,但老舊木地板還是發出細微呻吟。二樓轉角處,一灘深色血跡潑濺在牆上,像幅抽象畫。

父親教我的第一課:殭屍不是電影裡那樣。他們不會跳,不會飛,大部分時候甚至走得不太穩。可怕的是他們的神經反應速度——是正常人的三到五倍。你看見他們抬手,下一秒那手可能已經掐住你的喉嚨。還有力量,異常的腎上腺素分泌讓他們能徒手撕開鐵皮。

但最可怕的,是他們的眼睛。還有意識,還認得人,只是被困在失控的身體裡。父親說,他見過一個母親變成異常體後,一邊追著自己的孩子,一邊流淚。

三樓的鐵門虛掩著。我從門縫看去,客廳裡一片狼藉。電視還開著,播著晨間新聞,女主播的聲音在空蕩的房間裡顯得分外詭異。

第一個從廚房衝出來時,我幾乎沒看清動作。只能憑多年訓練的身體記憶側身,伸縮棍斜向上擊出,正中下顎。骨頭碎裂的聲音很悶,像踩斷枯枝。他倒地時,我看清是個中年男人,穿著已經髒污的POLO衫,脖子上還掛著公司識別證。

「對不起。」我低聲說,迅速將針劑打入他頸部。這不是毒藥,是高劑量鎮靜劑混合神經阻斷劑。局裡的研究部門花了大把經費開發的,能讓他們「安靜」至少十二小時,足夠送到隔離中心。

第二個從臥室出來的是個年輕女孩,可能不到二十歲。她的動作更不協調,像剛學會走路的孩子。我注意到她右手以不自然的角度彎折,顯然早就斷了。

「沒事,很快就結束了。」我輕聲說,在她衝過來時矮身掃腿。她跌倒時我按住她,針劑滑入頸動脈。她的身體劇烈抽搐幾下,然後軟下來。

第三個在哪?

主臥室傳來細碎聲音。我握緊棍子,緩步靠近。門半開著,裡面光線昏暗。

床上坐著個老婦人,背對著門。她沒有攻擊的意思,只是坐在那裡,輕輕搖晃身體。我注意到她在哼歌,台語老歌《雨夜花》。

「阿嬤?」我保持距離。

她慢慢轉頭。她的眼睛是渾濁的黃色,臉上佈滿青黑色血管。但她的表情……很平靜。

「你是來帶我走的嗎?」她問,口齒清晰得不像異常體。

我愣住了。這不正常。通常到這個階段,語言能力早就喪失了。

「我女兒和女婿……他們是不是已經……」

「他們睡著了。」我選擇用這個詞,「阿嬤,妳身體不舒服,我帶妳去醫院好嗎?」

她笑了,露出稀疏的牙齒。「少年欸,你不用騙我。我知道這是什麼病。新聞都在報,只是不敢講清楚。我先生五年前就是這樣走的。」

我感覺喉嚨發緊。「阿嬤,請妳配合,這樣對大家都好。」

「我先生走的時候,很痛苦。一直叫,一直抓自己。」她低頭看自己的手,手指已經變形,指甲呈現不自然的黑色,「我不想那樣。我女兒他們……是不是也很痛苦?」

「我幫他們睡著了。不痛。」

她點點頭,慢慢站起來。動作出乎意料地穩。「我準備好了。你可不可以……快一點?我怕等一下,我又控制不住了。」

我從裝備袋取出針劑,手卻有點抖。父親從沒教過我這種情況。

「少年欸,」她突然說,「你幾歲?」

「三十四。」

「跟我兒子一樣大。他在上海工作,回不來。」她伸出手臂,袖子滑下,露出布滿老人斑的皮膚,「快點,趁我還有自己的時候。」

針劑推入時,她輕輕哼著《雨夜花》的最後一句。然後身體一軟,我及時扶住她,慢慢放倒在地。

房間牆上掛著全家福照片,老婦人坐在中央,周圍是女兒、女婿,還有應該是孫輩的孩子。所有人都笑著。

我收拾裝備時,發現床頭櫃上有個鐵盒子。鬼使神差地,我打開了。裡面是些舊照片、幾封泛黃的信,最上面有張紙條,字跡工整:

「給處理這件事的人:如果我們都控制不住了,請讓我們一家在一起。盒子裡有保險單和存摺,密碼是我兒子的生日770309。麻煩聯絡他,說我們愛他,不要回來。——林陳秀琴」

我把紙條摺好放回口袋,鐵盒子放回原處。出去後,我會按程序通知聯絡組,他們會處理後續。但紙條,我打算自己留著。

就像父親留著的那些小東西——一個兒童手錶,一枚結婚戒指,一張電影票根。他說每個異常體背後都是一個人,一個家庭,一段來不及說完的故事。如果我們忘了這點,那我們就真的和殭屍沒什麼兩樣了。

回到咖啡館已是下午兩點。民生社區的午後陽光透過樟樹葉灑下,遛狗的老人、推嬰兒車的媽媽、剛下課的學生,構成一幅平凡到令人心安的畫面。有時我會想,如果他們知道幾個街區外發生的事,這個午後是否還能如此悠閒?

