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新聞/中部特派員鄒志中報導 位置轉換後的規則崩壞？當年刪除預算的在野黨，「換了位置就換了腦袋」為何立馬變調？從480億預算刪減到一萬元普發紅包：財政紀律為何永遠只適用於規範對手？AI紅利全民共享？一次現金發完，長期國家制度計畫在哪裡？拖延351天的202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日前終於在立法院完成三讀。這原本該是朝野鬆一口氣的時刻——政府採購可以重新啟動、公共建設得以繼續、補助計畫不再卡關，行政機器也能回到正軌。然而，行政院第一時間傳遞的訊息，卻不是「國家恢復正常運作」，而是一連串「非理性決議」的檢討清單：哪些預算被刪除？哪些經費被凍結？哪些施政可能匯受影響？賴清德總統更要求國會要「引以為戒」，強調回到國會要理性與專業。
幾乎同時，另一則政策宣告登場：賴總統明年度將以「AI紅利、全民共享」為名，普發現金一萬元。一筆超過2000億元的支出，與2027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攻防、地方選舉時程、以及「北戴河密令」的國安敘事，幾乎同時出現在政治舞台。預算刪減、現金紅包、國安話術——三條看似各自獨立的線，迅速交織成同一場政治戲碼。
這場戲碼真正值得追問的，從來不只是藍綠誰輸誰贏，也不是480億元刪減幅度大不大、一萬元夠不夠。更根本的問題是：為什麼一個民主國家的年度總預算會拖到延遲351天才通過審議？國家制度究竟出了什麼問題，才讓行政權與立法權陷入如此僵局？而台灣歷史、政治與社會脈絡，又如何把今天的預算攻防、現金發放與國安動員，形塑成當前這副「劍拔弩張」的模樣？
為什麼會發生？位置轉換下的規則崩壞
預算拖延的直接原因，當然是朝野對抗。行政院編列約3兆349億元歲出，立法院最後減列約480億元，刪減幅度不到2%。絕大多數的98%預算仍獲同意，行政院並未因此「無法運作」。然而，行政院卻還是選擇刻意放大被刪減項目，營造「施政受阻」的錯誤印象；立法院則以通案刪減、凍結與附帶決議回應。雙方各執一詞，最終把審議拖成一場馬拉松。
這並非偶然。民主政治最常見的現象，就是「位置轉換」。民進黨在野時期，同樣大量運用比例刪減與預算凍結，作為監督行政權的武器。當時，這被視為國會應有的制衡功能。如今民進黨執政，同樣手段卻被形容為「惡意」、「非理性」、「癱瘓治理」。規則並未改變，改變的是誰坐擁行政權？誰擁有話語權？「換了位置就換了腦袋」、「昨是今非」、「倒果為因」。
賴總統昔日也曾長期擔任過立法委員，對國會預算監督權再熟悉不過。他應知道刪減、凍結、協商是在野黨制衡行政的基本工具。當他坐在總統府，面對還不到2%的刪減預算額度卻大言不慚要求國會要「記取經驗」，更要求國會還要「引以為戒」，台灣社會當然會質問：執政者心目中的「理性國會」，是否等同於「必須完全同意行政院的總預算規劃」與「完全棄守國會預算審查權」的國會？「理性國會」是否等於叫立法院癱瘓成「行政院立法局」？ 若理性刪減還不到2%的總預算額度即叫作「不理性」，那麼國會的監督權只徒剩形式，乾脆廢掉好了 ! 台灣以後乾脆就改制為「台灣國」，「台獨金孫」賴總統也就可以「黃袍加身」搖身一變成為萬年不用再選舉、終身世襲的「台灣國大皇帝」好了？
更深一層，這反映的是行政權對「預算民主」的嚴重認知理解偏差。總預算不是行政院的提款卡，也不是立法院的報復工具。行政負責編、立法負責審，本來就是相互制衡。行政院認為某筆預算不可刪，就應提出充分理由與績效數據；立法院認為應刪，亦應說明依據。真正成熟的民主，是要求朝野雙方把數字攤在陽光下，而非要求對方閉嘴與要求要「引以為戒」？賴政府到底是在治國，還是在經營下一場選舉？
