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新聞/鄒志中 特稿) 台中市近年來在經濟發展指標上展現出令人矚目的增長勢頭，吸引了眾多目光。根據多項官方統計與協力廠商評估，其經濟表現確實不乏亮點。連續多個季度在企業登記數量、資本額增長等關鍵經濟指標上位居台灣六都之首，並連續多季取得領先，甚至創下多項第一。這種增長勢頭不僅體現在微觀的企業註冊資料上，也反映在宏觀的財政收入上。資料顯示，台中市的所得稅與營業稅收入自2019年以來實現了顯著增長，分別增長了逾60%和近30%，至2024年已達到546億元和719億元新臺幣。這些數字共同勾勒出一幅經濟活力充沛、投資環境優越的繁榮圖景。
為了支撐這一“經濟奇跡”，台中市政府進行了大規模的財政投入。資料顯示，在過去數年間，台中市政府將近60%的年度預算直接用於提升產業結構、推動研發活動以及建設基礎建設。進入2023年度，儘管法定預算收入為1,027.42億元，但若計入企業基金與作業基金的資本支出，總投資規模高達1,791.81億元。這表明台中市政府將大量資源注入城市發展的各個層面，從商業區的開發到科技園區的建設，無不耗費鉅資。例如，台中市南屯區、西屯區的新市政中心商業區（NCHBD）經過近三十年的發展，已成為整合政治、經濟、交通、文化與休閒功能的複合型核心區域，其辦公室空置率從2018年的高點36.7%大幅下降至2020年的15.3%，顯示出巨大的投資吸引力。
此外，台中市政府還積極推動“節慶經濟”與“購物節”等活動，通過發放消費券等方式刺激內需。這些活動取得了初步成效，如2022年舉辦的台中購物節帶動了高達675億新臺幣的全國總經濟效益，實現了倍增式增長。
然而，對這些輝煌指標進行深入的成本效益分析後，其可持續性和真實價值便開始出現裂痕。首先，如此大規模的財政投入並非無償獲得，而是建立在高額的債務融資之上。根據2021年的決算報告，當年的財政收支短絀高達近百億元，並且全部依賴舉債來彌補，全年借款總額高達近千億元，其中主要用於償還舊債。這意味著台中的經濟增長在很大程度上是“借來的繁榮”，其未來的發展潛力被沉重的債務負擔所侵蝕？
其次，部分亮眼的指標背後可能存在結構性問題。例如，新公司登記數雖居六都之冠，但這是否意味著高品質、高附加值的創新型企業大量湧現，還是僅僅反映了創業門檻降低或短期政策激勵下的泡沫化增長？同樣，NCHBD辦公室租金高達每坪980元，其中超過七成的租戶來自區外，這揭示了該區域作為“空中辦公室”的金融屬性，而非本地產業的堅實根基。這種模式雖然能短期內推高資產價格和稅收，但其對本地就業和實體經濟的貢獻度值得商榷。因此，台中經濟的增長故事，必須在嚴謹的經濟學框架下，剝離華麗的辭藻，審視其背後的財政健康狀況、產業結構的真實質地以及長期發展的韌性。
“節慶經濟”迷思：消費券效應短期幻覺
近年來，“節慶經濟”成為台中市提振區域經濟的重要策略之一。通過舉辦火鍋燒烤節、台中購物節…等系列活動，並結合發放市場消費券等具體措施，台中市政府試圖啟動台中市民的消費熱情，從而拉動整體經濟。以“台中購物節”為例，該活動在2024年吸引了數萬家商家參與，截至活動第三周，通過TC PASS平臺登錄的消費金額就接近100億新臺幣，而整個2023年的購物節更是創下了全國最高消費登錄金額的紀錄，帶動了超過600億元的經濟產值。這些資料無疑展示了活動在短期內的強大動員能力和對消費市場的直接刺激作用。然而，從一個更深層次的經濟學視角審視，這種模式的本質究竟是促進可持續的經濟增長，還是製造了一場短暫的、由台中市政府補貼驅動的消費狂歡？