「回來了?」美惠姊正擦拭咖啡機,「信義區那邊怎麼樣?」

「處理完了。」我把裝備袋放進辦公室保險櫃,「今天生意如何?」

「老樣子。不過有個客人找你,等了一小時,剛離開。」

我警覺起來:「誰?」

「沒見過,年輕女生,二十幾歲吧。說是你朋友的朋友,有重要的事。」美惠姊從收銀機旁拿起一張便條紙,「她留了電話。」

紙條上只有一串數字,沒有名字。我皺起眉,這不合常理。我的社交圈很小,幾乎不存在「朋友的朋友」。

「她有說什麼嗎?」

「問了很多咖啡館的事,開了多久啦,老闆是個什麼樣的人啦。」美惠姊歪頭想了想,「對了,她特別問你有沒有在收集什麼特別的東西。」

我的心沉了一下。「妳怎麼說?」

「我說你就是個普通咖啡店老闆,最大的嗜好是修那台老機車。」美惠姊敏銳地看著我,「小郭,是不是有什麼麻煩?」

「應該沒有。謝謝妳,美惠姊。」

我拿著紙條走進辦公室,鎖上門。從抽屜深處取出另一支手機,撥了號碼。

「李Sir,是我。今天有不明人士到店裡打聽我。」我簡報了情況。

電話那頭沉默了幾秒。「我們會查。最近小心點,有情報顯示某些團體對我們的人感興趣。」

「什麼團體?」

「自稱『真相追尋者』的反政府組織。他們不相信官方說法,認為我們在掩蓋什麼更大的陰謀。」李Sir的聲音帶著疲憊,「上週我們有個外勤在台中失蹤,昨天找到屍體,被拷問過。」

我握緊手機。「需要我做什麼?」

「照常生活,但提高警覺。還有,上面決定每個外勤要配一個觀察員,說是保護,實際上是監視。你的下週報到。」

「我不需要保姆。」

「這是命令,郭互城。時代變了,我們不能再像你父親那代單打獨鬥。」他頓了頓,「觀察員叫林予心,資歷很好,別為難她。」

掛掉電話後,我盯著那張紙條很久,然後燒掉它,灰燼沖進馬桶。

傍晚,我站在吧台後練習新的拉花圖案。這是我的儀式,每次任務後,都需要用這種重複性的、創造美麗事物的動作來平靜自己。咖啡的香氣,蒸氣機的聲音,顧客的低語,這些平凡的細節像錨,把我固定在正常的世界。

玻璃門被推開,風鈴輕響。進來的女孩看起來二十五六歲,短髮,穿著簡單的白襯衫和牛仔褲,背著一個看起來很重的後背包。她直接走向吧台,眼睛直視我。

「郭互城先生?」

「是我。請問要喝什麼?」

她不接菜單。「我叫林予心,你的新觀察員。李Sir應該通知過你了。」

我打量她。太年輕,而且有種學院氣質,不像外勤人員。

「證件?」

她從口袋掏出黑色證件夾。確實是局裡的,職稱是「研究分析員兼現場觀察員」。

「研究員為什麼要出外勤?」

「上面認為理論和實務需要結合。」她的回答很制式,但眼神很銳利,像在評估我,「我看過你的檔案。十年資歷,任務成功率百分之九十四,很低調,從不違規。模範清潔工。」

「過獎。要喝咖啡嗎?我請客。」

「美式,不加糖奶。」她終於在吧台坐下,但背挺得很直,像隨時準備站起來,「另外,我需要檢查你的裝備和紀錄。今晚方便嗎?」

「按照規定,觀察員不能接觸執行員的私人裝備,除非有書面命令。」我遞上咖啡,「妳有嗎?」

她愣了一下。「我會申請。」

「申請到了再說。」我轉身清洗咖啡壺,「還有,我不需要保姆。如果妳想跟著我,第一條規矩:不干涉我的判斷。第二條:不問不該問的。第三條:任務結束後,不要跟我談感受。能做到嗎?」

