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新聞/中部特派員鄒志中報導 日本眾議院選舉結果甫定，高市早苗領導的自民黨以戰後罕見的絕對優勢——單一政黨跨越三分之二席次的國會門檻——贏得壓倒性勝利。這場勝利的意義，遠超過傳統的選舉輪替，它標誌著一個國家在面對地緣政治與經濟挑戰時，對其未來國家路線與治理方向所做出的集體、清晰的強勢授權。
然而，當國際社會普遍關注日本新政權將如何強化區域戰略與經濟治理時，台灣主要政黨對此結果的反應，卻成為一面清晰的政治透視鏡，精準映照出台灣政治生態中的差異與結構性裂縫。
我們觀察到，雖然執政黨與主要在野黨皆向高市早苗表達祝賀，強調深化台日關係；但部分政治勢力的反應，實質上卻將此一國際重大事件，迅速轉化為國內政治鬥爭的素材。這種「借他國之名，行內政之鬥」的操作，與日本此次選舉所展現的制度性成熟與方向性決斷，形成了強烈的反差。
日本授權的核心——不是權謀，而是方向
高市早苗的壓倒性勝利，並非僅依賴於個人政治魅力或單純的執政優勢，更關鍵在於她採取了一場極具制度風險的政治行動：解散國會，尋求選民重新授權。在面對日本國會的僵局、經濟停滯以及日益升高的地緣政治風險，高市早苗沒有選擇透過技術性協商勉強過關，而是將三個核心焦慮拋回選民手中：
1. 經濟治理的迫切性： 如何應對通膨與長期停滯的壓力，啟動主動式經濟政策？
2. 安全戰略的清晰性： 如何在動盪的印太地區，建立更具彈性和承擔責任的安全框架？
3. 國家路線的決斷力： 日本是否需要一個敢於突破戰後框架、主動擘劃未來的強勢政府？
日本選民給出的「三分之二席次」強勢授權，這不是一個勉強通過的勝利，而是一個國家戰略方向的強勢授權（Directional Mandate）。這代表日本社會集體選擇了「更強勢的國家路線、更清晰的戰略定位、以及更果斷的治理能力」。這是一場以制度為核心，尋求政治正當性的豪賭，體現對日本成熟民主體系對自身政治制度的高度信任。
台灣政黨的對照——戰略性回應與內向型政治
台灣主要政黨的反應，呈現出截然不同的光譜，民進黨與國民黨的致賀，核心皆圍繞「台灣如何嵌入區域秩序」的戰略現實。民進黨則從既有執政者視角，強調台日關係、民主價值鏈與區域穩定的延續性。國民黨意圖藉此勝利，重新定位其「親美、友日、和陸」的路線，凸顯自身在印太戰略中的協調角色。無論政治立場異同，這兩個政黨的回應至少試圖在國際戰略層面進行對話。
第三勢力：將外部民主行動「內政化」
然而，民眾黨的聲明卻展示了一種典型的「內向型政治語言」。該黨表面上讚揚高市早苗「尊重權力分立、不玩弄權術」，但隨後立刻將聲明的主軸一百八十度轉向，全面指控台灣的執政黨「躲在同溫層」、「大內宣」，甚至涉及「毀憲亂政」…等嚴厲的內政指控。
這種操作的核心邏輯錯位在於：
日本的核心精神： 日本領導人面對國會阻力，選擇回歸制度，還權於民，尋求正當性授權。
台灣部分勢力的解讀： 將日本的制度行動，解讀為用來道德指控民眾黨執政者「應該自省」。
換言之，日本是在用一場高風險的選舉來解決政治正當性問題；而台灣部分政治勢力，卻將此事件轉化為替代制度解決、強化話語權的工具。
制度信任的考驗——誰敢讓人民做裁決？
日本選舉與台灣政治氛圍之間，最根本的對照點，並非政策立場，而是對民主制度本身的信任程度。
高市早苗的選擇是： 當政治遭遇結構性的僵局時，她選擇解散國會，將權力交回給選民重新裁決，以制度程序來獲取新的政治正當性。
部分台灣政黨的選擇是：當政治遭遇僵局，執政黨執著於道德制高點、政治控訴、以及佔據話語主導權，卻迴避以制度程序（如釋憲、公民複決、或重新選舉）來解決政治爭議。
這反映了台灣政治文化中潛在的危機：台灣越來越習慣以「政治正確」的語言，來取代必須耗費心力去維護的「程序正當性（Procedural Legitimacy）」。當台灣的政治人物都不再相信制度能有效解決衝突，他們就會轉向以煽動和對抗來達到其政治目的。
治理能力的消蝕——日本「正常化」，台灣「內耗化」
高市政權獲得的壓倒性勝利，象徵日本正朝著「正常國家」的方向加速邁進：在經濟上敢於擴張、在安全上敢於承擔、在戰略上敢於選邊。這是一種治理能力的修復與強化。
反觀台灣，政治能量卻呈現出驚人的內耗化（Internal Consumption）趨勢：
目標 : 日本在討論「國家如何更強大、更有韌性」，台灣糾結於「誰比較邪惡、誰違反程序」？
競爭 : 日本在競爭政策的品質與可執行性，台灣習慣以道德制高點與政治動員力？
制度 : 日本的信任制度能解決最高層次的衝突，台灣習慣以政治話術和情緒搧動來取代制度解決爭端。
台灣這種「內耗型」的政治文化，在短期內雖然能有效動員支持者，但長期而言，它正在無聲地削弱國家的治理能力，並透支台灣年輕世代對民主的信任。
台灣民主疲勞與世代的不耐
對於在高度政治動員中成長的台灣年輕世代而言，台灣所謂的民主不再是單純的「光榮成就」，而是每天打開新聞就會看到的「疲勞口水戰現場」。國會不是制度化消化社會衝突的機器，而是情緒化放大政治對立的舞台？
當台灣的政治只剩下立場動員和情緒輸出，而缺乏高效率的制度產出時，台灣年輕人對民主的期待，自然會從參與轉為冷漠、甚至不耐。他們可能不是不愛國，而是不再相信台灣這套無能的政治體系能真正解決他們面臨的切身問題。
日本給的是方向，台灣要的是治理的成熟
高市早苗的勝利對台灣真正的啟示，不在於她採取的政策有多強硬，而在於她面對權力挑戰時，選擇了信任制度、讓人民去裁決。這是一個成熟民主國家對自身政治體系的信仰。
台灣若要從中學習，最重要的並非模仿誰比較「抗中保台」、誰的戰略路線比較清晰？而是學習一項更根本、更困難的功課：
台灣敢不敢將政治衝突交還給嚴謹的制度程序解決？而不是將其交給不斷升高的仇恨與政治話術來模糊焦點與打嘴砲？
台灣如果不能修復民主體系的治理能力，讓台灣的立法院成為真正能夠解決問題的「國家機器」，而不是製造衝突與對立的「戰場」，那麼再多關於民主的口號，最終都只會是消耗未來承諾的空談。台灣現在面臨的，也不只是政黨競爭的問題，而是台灣民主治理制度是否能說服下一代繼續留下來打拼，相信台灣這套「爛制度」還值得為其繼續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