“節慶經濟”的核心邏輯在於利用台中市政府的財政補貼，創造出比正常市場價格更低的購買選項（如半價折扣），從而誘導消費者提前消費或增加消費頻率。這種做法類似於一種臨時性的價格戰。其短期效果是立竿見影的，餐飲、零售等行業在活動期間的銷售額會迎來一波明顯的增長。然而，這種增長的內在邏輯決定了其不可持續性。它並非源於消費者自身收入水準的提高或對未來經濟前景的樂觀預期，而是完全建立在外部的、可消耗的財政資源之上。一旦補貼停止，消費者的消費行為很可能會迅速回落到原有的水準，甚至更低。這就引出了一個根本性的問題：這場狂歡究竟創造了多少真正的、額外的經濟價值？
我們可以構建一個簡單的模型來分析其成本與收益。假設台中市政府發放了一億元的消費券，台中市民可以憑此券在指定商家享受五折優惠。表面上看，商家銷售額增加了，GDP資料也隨之上升。但從社會總福利的角度來看，這筆交易的性質就變得複雜起來。如果沒有消費券，一位台中市民可能計畫花費100元購買一份火鍋食材；有了消費券，他可能會花費150元來最大化自己的“獲得感”。對於這位台中市民而言，他的效用增加了，因為原本需要花費100元才能獲得的滿足感，現在只花了75元。但是，對於社會而言，新增的50元消費真的代表了50元的淨財富創造嗎？答案是否定的。這新增的50元消費，有相當一部分可能是將未來的消費“透支”到了現在，或者僅僅是替代了其他地方的消費（例如，市民本來想去喝咖啡的錢，現在轉而用於吃火鍋…）。真正的淨增量，可能只是那25元的“心理帳戶”盈餘，再加上商家因薄利多銷而產生的少量效率提升。其餘的交易，不過是在既有的蛋糕上重新切分而已。
更進一步，這種模式還會帶來一系列負面外部性。首先，它嚴重依賴於持續不斷的財政輸血。如前所述，台中市政府本身背負著沉重的債務，在這種情況下，頻繁地推出大規模消費補貼計畫，無異於飲鴆止渴，只會加劇財政風險。其次，這種策略可能導致資源配置扭曲。商家為了迎合“節慶經濟”的需求，可能會過度關注短期促銷活動，而忽視了產品創新、服務品質提升等能夠帶來長期競爭力的核心工作。
同時，台中市政府的有限財政資源被投入到這種邊際效益遞減的活動中，也擠佔了在教育、醫療、科研…等更能提升長期生產力領域的投入。最後，這種模式無法解決經濟增長的根本動力問題——即勞動生產率的提升。經濟增長的源泉在於技術進步和要素配置效率的改善，而不是簡單地靠花錢來刺激消費。因此，當我們將目光從短期的銷售數位轉向長期的經濟結構優化時，不難發現“節慶經濟”這只光鮮的“金絲雀”，其實在向我們發出關於台中經濟缺乏內生增長動力的警示。
拓展非美市場的補助困境：代價高昂的戰略轉移
面對美國對台加征關稅的壓力，台中市政府迅速採取行動，推出了以補助產業公會組團結參展為核心的應對策略。該方案於2025年5月啟動，首波便投入2500萬元經費，支持九大指標性產業公會組織廠商前往歐洲、印度、東盟等非美市場拓展業務。這一舉措的初衷是幫助企業分散市場風險，減少對美國單一市場的過度依賴，具有一定的戰略意義。然而，從成本效益分析的角度來看，這項政策的有效性卻面臨著嚴峻的質疑。它究竟是精准打擊痛點的有效武器，還是代價高昂、收效甚微的象徵性姿態？