她沉默了很久。當我以為她會發火時,她卻輕聲說:「你父親也是這樣對待搭檔的嗎?」

我停下動作。「妳知道我父親?」

「郭正雄,第一批清潔工,編號007。服務二十年,殉職。」她的語氣像在背誦檔案,「他的紀錄很特別,總是超時完成報告,詳細記載每一個異常體的個人資訊,甚至建議局裡建立家屬聯絡系統。」

「那又怎樣?」

「不怎樣。只是好奇,你似乎走向另一個極端——最小限度的紀錄,零情感投入。父子兩代,兩種風格。」

我放下咖啡壺,轉身面對她。「林小姐,聽清楚:我父親是個好人,但他死了。在這個行業,好人死得很快。如果妳想活得久一點,最好學會把工作當工作。」

她沒有退縮,反而迎上我的目光。「所以你收集那些小東西,也是工作的一部分?」

我感覺血液瞬間凝固。「妳說什麼?」

「你辦公室右邊第二個抽屜,有個鐵盒子。裡面有兒童手錶、戒指、電影票根,還有今天新增的紙條。」她的聲音很平靜,「如果這是『零情感投入』,那什麼才是有?」

我腦中警鈴大作。她怎麼知道?什麼時候檢查了我的辦公室?

「妳越界了。」我的聲音冷下來。

「我是觀察員,觀察是我的工作。」她終於拿起咖啡喝了一口,眉頭微皺,「而且,你的咖啡煮得太苦了,像是在懲罰自己。」

那晚打烊後,我獨自檢查了辦公室。沒有被侵入的跡象,但鐵盒子的位置確實有細微移動。她是怎麼進來的?又為什麼要告訴我她知道?

我打開鐵盒子,今天那張紙條靜靜躺在最上層。老婦人的字跡工整而溫柔,像她哼歌的聲音。

父親去世後,我整理他的遺物,發現一個類似的盒子。裡面沒有值錢東西,只有一堆「記憶」。母親哭著說:「他每次任務回來,就會多放一樣東西進去。我問他是什麼,他只說是別人的重要東西,暫時保管。」

但父親再也沒回來取走它們,於是我繼承了這個習慣。每個任務,我都會留下一件小東西,像是某種儀式,某種紀念,也像是某種懺悔。

手機震動,未知號碼傳來簡訊:「明天早上八點,我來接你。有任務。——林予心」

我回覆:「我有機車。」

「這次需要開車。而且,你需要一個司機,你看起來很累。」

我看著螢幕,突然有種奇怪的感覺。這個觀察員,似乎打算以她的方式,強行介入我的生活和工作。而更奇怪的是,我竟然沒有想像中那樣抗拒。

窗外,民生社區的街燈一盞盞亮起。這個我長大、工作的街區,這個充滿咖啡香和人情味的地方,是我與另一個血腥世界之間的緩衝區。但現在,那道界線似乎開始模糊了。

我從鐵盒子裡拿出父親的舊懷錶——那是他留給我唯一的遺物。錶已經不走了,時間永遠停在下午三點十七分,他失聯的那一刻。我打開錶蓋,裡面有張小小的照片,是我們全家,我大概十歲,笑容燦爛得刺眼。

「爸,」我輕聲對照片說,「有個麻煩的觀察員來了。像你常說的,計劃永遠趕不上變化。」

窗外,一隻夜鷺飛過,消失在樟樹的陰影中。我關上鐵盒子,鎖進抽屜最深處。

明天又是新的一天,新的任務,新的異常體。但這次,會有雙眼睛在旁邊看著。我不知道這會讓事情變得更簡單還是更複雜。

我只知道,在這個充滿不可預測的世界裡,唯一確定的就是變化本身。而變化,往往從最細微的地方開始——就像一杯太苦的咖啡,一個不請自來的觀察員,一張寫著密碼和「我愛你」的紙條。

風鈴又響了,但店裡只有我一人。也許只是風,也許不是。在這個行業待久了,你會學會相信直覺。

我從吧台下摸出備用的伸縮棍,輕手輕腳走向門口。

門外,空無一人。但地上有張紙條,字跡和下午那張一樣:

「郭先生,小心。有人在找你。不是局裡的人。——關心你的人」

我抬頭,街角似乎有個人影閃過。我追過去,但巷子空蕩蕩的,只有一隻黑貓蹲在圍牆上,黃色的眼睛在黑暗中發光。

回到店裡,我鎖好所有門窗。手機上,林予心的訊息依然亮著。

明天。一切都等明天。

但今夜,我突然有種清晰的預感:那個我小心翼翼維持了十年的、介於正常與異常之間的平衡,即將被打破了。

而風暴的中心,似乎正朝這間小小的咖啡館,緩緩而來。
(未完待續)Fin

author avatar
編輯部
spot_im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