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翻攝來自國民黨臉書]
報新聞/中部特派員鄒志中報導 近日，國民黨與共產黨智庫論壇睽違九年於北京重啟，並公布涵蓋觀光、產業、醫療…等五大領域共十五項「共同意見」。國民黨方面將此成果定位為「符合台灣民生所需」的務實交流；然而，從行政部門的質疑到兩岸政治結構的現實來審視，本次「國共論壇」是種政治測試？旨在探測台灣社會在何種政治條件下，願意重新調整其產業佈局與兩岸長期的發展路徑？
國民黨強調，兩岸之所以會緊張主因是因為民進黨長期執政近十年來，大搞台獨意識形態，刺激對岸採取軍事威脅，民進黨才是造成兩岸關係緊張的始作俑者，兩岸間溝通比不溝通好，接觸總比打戰好，民進黨執政讓兩岸兵凶戰危，不斷增加國防的預算，還延長兵役的服役期限，置國家於險境，這才是政治上最大的不道德。
國民黨表示，民進黨自己放棄兩岸溝通及談判的責任，不接觸、不溝通，反而怪國民黨的溝通接觸，近日來，包括加拿大總理、英國首相、烏拉圭總統、芬蘭總理….等各國領導絡繹不絕訪問大陸，連美國川普總統2026年4月都要前去北京交流，難道他們都是腦袋不清楚嗎？民進黨真是「倒果為因」。
國民黨說，台灣去年觀光業逆差7000億，如果開放鼓勵大陸客來台旅遊，最起碼可以多增加1、2000億的收入，造福台灣的旅遊業、旅館業、小吃業及伴手禮業，尤其花蓮地區，農曆年旅館業訂房率目前只剩下兩成，民宿歇業逾200多家，民進黨只會搞意識形態，完全不顧台灣人民的死活。
國民黨指出，民進黨政府漠視台灣經濟實況，台灣現在只有跟AI相關的12％高科技業人員及買高科技股票的人收入好，其他的產業都很慘。
國民黨副主席蕭旭岑率團赴北京參加智庫交流。 [圖片翻攝來自網路]
政治前提：交流的非中性本質
「國共論壇」期間，雙方代表高頻度重申「九二共識」、「反對台獨」與「兩岸同屬一中」的政治基礎，確立了所有民生與經濟合作討論的優先敘事框架。自 2019 年北京將「一國兩制台灣方案」納入「國共論壇」議程後，「九二共識」的內涵已被重新定義，實質上包含：一中原則、統一目標以及未來的治理框架。
這意味著，「國共論壇」所倡議的任何交流，不再是中性、非政治性的經濟或技術合作，而是被嵌入對特定主權定位的制度性互動。民生議題因此難以脫離其背後的統戰意圖與主權框架的影響。此種「先確立政治前提，後討論經濟紅利」的「國共論壇」模式，考驗著台灣社會對於可能要「讓渡主權論述以換取經濟交流」的接受底線？
國民黨副主席蕭旭岑表示，堅持「九二共識」、「反對台獨」，這是兩岸能夠繼續交流的共同政治基礎。同時，兩岸同胞有共同的血緣、文化、歷史、情感，「去中國化」在台灣始終無法成功，就是因為中華意識是台灣的魂、中華文化是台灣的體、中華民族是台灣的根。
蕭旭岑說，「國共論壇」兩黨智庫論壇聚焦於許多台灣民眾關切的議題，從觀光、旅遊、醫療安養，到防災、能源問題、AI未來發展，都是兩岸可以密切交流合作的領域。尤其是，大陸近年在許多科技與技術有巨大的突破，其中有非常多台灣可以取經之處。「國共論壇」只是個開始，未來深切希望雙方可以進一步深化合作，共創榮景，嘉惠兩岸同胞。
蕭旭岑強調，兩岸雖然各自採取的政治制度、生活方式及價值經驗值都不相同，但大家都是炎黃子孫，同屬中華民族，彼此血緣相依，情感共通，沒有人會希望兩岸走向兵戎相見。但是，絕大多數的台灣民眾已經逐漸瞭解，所謂的「抗中保台」，背後真相其實是「媚美」、「跪舔」以及「賣台」，絕對不符合台灣人民的真實利益，台灣民眾也不希望看見兩岸走向軍事衝突。
[圖片翻攝來自國民黨臉書]
區域經濟的「人質化」風險：單邊可控性陷阱
「國共論壇」將擴大開放陸客來台視為提振地方觀光的關鍵手段。從短期財政角度看，此主張非常具有吸引力，但其核心風險在於經濟活動的單邊可控性與缺乏可持續性？
歷史數據已證明此模式的脆弱性：2015 年陸客來台人數曾達 418 萬人次的高峰，佔整體外國旅客近四成；然而，2016 年兩岸政治關係轉變後，陸客流量迅速被北京當局作為政策工具收緊，三年內已銳減逾五成。
