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新聞/中部特派員鄒志中報導 台灣的國防安全與兩岸關係，正被捲入一場危險的「語言戰」：質疑軍購細節，即被視為「不挺國防」、「中共同路人」；主張兩岸對話，則可能被貼上「通敵」、「賣台」的標籤。在這種「非黑即白」的氛圍中，專業討論的空間正被快速壓縮。
近期，有特定媒體指控國民黨「封殺軍購以換取北京交流安排」的爭議，已從單純的政黨與媒體攻防，牽動到三個事關國家安全的結構性問題：國會監督的界線何在？國防採購是否已被神聖化為不可碰觸的政治圖騰？以及，兩岸交流能否脫離風險評估，被浪漫化為沒有代價的「和平儀式」？
本文旨在剝離情緒與動機論的干擾，回歸制度與風險分析的框架，探討台灣如何才能建立一個透明、理性且務實的國防與兩岸政策 :
台灣人民不是民進黨的提款機！國防要實力，拒絕買「空氣」！（圖／國民黨提供）
國防採購的「道德勒索」：神聖化與監督權的衝突
民主國家中，國防預算的審查與撥款，是國會制衡行政權、保障納稅人權益的核心職責。然而，在台灣，軍購預算正逐漸被操作為一種政治象徵工程，面臨「只准表態支持、不准專業質疑」的道德勒索。
監督的制度邏輯，而非找碴
立法院依法行使的國會監督權，包括要求行政部門說明預算結構、檢視採購效益、追蹤期程透明度，這是確保國防資源有效配置的基礎，絕非「阻礙國防」或「配合敵人」。
但當前政治話術的危險性在於，它將專業的「審查程序」轉化為「道德站隊」。任何對軍購內容、比例或採購方式提出實質疑問，都可能被迅速轉譯為對「國家忠誠度」的質疑。這種模糊道德與制度界線的做法，嚴重削弱了國會的專業功能，將國防決策推向黑箱，最終損害的絕對是國防效益的本身。
駁斥「條件交換」的敘事陷阱
在本次爭議中，國民黨強調其對國防特別條例或預算的審查，完全是立院職權的行使，與任何兩岸論壇的安排毫無關聯。從制度邏輯來看，這兩者確實不應被強制掛鉤。國會監督預算的合法性，不應因政黨是否同時進行對外交流而受到影響。
然而，當「審預算」與「辦論壇」的行動在時間上被媒體硬性連結，公共討論就很容易從檢驗「審查是否專業」滑向猜測「審查有何動機」？真正的問題在於：公共論述不能僅憑推測與暗示，就構成「政治條件交換」的陰謀論，這不僅是非專業的政治操作，更徹底排擠了對預算結構進行理性辯論的機會。
「國共論壇」創造台灣人民最大的利益，為台灣的產業找出路！（圖／國民黨提供）
兩岸交流的「情感陷阱」：淡化風險的戰略代價
如果說軍購議題面臨的是「道德勒索」，那麼兩岸交流則面臨「情感勒索」。當政治人物以「親人」、「骨肉」、「恩人」…等情感語彙框架兩岸關係，試圖推動對話時，往往在不經意間淡化了現實存在的安全結構風險。
以國民黨主席鄭麗文最近提出的「美國是恩人，大陸是親人」、「兩岸不可能骨肉相殘」…等論述為例，雖然在情感上具有動員力，但在國家戰略與安全評估上，卻隱含三大盲點：
威脅感知的浪漫化：否定衝突現實
將對岸描述為「親人」，其潛在的心理後果是讓社會淡化了中共政權現實的威脅性——即從中共未放棄武力犯台，且持續在國際上打壓中華民國的生存空間。
兩岸交流的價值，在於尋求務實的降低衝突機制；但這種對話必須建立在對風險的誠實承認之上。若領導者一味用「親情」隱喻來弱化軍事和法律上的敵對結構，社會將容易陷入「和平必然到來」的錯誤安全感，從而導致國防與備戰的意志鬆懈。
戰略空間的誤判：小國的「不選邊」迷思
國民黨主席鄭麗文主張「不需要在美中之間選邊站」，表面上是追求務實平衡，實際上卻忽略了台灣在國際體系中的結構性弱勢。台灣不是具備足夠戰略縱深的全球大國，根本無法在美中兩個強權競爭中，真正做到「兩邊都不得罪」。
美中競爭並非抽象哲學，而是具體影響台灣軍事安全、經貿命脈和外交空間的現實壓力場。當政治領導人以模糊的「兩個都選」取代具體政策定位，不僅會造成內部戰略認知混亂，也可能讓國際盟友對台灣的承諾和方向產生誤判。
國民黨副主席蕭旭岑率團參加國共智庫交流。（圖／國民黨提供）
交流平台的政治儀式化：缺乏實質控管
「高層意志就能迎刃而解」的論調，透露出一種高度菁英主義的和平想像。兩岸關係真正的難題，從來不在於能否舉辦「國共論壇」，而在於對岸是否願意在國家制度層面上尊重台灣的主權、是否願意在軍事與法律層面實質降低敵意。
如果兩岸交流平台被包裝成「和平的唯一起點」，卻沒有同步談論風險邊界、安全紅線與對等尊重的原則，那它就更像是一種政治儀式或對話的象徵化，而非實質的風險控管或建設性對話。
回歸公共理性：從動機論轉向制度與風險分析
不論是軍購爭議的攻防，還是「國共論壇」的語言包裝，最終的關鍵都在於：台灣的公共討論是否已經習慣用「動機論」取代「制度論」？用「情緒敘事」取代「風險分析」？
成熟政策的三角基石
一個成熟且負責的國安戰略，必須同時堅守以下三個原則：
1. 防衛透明化： 國防能力必須持續強化，且預算配置與採購制度必須透明化、接受專業審查，而非成為政治神主牌。
2. 交流務實化： 兩岸交流必須有邊界、有風險評估，並設有明確的紅線與底線設計，拒絕情感上的浪漫化包裝。
3. 制度優先： 政治辯論應聚焦於事實、制度與政策結構，而不是陷入無休止的「動機推測」和「道德勒索」泥淖。
軍購不是不能審，兩岸也不是不能談，媒體更不是不能批判。真正的界線在於：台灣是否能用事實、制度與風險評估來理性說服社會，而不是用情緒、暗示與道德壓力來壓制對手。
台灣社會需要的，不是政治人物告訴民眾「該站哪一邊」？而是誠實且清楚地回答以下關鍵問題：
國防預算軍購的具體採購內容、效益與交貨期程，金額是否合理？專業的議價調整建議又為何？
這場兩岸論壇究竟談了些什麼？台灣的談判紅線在哪？風險如何評估與控管？
政治人物所說的「不選邊站」，究竟是具體戰略的設計，還是僅僅是為了安撫民心的語言安慰？
如果這些攸關國家生存的核心問題，如果不能被理性、透明地回答，那麼不論是誰要提告、誰高喊和平，最後被掏空的，都將是台灣民主賴以維繫對公共事務的理性討論空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