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鄒志中特稿) 2026年台灣九合一選舉投票日逐漸逼近，動物保護議題卻以一連串看似分散、實則相互映照的事件，重新進入公共視野。彰化縣鹿港鎮山崙里附近日前傳出疑似非法宰殺犬隻；台南網路上也流傳疑似某議員虐狗影片，彰化縣消防局埔心分隊也傳出疑似消防員不當對待流浪狗。這些事件迅速被放進地方政治攻防的框架，候選人被點名、網路聲量升高、選戰語言隨之啟動。
當動保議題成為選戰素材，最危險反而是討論停留在表層，台灣民眾只關注虐寵本身，卻未關注為什麼會發生此類事件，現行制度究竟在哪個環節失效？部分媒體和網路將臺南議員虐狗作為標題，用於博人眼球，甚至2025年的視頻都被用來炒熱話題，更像是似派系內部矛盾產生的鬥爭，致使民眾更關注當事人政治身份而非虐狗事件本身，只有把焦點從個案政治攻防，轉向結構與制度，這場動保議題的討論才可能產生超越選舉週期的公共價值。
為什麼會發生？表面是個案，背後是長期被低估的治理縫隙。台灣已有明確規範，禁止宰殺、販售與食用犬貓。法律存在，卻仍傳出疑似非法屠宰與屠體販售，這本身就說明「有法」與「有執行」之間仍存在巨大落差。
其次是社會態度的雙重性。一方面，台灣家犬與家貓數量已突破320萬隻，家貓數量首度超越家犬，反映家庭與動物關係的深刻轉變——犬貓不再只是看家或休閒的工具，而是許多人視為家庭成員的存在。另一方面，非法繁殖、棄養、虐待，甚至少數地下屠宰與食用的現象並未消失。這種「高飼養率與低制度配套並存」的現象，正是動物保護事件反覆出現的根本原因。當社會對動物的情感投入升高，但地方政府的收容能量、查緝能量、教育訓練與跨機關協調沒有同步升級，任何一起事件都可能瞬間成為引爆點。
這些因素加總起來，解釋了為什麼動保事件會在2026選戰前夕集中浮現：不是因為台灣突然變得更不人道，而是因為長期累積的執行縫隙，在高度政治化的選戰時刻被刻意放大與檢視。
制度究竟出了什麼問題？法律有了，執行鏈卻經常斷裂
台灣動物保護法並非空白。禁止宰殺犬貓、規範虐待行為、要求飼主責任、設立收容與管理機制，都已寫進法律。真正的問題出在「從法條到現場」的執行鏈。
第一個斷裂點是查緝與檢驗的即時性與透明度。鹿港案件查獲屠體與刀具後，關鍵在於動物種類的科學確認、來源追溯、是否涉及商業販售，以及相關人員的法律責任。若檢驗結果、調查進度與認定依據無法清楚對外說明，社會只能依賴片段影像與網路的推論，這會進一步削弱對制度的信任。動保案件最忌諱「查了但說不清楚」，因為不清楚本身就會被解讀為包庇或無能。
第二個斷裂點是跨機關協作的制度性不足。動物案件很少只屬於單一單位。屠體可能涉及衛生與食品安全，虐待可能涉及警察與動保，流浪動物進入公務場所則牽動消防、警政與動保。若通報窗口不統一、責任歸屬不明、後續追蹤缺乏強制力，案件就容易在單位之間推擠或沉沒。消防員不當對待流浪狗的爭議，本質上就是「第一線遇到動物時該找誰、該怎麼做」沒有被制度化的結果。
第三個斷裂點是預防與教育的長期缺位。多數動保資源仍集中在「事後處理」——收容、救援、裁罰。地方政府若沒有穩定的動物保護教育訓練、繁殖業稽查、社區溝通與認養媒合能量，就只能反覆在下一次動保事件爆發時再發聲明。
第四個斷裂點是政治週期對制度持續性的干擾。選舉期間，動保議題容易被高聲量事件帶動，候選人紛紛表態；選舉結束後，若沒有預算、人力與考核機制的支撐，關注就快速消退。這種「選舉時被看見、平時被忽略」的循環，正是台灣動保政策難以累積成果的重要原因。制度若只能靠聲量驅動，就永遠無法成為穩定的治理能力。
台南疑似虐狗影片，核心是身份確認、行為事實與是否違法。若影片確實呈現虐待，就應依法調查，不因當事人可能具有政治身分而有不同的標準。選舉期間的監督可以很嚴格，但嚴格必須建立在證據之上。
對候選人而言，真正值得被檢驗的不是如何運用某起事件取得聲量，而是提出了什麼可執行的政策：如何提高虐待案件的調查效率與透明度？如何有效管理非法繁殖與交易？如何改善收容環境與認養制度？如何處理流浪動物與社區居民的衝突？如何定期公布案件統計、裁罰結果與政策成效？這些內容可以透過政見、預算、執行成果與公開承諾接受檢驗。相較於轉發影片或相互指控，這才是動保議題進入選戰後更應有的公共討論方式。
2026年九合一選舉將動保議題帶入公共視野，本身具有正面意義。長期被低估的治理縫隙，因為選戰而被迫被討論。真正需要避免的，是事件只在政治人物遭到點名時受到關注，等到選舉結束，制度改革也跟著失去動力。動物不會去投票，卻必須承受人類決策的後果；動保政策是否完善，則是所有選民都應該關心的公共治理問題。
這場討論若能從「誰對誰錯」走向「制度如何改善」，從「聲量高低」走向「執行能否持續」，那麼2026年的動保爭議，才可能留下超越選舉週期的公共遺產。否則，台灣只會在下一次動保事件爆發時，再次重複同樣的憤怒、同樣的聲明，以及期望的落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