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鄒志中特稿) 兩岸統一前的和合真正價值：先建和平進程，再談終局制度！台灣戰略主體性的關鍵：不是選邊站，而是增加自己的選項！誰來設定議程？誰有權參與設計？共同締造的三個根本問題！從「誰會保護我」到「如何增加選項」：台灣安全思維必須轉向！「川習二會」之後，台灣社會再度陷入幾個熟悉的循環問題：美國到底會不會保台？美中關係會不會改善？兩岸局勢會不會因此改變？台灣應該更靠近美國？還是增加與中國大陸的交流？這些問題當然重要，但如果台灣始終把自己的安全與未來，建立在「別人最後會怎麼選」之上，就很難真正成為戰略主體。
「川習會」真正照出的，並不是某一方突然改變了對台政策，而是台灣長期沒有處理的幾個結構性問題同時浮現：歷史身分如何自洽？兩岸和平如何持續？未來政治秩序如何形成？以及台灣如何在美中競合中保有自己的選項？兩岸若要避免歷史繼續成為政治敵意的來源，首先必須從「互相否定」走向「互不否定」；若要讓兩岸和平具有持續性，就必須從單方面提出制度安排，走向雙方共同締造。
這不是立即決定統一或獨立，而是先回答一個更基本的問題：兩岸能不能在尚未解決最終政治歧見之前，先共同建立一個可以和平相處、持續協商的未來？
1949不是歷史的終點，而應該成為「互不否定」的起點
習近平在「十一」國慶招待會談到1949年以來的發展，強調中國共產黨領導「新中國」取得經濟快速發展與社會長期穩定的成就。這是中共對自身歷史的基本敘事。但同樣的歷史，在台灣社會卻容易產生完全不同的感受。1949年之後，兩岸形成不同的政治制度、治理體系與生活方式。對台灣而言，「新中國」並不是一個沒有歷史負擔的詞彙；它容易讓人聯想到1949年前後的政治斷裂，以及兩岸此後長期的分治。
問題因此不只是「誰的歷史才正確」，而是：兩岸是否一定要透過否定對方的歷史，才能證明自己的歷史正當性？這裡反而可以借用習近平所提出的「兩個不否定」思維。既然不能用改革開放前否定改革開放後，也不能用改革開放後否定改革開放前，那麼同樣的邏輯是否可以延伸到1949年前後？不能用1949年前否定1949年後，也不能用1949年後否定1949年前。
這並不意味台灣必須接受北京的歷史結論，也不意味北京必須接受台灣的政治詮釋。它真正要求的是承認一個基本事實：1949年前的中國歷史無法被刪除；1949年後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大陸形成的發展經驗無法被刪除；1949年後中華民國在台灣延續的憲政、民主與經濟發展，同樣也無法被刪除。三者都是已經發生的歷史。
如果歷史只能以「成王敗寇」理解，那麼兩岸永遠只能爭奪誰有資格繼承過去。但如果承認不同歷史經驗可以並存，問題就會從「誰否定誰」轉變成「如何共同理解這段歷史」。這才是「互不否定」真正的價值。為什麼會發生這種互否？因為1949年後兩岸分治，成為各自政治正當性的核心來源；制度出了什麼問題？因為雙方都把「歷史繼承」視為零和遊戲，缺乏容納並存的制度語言；歷史與政治脈絡如何形塑今日？因為冷戰與後冷戰的對峙，讓歷史成為動員工具，而非理解資源。
「川習會」的二戰敘事，正好說明兩岸為何需要這種大歷史觀
「川習會」期間，美中領導人都提到二戰時期中美共同抗戰的歷史。這段歷史對北京與台灣有不同的政治敏感性。北京強調的是中國人民與美國共同抗擊法西斯侵略；台灣則必須指出，二戰時期代表中國與美國作戰的是中華民國。兩種說法並不必然互相排斥，但如果歷史只能被理解為「誰繼承誰」，就會立即變成政治代表權之爭。
這也是台灣面對自身歷史時最困難的地方。當台灣需要證明中華民國在二戰中的歷史地位，就必須正視中華民國本身的歷史與憲政遺產；而當台灣強調今天的台灣主體認同時，也不能因此假裝中華民國從歷史與制度上已經消失。台灣可以有自己的民主認同，也可以強調台灣主體性。但歷史不會因為政治認同改變，就自動重新書寫。
同樣地，北京可以肯定中華人民共和國1949年以來的發展，也不能因此要求1949年前的中華民國歷史從中國近現代史中消失。因此，兩岸真正需要的不是一套完全相同的歷史觀，而是一個容許彼此保有不同歷史詮釋、卻不以消滅對方歷史為前提的大歷史觀。這才是「互不否定」比「歷史正統之爭」更值得討論的原因。
