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新聞/中部特派員鄒志中報導 過去三十年，製造業「全球化分工」不過是資本國家「效率至上論」下精心編織的幻象？它掩蓋了國際霸權的權力結構與資源分配不均醜陋的真相？全球企業為追逐規模製造與壓低製造成本，將國際供應鏈無限擴張，讓全世界都逐漸墮入單一市場、單一技術標準的無底深淵？中國大陸逐漸成為全球製造業的集中地，美國則壟斷頂層的創新AI高科技，而台灣則以其半導體製造核心優勢，被鑲嵌在這套脆弱且虛偽的體系之中？
效率曾帶來國際經濟表面上的繁榮：GDP持續增長、出口成癮、科技產業被過度神化。然而，的當前美中之間的戰略競爭，已徹底終結這一信仰。這已不再是外交辭令上的摩擦，而是對全世界科技、產業、金融、甚至制度的全面滲透與撕裂。「全球化」正從「去風險化」（De-risking）的溫和修補，加速邁向「區分陣營化」（Decoupling）的野蠻切割。製造產業融合分工的大時代已死，取而代之的是更加關稅壁壘分明的區域經濟霸權？
在經濟效率與成本考量被徹底拋棄，安全、信任與韌性成為國際合作的新鐵律。然而，這些鐵律往往是美中…等大國用來合理化其排他性霸權、操弄政治利益的工具。台灣，正卡在這一全球斷裂帶的中央；台灣，既是既有體系的受益者，也是當前困境的結構性共犯？
這場經濟變局不僅是抽象的地緣政治遊戲，它更將殘酷地重塑台灣的經濟根基、社會結構與世代未來。如果台灣繼續沉迷於舊日的「效率神話」，拒絕在「區分陣營化」（Decoupling）的權力再分配的屠場中搶佔更重要的戰略的位置，只會被大國選邊站的邏輯碾壓成歷史的碎片？政府與台灣菁英們長期以來的戰略惰性與短視，已不再是單純的政策失誤，即將造成台灣失去國際競爭力的罪過？
從效率到霸權：科技的陣營化與工具化
科技，從來不是中立的商品，而是權力的核心載體，在新一輪大國對峙中，更蛻變為陣營識別的戰略符號。從5G到6G的技術標準制定，從AI倫理的虛偽辯論到跨境數據治理的霸權爭奪，美中超級強權將國際分工製造體系正進行制度化的、系統性的撕咬。
美國假借市場驅動、隱私保護與創新之名，服務華爾街的資本野心與華盛頓的商業帝國利益；中國則赤裸裸地推行國家動員、數據主權與科技服從，暴露其集權擴張的意圖。這已不是單純的技術路線分歧，而是兩種世界觀的殊死搏鬥：自由資本主義的虛偽面具對決極權國家的鐵腕大動員。
規則已然扭曲：過去是效率高者勝，現在則是以國家主權為界線，由大國定義誰「可信任」（Trustworthy）、誰「被允許」（Permitted）進入市場。企業被迫選邊站，否則將面臨技術封鎖與市場絞殺。專家警告，台灣目前正面臨被邊緣化、甚至淪為美中博弈籌碼的風險。
華為事件即是鮮血淋漓的證明：美國透過出口管制與技術壁壘，構築「信任堡壘」，將特定技術標準化為政治邊界，成為意識形態的絞殺機。
台灣的結構性依賴與政策失靈
台灣的台積電（TSMC）深陷泥沼：其設計與生產高度依賴美國的EDA（電子設計自動化）工具與IP（知識產權），同時又受到中國龐大市場與供應鏈的誘惑。
外部壓力緊縮： 2022年美國《晶片與科學法案》（CHIPS Act）的實施，旨在鼓勵美國本土製造並嚴格限制對中輸出。歐盟與日本亦紛紛推出類似法案，試圖建立本土的韌性。
內部惰性批判： 台灣政府長年政策反應遲鈍，未能大力投資本土EDA與關鍵基礎技術研發，導致台灣具國際競爭力的核心產業如同慢性自殺般依賴他國的技術。
人才與產能外流： 行政院雖然推動「國家重點領域產業學院」，但規劃產能（年產僅848位碩士、241位博士）遠遠無法滿足台灣半導體產業擴產的龐大需求。TSMC亞利桑那廠延遲至2025年開工，正是因為「專業工人短缺」，需要由台灣技師前往訓練。這暴露了台灣教育系統的失敗與高階技術人口的短缺，並加速台灣半導體人才外流和傳統產業空洞化擴大的危機。