讓我們計算一下這項政策的單位成本。據報導，台中自行車公會參加德國展會後，短期內獲得了250萬美元的訂單 。以此為成功案例，我們可以粗略估算其投資回報率。250萬美元約等於新臺幣7500萬元。台中市政府為此支付了625萬元（2500萬補助的四分之一）的直接補貼，加上間接的行政成本和機會成本，其總體投資遠超於此。即便我們忽略所有隱性成本，僅看顯性支出，其回報週期也長達數月乃至一年以上，且後續訂單能否持續充滿不確定性。這與一些產業界人士提出的更為直接有效的紓困方案相比，顯得力不從心。後者包括爭取較低稅率、維持匯率穩定、擴大低息或無息貸款、放寬出口退稅率和貸款期限…等，這些都是旨在直接減輕企業營運壓力、降低其生產成本的實質性幫助 。
問題的核心在於，台中市政府的角色定位發生了錯位。企業面臨的最大挑戰是價格競爭，尤其是在全球供應鏈中處於中低端環節的臺灣廠商。它們的核心痛點是成本控制，而非品牌曝光。此時，台中市政府最應該扮演的角色是成本削減者，而非行銷推廣者。台中市政府的2500萬元補助，相對於整個精密機械、自行車…等產業每年數十億美元的產值而言，無異於杯水車薪。相比之下，如果中央政府能夠提供一筆同等規模的資金用於降低企業的融資成本或提供研發補貼，其撬動效應還可能會大得多。這種策略上的偏差，使得台中市政府的援助更像是在沙灘上堆砌城堡，看似宏偉，卻經不起貿易戰的風浪考驗。
此外，這種依賴政府補助的拓銷模式，也存在潛在的制度性風險。它可能催生一種“等、靠、要”的惰性心態，削弱企業自主開拓市場、苦練內功的動力。企業可能會將希望寄託於下一輪的政府補貼，而不是致力於提升自身的競爭力。長此以往，產業的整體韌性和創新能力反而會受到損害。真正的產業升級，來自於企業在殘酷的市場競爭中不斷學習、適應和進化。政府的作用，應該是創造一個公平、透明、可預期的營商環境，為企業提供必要的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而不是代替企業去面對市場。當政府親自下場充當採購商和包工頭，去組織一場場“政績導向”的海外展覽時，它實際上是在干擾市場的自發調節機制，這本身就是一種效率損失。因此，從長遠來看，這種“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補救措施，不僅成本高昂，其長期負面影響也可能遠超短期收益。
產業投資陷阱：對智慧機械過度依賴及其風險
台中市長期以來被譽為“亞洲CNC製造之都”，擁有全球密集的精密機械工具製造商集群。台中市政府亦將發展“智慧機槭”作為核心戰略，大力推動相關產業園區建設，並吸引國際巨頭如福裕實業、永進機械、東台精機等在此設廠。在國家“5+2產業創新計畫”等頂層設計的支持下，台中更被視為打造“智慧機械城市”的重點區域。這種對特定優勢產業的高度聚焦，曾被認為是推動區域經濟起飛的捷徑。然而，從一個更具批判性的視角審視，這種發展模式正日益顯露出深刻的結構性風險，即對單一產業的過度依附所帶來的系統性脆弱性。
這種風險首先體現在對外部衝擊的高度敏感性上。台中不僅是精密機械的生產基地，也是重要的出口重鎮。當全球貿易環境惡化，特別是主要交易夥伴美國挑起貿易戰並加征關稅時，台中相關產業首當其衝。其經濟命脈被牢牢掌握在外部力量手中，導致城市經濟的穩定性受到嚴重威脅。
其次，這種模式容易引發“鎖定效應”，即企業和社會資源過度集中於某一特定領域，從而抑制了多元化發展和跨行業創新的可能性。當傳統產業面臨技術變革或市場需求變遷時，整個城市的經濟轉型將變得異常困難和痛苦。歷史經驗反復證明，那些長期受保護或高度依賴單一產業的經濟體，其長期競爭力往往會逐漸喪失。