為什麼會發生這種敘事衝突？因為二戰勝利成為雙方各自的政治敘事為起點；制度出了什麼問題？因為國際法與國內政治都缺乏處理「分治繼承」的共同框架；脈絡如何形塑？因為戰後國際秩序以「主權國家」為單位，卻未預見兩岸長期分治的現實。
歷史如果可以互不否定，和平才有可能從「維持現狀」走向「共同建立」
歷史問題之所以重要，不只是因為它關乎過去。它直接影響兩岸如何理解彼此的政治存在。如果北京認為台灣的存在本身就是對中國歷史的否定，台灣則認為任何兩岸政治討論都是對自身民主制度的否定，那麼雙方自然只能互相防衛。
因此，真正的和平不能只是把最敏感的政治問題暫時鎖起來。台灣經常使用「維持現狀」這個概念，但現狀並不是靜止的。軍事能力在變，國際關係在變，兩岸經貿在變，台灣社會認同在變，美國對中政策也在變。所以真正需要維持的，不應該只是某一個靜態狀態，而是：兩岸即使發生變化，也不必一定要透過戰爭處理變化的能力。
這就必須從「維持現狀」進一步走向「管理現狀」。哪些問題可以談？哪些問題暫時不能談？哪些問題可以先從兩岸交流與合作開始？哪些問題涉及台灣人民權利，必須透過民主程序？哪些情況需要危機管控？這些問題未必需要現在就得到終局答案，但不能永遠不談。因為如果兩岸連「如何和平處理分歧」都沒有共同語言，那麼任何一次大國關係變化，都可能重新把台海推向衝突的風險。
為什麼「維持現狀」不足以支撐兩岸和平？因為它把變化視為威脅，而非必須管理的現實；制度出了什麼問題？因為缺乏兩岸共同的危機管理機制與議程設定程序；脈絡如何形塑？因為後冷戰時期的經濟全球化與民主化浪潮，讓兩岸社會內部都產生了對現狀的不同期待。
「統一前的和合」真正值得討論的，是和平進程，而不是提前決定終局
這也是近期「統一前的和合」概念值得觀察的地方。其重要性並不在於北京是否已經接受完整構想，而在於它提出了一個長期被忽略的問題：如果統一是終局安排，那麼統一以前的和平究竟如何建立？「一國兩制」主要回答的是統一後如何治理。但台灣真正面對的第一個問題其實是：在尚未統一的情況下，兩岸如何降低敵意、建立互信、增加共同參與？
因此，兩岸和平進程與終局制度必須分開。可以先談和平。可以先談交流。可以先談危機管理。可以先談經貿與民間合作。可以先談雙方如何避免誤判。至於最終政治制度，則可以在更成熟的互信基礎上逐步討論。這就是「共同締造」與「接受安排」的根本差別。
接受安排，是一方提出框架，另一方在框架內回應。共同締造，則是雙方從問題設定、議程形成、制度設計到政治承諾，都具有實質參與。「和平一起建，未來一起談，制度一起定」，其實可以成為整套論述的核心。這不是預設統一的結果。它真正要求的是：即使最終答案尚未確定，兩岸和平的過程也不能只有一方去設計。
為什麼終局討論總是卡關？因為雙方都把「統一」或「獨立」視為零和終點；制度出了什麼問題？因為現有框架缺乏「統一前」的過渡機制；脈絡如何形塑？因為冷戰結束後，兩岸都經歷了內部政治轉型，卻未同步建立跨岸協商語言。
共同締造的前提，是承認兩岸各自存在的政治現實
兩岸已經長期分治。台灣有自己的政府、憲政秩序、法律、軍隊、司法制度與選舉產生的政治授權。因此，任何涉及台灣未來制度的安排，都不能跳過這些現實。中華民國憲政架構同時存在「國家統一前」的制度意涵，以及「主權屬於國民全體」的原則。這意味著，未來如果涉及重大憲政與人民權利的改變，不能只靠政治宣示，而必須面對相應的制度程序與台灣人民的充分授權。
這同樣不是說北京提出的制度構想沒有討論價值。恰恰相反，正因為兩岸存在重大制度差異，更需要把對方的方案拿到桌面上研究。台灣不能只問「要不要統一？」，卻不研究對岸究竟如何理解統一後的政治秩序。北京也不能只說「吸收台灣意見」，卻不回答台灣如何真正參與兩岸制度設計與形成。
因此，「共同締造」真正需要回答的，是三個問題：誰來設定議程？誰有權參與制度的設計？最後的政治承諾又要如何取得雙方人民的授權與保障？如果這三個問題沒有答案，再好的和平口號都很難轉化為持久的政治安排。
為什麼政治現實被長期忽略？因為雙方都傾向用「最終目標」掩蓋「當下存在」；制度出了什麼問題？因為缺乏承認分治現實的共同語言；脈絡如何形塑？因為民主化與民族主義同時在兩岸社會內部強化，讓「承認對方存在」變成政治敏感。
台灣的安全問題，也應從「誰會保護我」轉向「如何增加自己的選項」
歷史與制度問題之外，「川習會」也讓台灣必須重新看待大國關係。美國支持台灣安全，與美國追求自身利益，兩者可以同時成立。美國可以支持台灣，也可以與北京談判；可以維持對台軍售，也可以要求盟友承擔更多安全責任。因此，台灣真正需要建立的不是「相信美國」或「懷疑美國」二選一，而是更完整的風險與管理的能力。