若台灣再次將區域經濟復甦與特定市場高度綁定，將形成一種「經濟人質化」結構：地方收益雖然存在，但其不穩定性與外溢風險極高，且台灣將更缺乏實質的主控權。
此外，隨著中國大陸對《反間諜法》及國家安全審查的強化，台灣人赴中國大陸之人身自由與法律風險明顯上升，使得雙向交流的制度成本呈現不對稱性，恐加劇兩岸交流的風險。
國民黨副主席蕭旭岑率團訪陸，與中國全國政協主席王滬寧（右）見面。（圖片由國民黨提供）
產業合作的全球張力：與「去風險化」趨勢的背離
「國共論壇」倡議在 AI、新能源及生醫產業…等深化兩岸的合作，符合台灣產業升級趨勢，據經濟部數據，台商對中國大陸的投資佔比已由 2010 年的 83.8%，持續下降至 2025 年預估的不到 4%。這數據反映台灣企業對中國市場風險評估的根本轉變：從過去的成本與市場導向，轉向當前的政治與制度風險導向。
在此全球轉向的背景下，北京倡議「產業合作」的結構性目的，有可能包括加速技術吸納、補充關鍵人才，以及延緩台灣產業鏈向東南亞、印度或歐美市場的戰略轉移？
民主授權基礎的侵蝕：繞過公權力的互動模式
「國共論壇」採取「黨對黨、智庫對智庫」的路徑，缺乏政府層級的參與。此種互動模式對台灣民主制度可能會構成以下的衝擊：
1. 弱化公權力代表性： 模糊了誰是兩岸互動的正式代表？可能導致外部力量利用非政府管道影響內部政策？
2. 改變責任歸屬： 互動的主體性與後續執行的法律責任產生模糊地帶，難以進行透明的社會監督？
3. 制度性侵蝕： 長期而言，這種模式可能侵蝕台灣民主體制對外談判與政策形成所需的正當性基礎，增加內部分歧與政策執行難度？
世代風險與社會契約的挑戰
兩岸政策不再僅是外交或單純的經濟議題，而是直接影響台灣年輕世代（尤以25–35歲族群為甚）的職涯安全感、薪資結構與社會流動性。
目前台灣20–29 歲平均月薪約3.4 萬元，房價所得比超過9 倍，世代剝奪感強烈。若台灣產業政策在美國以及中國兩大強國的政治壓力下導致高附加價值、高薪酬的研發與管理核心外移，使台灣僅留下中低附加價值的服務或製造部門，將產生結構性惡果：
所造成的不是短期失業，而是長期的薪資停滯與結構性世代不平衡，使台灣年輕族群面臨更嚴峻的社會流動受限。與美國以及中國兩大強國交流的代價，最終由缺乏資本變現能力的台灣年輕世代所承擔？
選舉政治中的外部動員與簡化敘事
當民生交流被單方面包裝為與美國以及中國兩強國的交流的「合作成果」時，容易在選舉政治語境中被簡化為「支持兩岸交流即支持台灣經濟發展」或是「台積電產業鏈外移是民進黨的功勞」的單線敘事。此一邏輯危險地壓縮了複雜國際政策討論的空間。
外部力量得以利用對經濟不確定性的心理動員，間接影響選民預期，使選舉競爭偏離對實際政策優劣的討論，而轉向對「經濟安全感」的極端化拉扯。這本身就是一種對民主決策品質的制度性干擾。
[圖片翻攝來自國民黨臉書]
交流的制度底線與結構評估
台灣社會普遍不拒絕健康、透明的交流，但也不排斥互利多贏的合作。然而，有效的政策必須建立在對等、自主和透明的制度基礎上。「國共論壇」以及「對美關稅談判」所體現的政治風險，都要求台灣必須堅守以下政策底線：
1. 非政治條件綁定： 任何國際交流及兩岸談判均不得以「護國神山的核心技術移轉」或交換台灣主權、黑箱軍購、犧牲台灣人民利益作為前提。
2. 結構性風險評估： 任何經濟合作項目都必須通過對台灣長期產業結構、全球競爭力及世代發展利益做出嚴格的評估及授權。
3. 公權力授權與透明： 所有國際交流及互動都必須在行政院以及立法院民意的授權與監督下進行，確保其公共性和正當性。
從智庫和國家發展的角度來看，「國共論壇」以及「對美關稅談判」所呈現的挑戰，不僅是單一政黨的策略選擇，更是一場關於國家長期發展模式、產業主導權與世代安全感的關鍵戰略抉擇。面對「有條件的合作」，台灣必須清醒地評估其結構性成本及代價，避免犧牲台灣的未來去換取短期的政治紅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