更深層次的風險在於，所謂的“智慧機械”轉型本身可能只是一個美麗的陷阱。資料指出，許多國際企業選擇在台中投資，看重的是其在智慧製造、技術精度、東亞戰略位置等方面的綜合優勢。然而，這裡的“智慧”更多指的是自動化、客制化和數位化管理能力，而非核心技術的研發實力。這些先進的設備和系統，往往是由德、日、美等國設計和製造的。台中目前所做的，更多是應用集成和組裝加工，扮演著全球產業鏈中一個高效但相對被動的執行者角色。這種模式雖然能帶來可觀的投資和就業，但其所創造的價值和利潤空間，遠不及掌握核心技術的研發和設計環節。一旦全球分工格局發生變動，或是技術路線被顛覆，台中現有的產業優勢將瞬間化為烏有。
此外，這種投資導向也帶來了巨大的沉沒成本和環境代價。大量的資金被投入到土地、廠房和大型機器設備中，形成了龐大的固定資產。這些資產一旦被鎖定，企業將很難再轉向其他更具潛力的新興領域。同時，工業部門是台中溫室氣體排放的主要來源，占全市總排放量的65.63%。這種以重工業和製造業為核心的經濟增長模式，與其宣稱的“淨零城市”願景之間存在著天然的緊張關係。因此，台中當前對智慧機械的狂熱追捧，很可能是一場精心包裝的“美麗陷阱”。它掩蓋了城市經濟結構單一化的深層危機，將寶貴的公共和私人資本引向了一個高風險、高污染、且最終可能無法掌握主動權的產業路徑。這不僅是經濟上的冒險，更是對城市未來發展潛力的戰略誤判。
社會福利的悖論：普惠政策下的財政壓力與資源錯置
如果說經濟政策是台中市政府用來驅動經濟增長的引擎，那麼一系列慷慨的社會福利政策則是其維持社會穩定、提升城市吸引力的潤滑劑。從推行“公共托育倍增”計畫以降低育兒成本，到實施全國最優厚的“567777”社宅租金減免方案，再到全面覆蓋的長照服務網路，台中市政府在民生領域展現了巨大的決心和財力。這些政策在短期內贏得了極高的民眾滿意度，使台中在多項施政滿意度調查中名列前茅，並多次被評為臺灣最宜居的城市之一。
然而，任何一項政策都有其成本，社會福利政策也不例外。這些看似普惠的承諾背後，隱藏著巨大的財政壓力和潛在的資源錯置風險。首先，這些政策的實現離不開持續且大規模的財政投入。台中市政府本已存在的財政短絀和債務問題。在這樣的財政背景下，繼續承諾並擴大各項福利支出，無異於飲鴆止渴。每一項新的福利計畫，無論是擴建幼稚園班級、增設長照據點，還是增加電動公車數量，都需要相應的預算配套。這些支出構成了地方政府剛性很強的“跑馬圈地”競賽，一旦開啟便難以逆轉，最終將財政拖入不可持續的境地。
其次，這些政策可能並未實現資源的最優配置。例如，“雙十公車”政策（前10公里免費，10公里以上僅10元），其目標是鼓勵綠色出行和公共交通使用。但在實踐中，該政策引發了市區乘客投訴密度的顯著上升，涉及延誤、危險駕駛等問題，而郊區乘客的感知服務品質則有所提升。這表明，補貼機制的設計可能存在缺陷，它在提升了部分群體福利的同時，卻以犧牲另一部分群體的服務品質為代價，造成了新的不公平。同樣，大規模興建社會住宅的初衷是為了緩解住房壓力，但如果規劃不當，也可能導致居住隔離、社區活力不足等問題。
更重要的是，這種“大水漫灌”式的普惠政策，可能未能精准地觸及最需要幫助的弱勢群體。以疫情期間的救助計畫為例，該計畫聯合多家企業向125戶受疫情影響的弱勢家庭提供了現金和物資援助。這個案例雖然體現了對弱勢群體的關懷，但也反映出其覆蓋面有限，且更多是應急性的“輸血”，而非從根本上提升這些家庭的自我發展能力。