科技壁壘已暴露台灣的戰略軟肋：從全球領先者，淪為霸權體系依附者。行政院若繼續在國際經濟戰中保持「中立」的幻想，將只會被無情的絞殺。
搶佔中介優勢：從夾心餅乾到跨體系橋樑
台灣科技產業的現實是赤裸且複雜的：它被嵌入美國的技術枷鎖（設備、EDA、研發），卻同時卻被中國大陸龐大的市場、製造與供應鏈吸引及誘惑。
美國的出口管制持續擴張，中國大陸則試圖建立「雙循環」的內部牢籠。在「不選邊站隊」即「被選邊挑選」的殘酷現實下，台灣企業只能夾縫求生，被「壓縮成渣」的風險極高。然而，台灣也不應滿足於被動地成為「夾心餅乾」或是「餐桌上的籌碼」。台灣的真正底牌，在於其橫跨並整合兩種對立體系的能力——但這一優勢正被短期的利益與菁英們的投機心態所腐蝕？
從投機工具到戰略資產
台灣科技業強項在於系統整合、工程化與模組化能力。在一個裂解的國際世界中，中介能力遠比盲從附庸更有價值。這本該使台灣成為連結、轉換、優化不同陣營供應鏈的關鍵橋樑。
喪失主權的諷刺： 戰後瑞士透過金融中立獲得龐大利益。然而，台灣的版本卻充滿諷刺：台積電的封裝技術本具備兼容不同陣營的能力，卻在美國壓力下被迫赴美設廠，在某種程度上就是國家主權的弱化。
政策缺乏戰略基金： 行政院未能設立具備前瞻性的「戰略中立基金」，投資於能跨越陣營壁壘的開放技術（如開放源碼AI、中性數據平台），反而任由企業「單打獨鬥」孤單地面對國際政治及經濟的壓力？
風險集中與脆弱性： 儘管2024年對美國出口增加，但這平衡是虛假的。短期利潤優先的企業行為，掩蓋了國家主權與長期戰略利益的流失。美國財政部長貝森特（Scott Bessent）2026年1月明確指出，全球97%的高階晶片都在台灣生產，一旦受封鎖或產能被毀，將導致「經濟末日」與「全球最大單一故障點」（Single Point of Failure），地緣政治或是自然災害風險便可癱瘓全球的經濟；此論點強調高階晶片過於集中台灣的風險，促使美國加速推動半導體製造回流。
行政院在處理地緣政治風險上的無能表現也令人震驚：未能推動高階晶片生產的分散化，錯失美國提出的50-50分產合作的機會，同時未能在台灣土地、水、電力、能源穩定…等基礎設施上進行關鍵性的改革。台灣菁英的機會主義，讓台灣的底牌從橋樑淪為斷橋，隨時有可能淪為美中博弈下所交易的「籌碼」？
關鍵資源武器化：半導體、數據與能源的宰割邏輯
在新冷戰思維下，國際各國已將高科技轉化為國家的安全武器，將產業視為戰略的屠刀。這場轉型充滿了虛偽與自保：美國《CHIPS Act》意在保護本土製造及壟斷高科技專利，歐盟「自主」實則源於恐慌，而中國大陸的「計畫經濟」則是極權動員的體現？
國際各國的共同點是：不再將半導體、AI、能源、稀有礦產…等關鍵物資視為一般性商品，而是視為宰割對手的戰略武器。台灣在這些領域的佈局、合作與投資，都已超越商業範疇，成為一種政治宣示。僅談市場、不談戰略，無異於坐等強國們為台灣寫下墓誌銘？
半導體：虛榮的枷鎖。 台灣雖然佔有全球六成以上的晶圓代工的市佔率，但這更是沉重的枷鎖：它讓美國有理由強力要求台積電必須赴美設廠製造，同時讓中國大陸也有動力加速本土化的晶片生產，蠶食台灣高階半導體產業的獲利空間。
數據與雲端：主權的邊緣化。跨境數據的流動早已上升至國家主權層級，但台灣缺乏具備公信力的中立雲端平台，在數據標準戰中早已被邊緣化。
能源的致命依賴： 台灣高度依賴進口能源（尤其天然氣），使其核心產業鏈在面對地緣政治威脅時極為脆弱，中國大陸隨時可透過能源上的脅迫，癱瘓全球高階半導體的供應鏈。
系統性失敗的罪魁禍首
