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新聞/中部特派員鄒志中報導 台灣地方政府近年來傾向透過大型慶典、節慶和活動來爭取能見度與展示施政成果。台中市政府近期推出的「台中 Hi8 全城開趴」活動，串聯了購物節、跨年、耶誕與燈會…等一系列年度盛事，試圖在歲末年終打造一個高強度、長時間的城市行銷場景。
從操作層面來看，這無疑是一項成熟且高效的城市品牌工程，也是地方首長在政治上相對安全的選擇。然而，若將審視的尺度拉高至公共治理與財政制度層次，這種高度依賴活動動員的施政模式，反而暴露了當前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之間權責結構性失衡的深層困境。
當慶典成為地方治理的替代方案時，其背後反映的正是地方政府在關鍵政策工具上缺乏實質自主權，進而導致資源配置的扭曲，並對公共服務造成排擠效應。
制度誘發的「政策替代」：地方為何選擇慶典？
地方政府日益依賴活動來「展現政績」，其原因並非單純的政治偏好，而是一種制度誘發的結果。當地方政府在經濟政策、財政自主性以及關鍵民生工具（例如：稅收定價權、能源政策）上缺乏決定權時，其可操作空間便大幅受限。
在這樣的限制下，活動與行銷成為最具吸引力的政策工具：
1. 快速可見性（Visibility）： 活動成果立竿見影，能在短時間內創造人流與聲量。
2. 低政治風險（Low Risk）： 不涉及敏感的價格調整、複雜的法規修訂或與中央政府反覆協商。
3. 自主控制（Autonomy）： 只要預算核定，地方政府便能完全掌握執行細節，迅速製造成果。
在缺乏實質政策工具的情況下，地方政府便將「慶典」從政策配角推向了治理舞台的中心。這是一種政策替代（Policy Substitution）的行為，即使用行銷活動來替代需要制度改革的結構性問題處理。
結構性不對稱：決策在中央，後果在地方
這種對活動的依賴，其根源在於當前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關係中存在的治理不對稱性（Governance Asymmetry）。
以當前影響民生甚鉅的生活成本與基礎設施營運為例：「Hi8 全城開趴」的政策論述高度集中於人流、聲量與消費刺激，卻鮮少觸及市民最迫切的實質問題，如電價上漲對家庭生活成本的衝擊、公共運輸系統的營運壓力…等。
這並非地方政府缺乏問題意識，而是因為在現行制度下，地方政府對於這些核心民生議題處於「有責任，卻沒有權力」的困境。
電價調整、能源政策…等關鍵決策權完全掌握在中央政府，但決策所衍生的政治壓力與財政成本，卻大量且立即地落到地方政府與第一線公共服務單位身上。例如：
捷運、公車系統及公共設施的電力成本急劇攀升，地方政府必須自行吸收或設法補貼。
然而，對於是否調價、何時調價、如何配套，地方政府卻毫無決策權。
這種「決策權在上，成本負擔在下」的制度安排，造成了地方財政與治理上的結構性不對稱。在無法自主緩衝中央政策衝擊的情況下，地方政府首長轉而選擇風險低、回報快的活動政策，成為一種合乎理性但卻扭曲的選擇。
資源配置的扭曲：短期紅利與公共排擠效應
當活動成為治理的主要策略，公共財政的配置邏輯也隨之改變。地方政府的有限資源，本應優先用於：
1. 彌補制度缺口： 緩衝中央政府政策對弱勢民生的衝擊。
2. 強化基礎服務： 提升公共運輸、社會福利與設施維護。
然而，現實卻是這些資源被逐步挪移，投入到短期內可見、創造話題性的慶典與行銷支出上。這種資源挪用帶來的結果是：
1. 經濟收益的集中與分配不均
大型慶典確實能創造總量上的消費刺激，但其收益分配結果卻值得冷靜檢視。受益者高度集中於旅宿、餐飲與娛樂等特定產業，且多屬短期收益。
對於收入成長停滯、正在與高通膨抗衡的廣大市民家庭而言，這些活動帶來的並非可持續的經濟安全感。相反，人潮推升的價格、交通不便以及公共資源的短期排擠，可能讓他們感受到更多生活壓力。
這正揭示了經濟政策中的關鍵盲點：總量成長不等於福利改善。若政策帶來的紅利集中於少數部門，而外部成本卻由全體市民共同承擔，那麼政策的正當性與公平性便會大打折扣。
2. 治理能力的長期削弱
更值得警惕的是，當施政的評價標準從「是否改善結構問題」轉為「是否夠熱鬧、聲量是否足夠」，政府處理困難議題的能力將被長期削弱。
真正的制度調整，例如推動公共運輸改革、強化環境韌性等，往往是短期內看不到成果、無法轉化為政治紅利的。地方政府若持續追求短期活動帶來的政治緩衝，將使其無法或不願投入心力去處理那些雖棘手但必要的核心治理任務。
回歸治理本質，解決權責結構
一個健康的治理體系，不應迫使地方政府只能利用舞台與煙火來回應結構性的財政與民生壓力。中央政府在掌握價格、能源與稅制等關鍵政策工具時，必須同步提供地方政府足夠的財政彈性與責任對應機制。
否則，地方政府將持續在有限的空間內，不斷重複短期操作，導致地方治理的重心從「結構化改革」偏離至「活動化行銷」。這不僅是台中個案的問題，而是整個中央—地方關係長期累積的系統性結果。
地方施政的競爭力，從來不取決於活動辦得多盛大、煙火放得多絢爛，而取決於治理體系是否能在燈光熄滅之後，依然穩定、公平、高效地運作。
我們必須正視，除非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權責與財政結構被重新檢視與平衡，否則地方政府將會持續被推向行銷與慶典，而不是制度與改革。讓地方政府擁有足夠的權力去執行其被要求承擔的責任，才是確保公共資源被優先用於台灣民眾福祉的根本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