相比之下，一些更具前瞻性的理念，如林佳龍市長時期提出的“社會投資”觀點，主張將有限的預算優先用於強化七大長照服務領域，以節省開支並提升服務效率，這似乎更能體現資源優化配置的思想。然而，這種精細化、有針對性的治理模式並未成為當前台中市社會福利政策的主流。相反，追求普適性、高福利水準的“幸福秀”成為了主旋律。這種治理模式的悖論在於：它在短期內博得了民心，樹立了良好的城市形象，但卻可能以犧牲長期的財政健康和資源配置效率為代價，最終形成一個無法持續的福利陷阱。
在多重路徑中尋找可持續的發展之道
綜觀台中市當前的經濟發展模式，可以發現一條清晰而又充滿矛盾的路徑。這條路徑以大規模的政府財政投入為基石，通過一系列宏大的城市建設計畫、吸引高科技產業入駐以及舉辦盛大的節慶活動，成功地塑造了一座“繁榮、宜居、永續”的現代化都市形象。台中在經濟指標、人口增長和居民幸福感方面取得了顯著成就，獲得了諸多國家級別的榮譽與獎項。然而，當我們剝開這層成功的外衣，運用經濟學的批判性思維進行深度剖析時，便會發現其背後潛藏著一系列深刻且相互關聯的結構性問題。
首先，台中經濟的增長模式呈現出典型的“基建驅動”特徵。政府主導的大規模投資，無論是投向新市政中心的摩天大樓，還是用於拓展非美市場的昂貴展位，都極大地拉動了建築業及相關服務業的需求。這種模式在短期內能夠有效提升GDP資料和就業水準，但其弊端也十分明顯。它容易造成嚴重的債務累積，侵蝕未來的財政空間，並且可能擠佔在更能提升長期生產力的教育、科研等領域的投資。這是一種典型的“面子工程”與“裡子工程”的失衡，過度追求看得見的宏大敘事，而忽視了夯實經濟內生增長的微觀基礎。
其次，對特定優勢產業（如精密機械）的過度依賴，構成了台中經濟的第二個巨大風險。這種“產業集群”戰略雖然在初期有助於快速形成規模效應，但也使其在全球產業鏈中的地位變得極為脆弱。當外部環境變化，如遭遇貿易壁壘時，整個城市的經濟體系便會承受巨大衝擊。更深層次的問題在於，這種產業定位可能是一種“偽智慧”的鎖定。它將台中牢牢釘在了全球價值鏈的中低端環節，扮演著“世界工廠”的角色，而未能真正培育起本土的、具有全球競爭力的核心技術和品牌。這種模式下的“繁榮”，本質上是一種建立在廉價勞動力和龐大產能基礎上的“血汗經濟”，其長期可持續性值得懷疑。
再次，以消費券和各類補貼為代表的“節慶經濟”和普惠福利政策，構成了台中經濟的第三個支柱。這些政策在短期內確實起到了提振消費、安撫民心的效果，但也極易陷入“甜蜜的陷阱”。它們製造了經濟增長的虛假繁榮，掩蓋了居民實際收入停滯不前的現實，並且成本高昂，不可持續 。這些政策在某種程度上是對市場機制的干預和扭曲，它可能扼殺市場主體的創新動力，培養出對政府補貼的依賴性，從而削弱了經濟的長期活力。
總而言之，台中市正在三條截然不同甚至相互衝突的道路上前行。第一條是“基建驅動、外延擴張”的道路，其終點可能是債務壓頂下的經濟停滯。第二條是“產業鎖定、全球分工”的道路，其終點可能是被時代浪潮淘汰的產業衰退。第三條是“高福利、強政府”的道路，其終點則是財政破產和福利不可持續。這三者交織在一起，構成了台中經濟當前的複雜局面。
若要尋求一條可持續的發展之道，台中市政府必須進行深刻的反思與戰略調整。它需要從追求宏大的“盆景式”政績，轉向培育健康的“森林式”生態系統；從依賴外部的“輸血式”增長，轉向激發內部的“造血式”創新；從無所不包的“保姆式”福利，轉向精准高效的“教練式”扶持。這將是比建造一座博物館或舉辦一屆博覽會更為艱巨的任務，但卻是決定台中能否真正實現“富足、溫暖、永續”願景的關鍵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