台灣缺乏一套整合性的「國家關鍵科技法」，導致台灣產官學研發資源碎片化，量子科技、綠色能源…等前瞻領域發展嚴重滯後。當前台灣企業以短期的出口利潤優先，阻礙了台灣本土創新和台灣產業的多元化發展。
台灣高階半導體產業的人才短缺仍在持續中，台積電TSMC的全球擴張更是在抽調台灣本土的人力資源。這種戰略上的短視近利，將使台灣高階半導體產業從領導者？淪為國際戰略資源爭奪戰中的晶圓代工廠小角色？
致命的集中風險：社會結構與世代焦慮的反噬
外界常將台灣面臨的風險歸結於「封鎖」（如軍事衝突或禁運），但這只是表象。台灣真正的結構性風險是「資源過度集中」：過度集中資源於少數產業（半導體）、少數的國際領先技術、以及單一的市場。在和平時期，這種集中被視為效率的極致；但在衝突對抗時期，它形同戰略上的自殺？
半導體貢獻GDP超過台灣15%，資源卻被少數的台灣半導體產業鏈所吸納，導致台灣生醫、綠能、傳產…等被邊緣化。2023年起台灣電子產品出口便逐漸衰退，全靠半導體產業鏈在獨撐，更進一步放大了單一產業鏈崩潰的風險。
內爆的徵兆：能源、人才與資本壟斷
1. 能源困境與AI的衝突： 台灣電力系統的脆弱性日益暴露。為滿足AI與半導體的高耗能需求（半導體耗電佔全台5 %以上），行政院必須做出更痛苦的權衡取捨。然而，政府的反核政策加劇了能源貿易困境，台灣北部地區電力短缺、台灣官僚政治拖延阻礙了離岸風電…等綠色能源的推動（原訂目標嚴重滯後）。2030年台灣數據中心的電力需求預計增長160%，但台灣電網脆弱，政治極化更阻礙台灣對關鍵電力基礎設施的投資。
2. 人才流失與創新窒息： 台積電…等科技巨頭壟斷資源，導致台灣中小企業和創新領域缺乏活水。2024-2026年，台灣人才外流率高達20%，美、中等科技大國高薪誘惑導致行政院關鍵技術人才不斷流失，知識傳承面臨中斷危機。
3. 社會結構性不公： 地緣科技競爭的結果，已在台灣街頭上演。台灣半導體的畸形繁榮，使得台灣房價飆漲，加劇台灣的財富不均，台灣年輕世代面臨高科技產業門檻過高、非理工領域低薪嚴重內卷加劇的困境。台灣高科技雖然篷勃發展，但反而壓縮了台灣其他產業的發展空間。
如果台灣不打破國際資本的壟斷，不建立台灣的社會安全網，不推動稅制的改革，那麼台灣在國際上短暫的高階半導體優勢終將只是個幻影。台灣在地緣政治面臨的風險，必將反噬為台灣社會內部的不滿與動亂。
搶佔國際位置，更要重塑世代未來
「壁壘化」新時代的來臨，標誌著國際分工及全球供應鏈的退場，台灣要以及更安全、更具信任感與更加韌性製造重新崛起。對台灣而言，這是一場殘酷且嚴峻的挑戰；但是，危機中仍有戰略反轉致勝的契機。台灣必須將壓力轉化為台灣產業的多元化、台灣社會與世代正義的全面改革。在國際大分裂的世界高度競爭環境中，「不可替代性」（Irreplaceability）才是真正的稀缺的資源。
台灣的真正不可替代性，不僅在於其技術創新的能力，更在於台灣作為民主、韌性且具備整合能力的結構。台灣不能僅僅可被動地「撐住」保持經濟成長，而必須及早搶佔「稀缺」及「不可替代性」的國際戰略位置，對內則必須積極鋪平道路——打破寡頭壟斷、問責政策的失職、及早為台灣年輕世代創造更多、更好的發展好機會。
台灣位於西太平洋「第一島鏈」的中心樞紐，具備極高的地緣政治與經濟戰略價值。它是連結東南亞、南海與東北亞的海上交通要道，不僅是美國印太戰略中的關鍵環節，能制衡中國大陸海權擴張至太平洋，亦因半導體產業鏈地位，成為全球高科技安全樞紐。台灣唯有持續進行深刻的內部改革，才能讓台灣在全球權力重組中成功搶位，否則，歷史必將做出更嚴酷的判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