當台灣朝野雙方都把國家總預算當成政治武器，而非公共資源配置工具時，351天的拖延就成為必然的結果。影響的不只是國家當年度的採購與建設，更是台灣人民對國家治理能力的信任。一個一年支出數兆元的行政院，若只因幾百萬元行政支援經費被刪就大肆宣稱會影響行政院長的勘災與辦公室的衛生紙與影印紙，真正脆弱的可能並不是總預算的本身，而是行政院的預算韌性與論述能力。
制度究竟出了什麼問題：財政標準的雙重性與透明的缺失
更結構性的問題，在於財政紀律的標準並不一致。行政院此前對部分立法院三讀法律及其衍生支出，持續主張涉及憲政權限、財政負擔與行政編列權，強調國家必須有財政紀律。然而，當「AI紅利」憑空登場，超過2000億元的普發現金卻迅速可以找到相對應的財源。同一套「沒有財源」「違反紀律」的雙標標準，似乎只適用於對手提出的支出，輪到自己要發錢時，就變成「全民共享經濟成果」。
這不是單純的政策轉向，而是制度信任的裂痕。如果政府真的相信台灣財政必須有紀律，就應把同一套標準適用於所有支出；如果認為超額稅收可以分享，就應說明為什麼過去反對普發、現在卻變成AI紅利？以及為什麼分享方式只能是一次性現金，而非長期的社會福利制度。教育投資、社會住宅、托育、長照、產業轉型、青年就業與退休保障——這些才能把短期經濟成長，轉化為可持續的社會紅利。一次一萬元很快花掉，制度改革才能留下來。
進一步看，中央政府實際掌握與運用的公共資源，遠不止總預算的三兆元。若把政府機關總預算、非營業基金與國營事業加總，規模高達十兆元等級。480億元的刪減雖然值得檢驗，但另外九兆多元的公共資源執行率、重大建設的進度、補助的重複性、委辦的效益、國營事業的投資效率、台電的長期虧損處理——這些才是台灣人民真正更該關注的數字。
當行政院與總統府高調要求立法院要「專業審查」，最好的方式不是要求少刪，而是主動把更多計劃要「封存三十年」的資料給攤開。真正的財政透明，不是每天雇用網軍洗版、要求綠媒刻意擴大宣傳告訴台灣人民「立法院大砍480億」，而是告訴台灣人民「行政院的每一塊錢究竟是怎麼花」？當行政權只放大被刪除部分、卻不願讓社會檢驗整體配置時，預算民主就只剩藍綠攻防，而非長期的民主治理。
制度另一個缺陷，在於行政與立法的溝通機制幾乎崩壞。2026年度總預算要拖到2026年8月才審議過關，代表政治對抗已凌駕正常治理。總統作為國家元首，擁有搭建協商平台的高度，卻選擇以「引以為戒」要求對手反省。府院與朝野黨團若無定期、制度化的理性溝通管道，針對重大預算、國防、能源與兩岸政策建立跨黨派對話，下一次2027的年度總預算也只會重演同樣劇本。
歷史、政治與社會脈絡如何形塑今日局勢
今天的僵局，並非憑空出現。它深植於台灣民主化後的政治文化。
民進黨過去選舉最擅長操作「亡國感」——2020年的「芒果乾」，如今換成「北戴河密令」。名稱變了，政治心理沒變：把選舉重新定義成「保台與賣台」、「民主與中國勢力」、「台灣前途與敵我對決」，台灣選民就容易被迫進入二選一。中國大陸對台的政治、軍事、經濟、資訊與認知作戰壓力是真實存在的，情報與政治宣傳的界線卻必須清楚。若政府掌握真正的情報，就應說明來源與可信度；若只是綜合公開政策與過往言行的研判，就應稱為「國安研判」，而非「北戴河下達密令」。後者具有高度戲劇性與權威性，一旦把研判包裝成密令，就可能讓情報淪為政治服務與選戰操縱。
國安機關最重要的功能是提供正確資訊；政治領導人最重要的責任，是不能為了選舉需求反過來要求情報替政治服務。一旦情報政治化，傷害的不是單一政黨，而是國家安全本身。台灣人民真正需要的，不只要知道誰是敵人，而是知道政府是如何讓戰爭不要發生。嚇阻與和平策略都必須兼備：讓敵人知道攻擊的代價極高，也讓台灣人民知道政府正在降低戰爭的機率。只有嚇阻而沒有和平，台灣人民得到的只是恐懼；只有和平而沒有軍事防衛，則可能是脆弱與投降。
