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新聞/中部特派員鄒志中報導 中共國防部日前證實，中央軍委副主席張又俠與中央軍委聯合參謀部參謀長劉振立「涉嫌嚴重違紀違法」，目前已正式啟動調查。隨後，《解放軍報》連續兩日發文，嚴厲指控兩人「嚴重踐踏軍委主席負責制」，並拋出「身分沒有豁免權，功勞不是抵罪券」的政治重話。中共還將此定調為「反腐敗鬥爭的重大成果」。
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張又俠及聯合參謀部參謀長劉振立落馬，引發中共軍隊前所未有的震盪。 圖：翻攝自@whyyoutouzhele
然而，若將此案置於過去十年中國軍隊政治生態的演變軌跡中觀察，此番對張又俠與劉振立的整肅，遠超乎單純的紀律處分。這是一場旨在移除體制內潛在權力節點、確保軍隊指揮系統絕對單一化的政治工程與權力結構深度校準。其核心意義在於，中共最高領導層正在完成對軍隊體系的終極控制。
反腐語言下的政治邏輯：不可觸碰的「垂直權力」
自徐才厚、郭伯雄案以降，中共軍隊的反腐從來不是孤立的經濟議題，而是高度政治化的工具，其終極目的始終是「軍隊只對一個權力中心負責」。
本次清洗的關鍵訊號，體現在中共官方措辭的微妙轉向。《解放軍報》的評論罕見地沒有重點著墨於具體的金錢貪污，而是反覆強調是對「軍委主席負責制」的踐踏。這傳遞出極其清晰的政治信號：真正的罪行並非經濟貪腐，而是對核心權力結構的「不忠」與「離心」。
在高度個人化的領導體系中，軍隊最高層的政治要求是權力必須完全垂直、不容許存在任何「非完全依附」的次級權力節點。換言之，中共軍隊絕對不能存在第二重心。一旦某位將領因資歷、人脈或戰功而形成了足以影響體制的實質威望，即便未有實際的「反對」行動，其存在本身已構成對單一核心的結構性挑戰。
張又俠的「原罪」：資歷與威望構成的結構性風險
張又俠的特殊性，使他成為這次清洗中絕對「不能留下的人」。他不僅是中央軍委副主席，更是具備以下特徵的體制內強人：
1. 「紅二代」出身與戰鬥資歷： 他是極少數親歷對越作戰，並擁有實際指揮經驗的將領，在軍隊高層中具備深厚的根基和實質威望，而不只是位行政官僚。
2. 關鍵職位與影響力：他長期掌管軍隊人事、裝備現代化和重大戰略決策，其人脈和影響力貫穿軍改前後的各個系統。
正因張又俠在體制內具備強大的獨立政治資本，他的權力狀態便呈現出某種「不完全依附」。在集體領導時代，這種權力平衡或許是容許的共存狀態；但在權力高度集中、追求絕對控制的當前，這種獨立性便被視為體制風險的源頭。
簡言之，這次整肅的目標，不是張又俠具體做了多少錯事，而是因為他「是誰」、以及他在軍中「擁有什麼」。清除他，是為了將軍隊的制度性錨點徹底轉移到最高權力核心之下。
忠誠與戰力：政治化軍隊的戰略悖論
中共國防部發言人宣稱：「人民軍隊越反腐越堅強、越純潔、越有戰鬥力。」這套標準說法背後，隱藏著軍事專業與政治忠誠之間的深刻矛盾。
短期內，中共清洗行動確實能加強紀律，確保體系對中央的服從。但從中長期來看，當高級將領的首要思考維度從「如何在戰場上獲勝」轉變為「如何安全地通過政治審查」，那麼軍事專業主義必將遭到嚴重壓縮。
當「忠誠優先於專業」成為軍隊內部的潛規則，決策體系將面臨兩種極端風險：
1. 過度保守： 擔心失敗引發的政治後果，導致戰略行動趨於謹慎和僵化，錯失戰機。
2. 為表忠而冒進： 為迎合最高層的決心和政治目標，忽略客觀的戰略風險，進行不成熟甚至魯莽的軍事行動。
因此，高度政治化的軍隊，未必更強大，但必然更不穩定，戰略判斷更不可靠。
對台海局勢的風險評估：制度緩衝的消失
張又俠與劉振立的落馬，對台海及區域安全而言，帶來的不是立即的軍事能力降低，而是風險結構的根本改變。
真正的關鍵，並非「會不會打」，而在於「還有沒有人敢說不打」。
如果未來中共解放軍高層的晉升機制完全以政治忠誠為準繩，那麼在關鍵時刻，真正能對最高領導提出「戰略風險過高」或「成本效益不合理」等客觀專業意見的「魔鬼代言人」（Devil’s Advocate），將會徹底消失。
對台灣而言，這場軍權再集中工程產生了三個核心風險：
1. 決策集中與制度緩衝的消失
中共解放軍將更「聽命於一人」。決策權的高度集中，意味著危機時刻，缺乏內部制衡、專業審議與多方修正的機制。一旦中共最高層的戰略判斷出現偏差，中共軍事系統也將會迅速執行，缺乏減速或修正的空間。
2. 戰略判斷的政治化
中共軍對高層將更傾向於揣摩政治意圖而非提供獨立的專業判斷。戰略決策更容易向服務內部政治需求或象徵性行動傾斜，而非基於嚴謹的成本效益和軍事理性計算。衝突更容易被用來服務內部權力邏輯，而非單純的地緣政治目標。
3. 不可預測性的大幅提升
台海風險的最大不確定性，已不再是軍力本身，而是決策的理性程度與穩定性。當軍事指揮權與政治權力完全疊合，外在世界對解放軍行動的預測難度將大幅提高，因為其行為邏輯可能來自內部政治壓力，而非標準的軍事學說。
中共中央內部對是否對台動武存在長期且根本性的分歧看法。 圖：翻攝自新華網
集中化的代價
張又俠與劉振立的被整肅，是中國軍隊在過去十年「政治整風」中的最後一塊拼圖。它傳遞的訊號非常明確：在最高權力核心之外，任何獨立的政治或軍事重心都將不被允許存在。
對中國內部而言，這或許被視為政治穩定的極致追求；但對區域而言，這代表著一個更集中、更政治化、也更不可預測的軍事決策體系已經全面成形。
歷史經驗證明，當軍事專業主義退讓給政治忠誠，當戰略決策的內部制衡機制瓦解，最終形成的，是地緣政治風險的放大器。台灣與區域安全必須正視的，正是這個新的、更具揮發性的權力結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