軍售延遲就是一個具體案例。戰機交付不只是商業問題，它還牽涉飛行員訓練、後勤、維修、備件與整體戰力形成。所以台灣真正需要問的，不是「美國是不是可靠」，而是：台灣現有的國防，能不能在盟友政策發生變化時維持戰力與國家安全？
同樣的道理，也適用於科技。台灣擁有全球重要的半導體產業，這確實形成戰略價值。但重要不等於不可取代。AI時代的競爭還涉及模型、算力、資料、能源、人才、設備、標準與安全治理。因此，台灣如果希望把產業優勢轉化為長期戰略能力，就不能只做AI供應鏈的重要節點，也需要參與AI科技規則的形成。
這兩件事情其實是一體兩面：外交上增加選項，安全上增加能力，科技上增加規則參與，最終都是為了避免台灣的未來完全由別人決定。為什麼安全依賴成為結構性風險？因為冷戰後的同盟體系把「保護」與「利益」綁在一起；制度出了什麼問題？因為台灣缺乏自主的風險管理與科技規則參與機制；脈絡如何形塑？因為美中競合從經貿轉向科技與安全，讓台灣的「重要節點」地位同時成為安全脆弱的來源。
從「互不否定」到「共同締造」，其實是一條完整的路
把前面的問題放在一起，就會發現它們不是四個彼此獨立的議題。第一步，是歷史互不否定。1949年前與1949年後，都屬於不能被刪除的歷史；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各自形成的歷史經驗，都必須被看見。第二步，是政治互不否定。兩岸可以不同意彼此的制度，但不能把對方的政治存在本身視為必須消滅的對象。第三步，是兩岸和平要共同締造。既然雙方都存在，兩岸和平就不能只是要求一方接受另一方安排，而必須讓雙方參與和平進程。第四步，才是未來兩岸制度的共同協商。終局安排可以慢慢談，但談判的資格、議程設定與制度設計，不能預先由單方決定。最後，才有可能形成真正具有持續性的政治秩序。
這條路的核心不是「先統一再談制度」。也不是「先拒絕統一、永遠不談政治」。而是：先讓雙方有能力和平地共同存在，再讓雙方有能力共同討論未來。為什麼這條路長期被忽視？因為雙方都把「終局」當成起點；制度出了什麼問題？因為缺乏過渡性的共同締造機制；脈絡如何形塑？因為1949年後的兩岸分治與冷戰對峙，讓「承認對方存在」變成政治禁忌。
台灣真正的戰略主體性
因此，台灣真正需要建立的，不是一個「親美」或「親中」的答案。而是一套不論美中關係如何變動，都能維持自身選項的能力。這包括：有能力理解台灣自己的歷史，而不是選擇性使用歷史；有能力與北京溝通，而不代表接受北京所有方案；有能力與美國合作，而不代表把台灣安全完全外包；有能力維持台灣半導體優勢，也有能力參與AI規則設定；有能力維持台灣自身的民主制度，也有能力實際去討論兩岸的未來。
這才是真正的戰略自主。它不是拒絕大國。也不是在大國之間保持完全中立。而是：任何大國改變政策時，台灣仍然擁有一定程度的選擇能力。為什麼戰略主體性長期缺位？因為台灣的安全敘事過度依賴外部保證；制度出了什麼問題？因為缺乏把歷史、和平、科技與外交整合成選項能力的制度設計；脈絡如何形塑？因為美中競合加速，讓「選邊」成為最簡單卻最危險的選擇。
兩岸真正需要的，不是共同答案，而是共同建立答案的能力
兩岸的問題之所以難，不是因為雙方沒有歷史，而是因為雙方都有自己的歷史。也不是因為雙方沒有制度，而是兩套制度已經長期存在。更不是因為雙方沒有未來，而是雙方對未來有不同想像。因此，真正可行的起點，不一定是要求雙方立即回答「統不統一」。更重要的是先回答：能不能互不否定？如果可以，歷史才有可能從政治鬥爭變成共同理解。能不能共同維護和平？如果可以，兩岸才有可能把危機管理變成制度，而不是等待下一次危機。能不能共同討論未來？如果可以，統一或其他政治安排才不會只是單方面的制度輸出，而有可能成為雙方共同形成的政治秩序。
因此，真正值得兩岸討論的，不是誰最後說服誰。而是：能不能讓彼此都保有歷史、制度與人民選擇的空間，同時共同建立一個不需要戰爭才能決定未來的政治過程？這就是從「互不否定」走向「共同締造」。也是兩岸真正需要重新建立的大歷史觀。歷史不必互相消滅，和平可以共同建立，未來可以共同討論，制度則必須共同形成。這樣的兩岸關係，才有可能從「誰接受誰的安排」，走向「雙方共同決定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