這也連到國際形象。文化部長說文化部預算遭刪可能損害對外話語權，這並非全無道理。但台灣最大的國際品牌問題，恐怕不是「話語權不夠」，而是「台灣＝半導體＋中國＋戰爭＋台海危機」。國家形象不是政府自己寫出來的，而是世界從實際行動中讀出來的。若台灣每天政黨互罵、總預算拖延、法律互不執行、行政立法互相否定，再花再多錢宣傳台灣民主，效果都會打折。真正有效的國際傳播，必須建立在真實政策成果之上：穩定的台灣民主體制、有競爭力又能照顧弱勢的經濟、強大防衛卻不輕易升高兩岸衝突、即使朝野對立也能透過制度解決爭議。
社會層面，台灣人民對「一致性」的要求愈來愈高。今天高談要嚴格財政紀律，明天就不能因選舉突然普發現金；今天談國安情報，明天不能把研判包裝成國安密令；今天要求立法院尊重行政權，明天也不能忘記立法院本來就有法定的監督責任。一致性是政府最重要的信用。當預算攻防、現金紅包與國安話術同時登場，台灣人民自然會合理懷疑：政府究竟是在為國家長期利益做決策，還是為下一場選舉在做決策？
真正的AI紅利，不該只是一萬元
如果政府真的相信AI紅利屬於全民，一萬元只是起點，不該是終點。真正需要建立的是一套長期財富分享機制：如何讓傳統產業導入AI、提高中小企業生產力、讓服務業分享科技成長、避免所得差距擴大、用AI提升醫療教育長照效率、讓青年成為AI時代的創業者與受益者。這些才能把少數資本與科技產業的財富，轉化成整個社會感受到的生產力與生活品質。否則，「AI紅利」只是漂亮的政治包裝話術。
誰才需要「引以為戒」？
2026年度總預算拖了351天，給台灣一個最清楚的警訊：台灣不能再把時間浪費在「誰比較會鬥」的政治消耗戰上。立法院確實應反省——不能報復性刪凍、不能把總預算當政黨鬥爭工具、不能讓行政部門因對抗而無法運作。但行政院同樣必須反省——不能把國會監督當成阻撓、不能只談被刪的480億卻不談剩下的近3兆怎麼花、不能要求國會尊重三讀通過的法律自己卻蠻橫拒不執行陷入憲政爭議、不能把「AI紅利」變成選前發錢「收買人心」的口號、更不能把國安情報與選舉動員混肴在一起。
總統與一般政治人物最大的不同，在於總統代表整個國家。當政治衝突到了制度的僵局，總統不能光只問「誰對誰錯」？更要問「我能不能讓僵局結束」。主動搭建府院與朝野定期溝通制度、針對重大議題建立跨黨派對話平台，才是中華民國總統應有的高度。朝野和解不是誰向誰投降，而是彼此承認對方也有一部分正當性：行政有政策權、立法有監督權、總統有國安責任、在野有制衡責任。讓證據取代標籤，讓制度取代激情。
台灣人民真正要求的並不是一萬元的普發現金，也不是「抗中保台」、「芒果乾」、「北戴河密令」的恐懼感。台灣人民要求的是讓孩子能安心長大、青年買得起房、產業有競爭力、老人有尊嚴、國家有防衛能力，而且不必每天活在戰爭恐懼裡。一萬元可以輕鬆被花掉，激情的選舉也終會過去，總預算終究也會結算。但一個國家的制度信用一旦被消耗殆盡，就不是一張鈔票、一場選舉或一篇「收買人心」的政治宣示就可以輕易彌補回來。
所以，真正該「引以為戒」的，不只是立法院。行政院要戒掉「得了便宜還在賣乖」；立法院要戒掉「刪到光自己喊爽」；總統要戒掉「把國安變選戰」；朝野都要戒掉「把台灣人民當成藍綠鬥爭的觀眾」。台灣真正沒有本錢浪費注意力的，並不是那擁有高達歲出總預算高達 2 兆 9,869 億 7,437 萬 1,000 元，還在天天亂喊「無法運作」的行政院，而是台灣下一個351天的藍綠政治內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