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新聞/中部特派員鄒志中報導 「又沒吃死人」？ 重建台灣食安公信力比究責更急迫 ! 台灣食安風險治理為何老是失靈？ 中聯1300噸毒油吞噬台灣人民信任 ! 台灣食安如何從「危機」變成「治理崩壞」？ 每一次食品安全事件，都會在社會集體記憶中留下雙重傷痕。一種是看得見的——毒物進入人體、餐桌被污染、家庭主婦深夜檢查油瓶的焦慮；另一種是看不見的——政府公信力悄然流失，台灣人民對政府的信任像沙漏般緩慢卻不可逆地漏盡。
2026年7月的中聯致癌毒油事件，正是這雙重傷害的最新註腳。1300噸含有一級人類致癌物的油品早已流入市面，被無數家庭、餐廳、小吃攤消費。當民進黨發言人高聲喝斥「又不是我逼你吃的」「又沒吃死人」來回應社會質疑時，這些話語本身比毒油更具破壞力。它們不僅暴露危機溝通的失能，更象徵一種態度：面對公共風險時，優先捍衛民進黨立場，而非優先守護台灣人民的安全。這不是單一失言，而是長期在民進黨治理模式下的自然反應？
從塑化劑風暴、餿水油案、蘇丹紅事件，到今日的中聯毒油，台灣食安危機反覆上演。真正不斷重複的，從來不是某種特定食品，而是台灣食安治理邏輯的盲點。台灣人民真正失去的，不只是幾瓶可能致癌的油，而是對「政府能有效保護我們」這一基本信心的崩潰。本文不欲細探個案細節，而是試圖從此次事件出發，檢視台灣食品安全的風險治理、責任政治與公共信任的系統性挑戰，並探尋重建之道。
毒油事件只是開始，真正流失的是台灣人民對政府的信任
中聯致癌毒油事件危機爆發之初，社會氛圍是典型的「惶恐-憤怒-無力」三部曲。台灣民眾湧入賣場退油、社群媒體瘋傳「毒油地圖」、家長擔心孩子學校午餐。這些畫面並不陌生，過去十年幾乎每隔一段時間就會重演。
但這一次的傷害更深層。當政府資訊零星、追溯系統延宕、地方與中央相互推諉責任時，台灣人民開始意識到：問題不在於毒油本身，而在於台灣整個食安防護網的脆弱。根據衛福部初步數據，涉案油品已流向全台逾千家下游廠商，部分甚至進入學校、醫院與軍方供應鏈。這意味著暴露人數可能達數百萬人。
更關鍵的是信任的崩解。民調顯示，每逢重大食安危機，政府滿意度通常下滑15-25個百分點，且恢復極為緩慢。原因很簡單：現代民主社會中，台灣食品安全已不再只是技術或市場議題，而是「社會契約」的一部分。政府以稅收與權力換取人民的政治授權，其核心職責之一便是降低系統性的風險。若在危機中，政府第一反應是撇清責任而非降低危害，契約便出現裂痕。
中聯事件中，「又不是我逼你吃」的論調，恰恰放大了這道裂痕。它將個人選擇責任無限上綱，卻忽略了政府應該在事前把關、事中資訊公開、事後救濟的制度義務。這種「受害者有責」的隱含邏輯，不僅傷害個案的當事人，更侵蝕台灣整體社會的凝聚力。當台灣人民開始認為「政府不會保護我，我只能自保」時，公共治理的正當性基礎便開始動搖。
這不是情緒性批評，而是結構性觀察。信任流失的累積效應，遠比單次毒油事件更難修復。它會轉化為政策不遵從、投票冷感、甚至對台灣民主制度的整體懷疑。
中聯事件真正暴露的是台灣食安治理失靈
跳脫政黨框架來看，中聯毒油案凸顯台灣風險治理體系的幾大結構性缺陷。
首先是危機管理與資訊公開的滯後。事件爆發後數日，政府仍無法提供完整流向清單與暴露風險評估。這與國際最佳實踐形成對比。世界衛生組織（WHO）風險溝通指南強調「及時、透明、一致」三大原則：危機發生後24-48小時內，應提供初步事實、可能影響及防護建議。OECD風險治理框架則進一步要求「預防性評估」與「全生命週期追蹤」。
台灣的食品追溯系統，理論上已建置多年，但實際運作中仍高度依賴紙本或碎片化資料庫。導致一旦上游污染，下游難以快速鎖定。歐盟的「預防原則」（Precautionary Principle）在此提供了鏡鑑：當科學證據顯示潛在嚴重危害時，即使因果關係尚未完全確立，政府仍有義務採取比例原則下的防護措施，而非等待「吃死人」後才開始行動。
其次是中央地方協調失靈。台灣食安稽查權責分散，地方衛生局人力與專業能力參差不齊，食藥署又常在事後才介入。結果是資訊不對稱、責任模糊化。成熟的風險治理應建立「即時共享平台」與「聯合應變指揮中心」，讓數據在小時級別而非數月級別的流通。
最後是風險溝通的失敗。政府發言常陷入「技術性澄清」或「法律防衛」模式，忽略台灣民眾情感與認知偏差。國際經驗顯示，有效溝通需承認不確定性、提供可操作建議，並建立長期信任管道，而非一次性危機處理。
中聯事件暴露的，不是單一部門失職，而是整個台灣食安風險治理仍停留在「事後滅火」而非「事前韌性」階段。
台灣人民真正不能接受的是標準改變
回顧2014年塑化劑與餿水油風暴，當時社會同樣憤怒，但執政者（無論哪一黨）皆面臨類似壓力。台灣人民的要求其實從未改變：資訊公開、誠實面對、依法行政、負責到底。
問題在於，當角色改變後，標準似乎也跟著調整。2014年，反對黨強力監督，要求徹查到底；2026年，執政黨則傾向防禦性論述。這種「雙重標準」正是台灣民主治理的最大隱患。它讓台灣人民感覺，公共利益不再是恆定價值，而是取決於誰站在台上。
這不是針對特定政黨的指控，而是對「角色轉換後的治理一致性」的普遍質疑。民主的本質是輪替，但治理原則應超越輪替。人民不能接受的是：同樣的食安漏洞，在野時被視為重大失政，執政後卻被淡化為「個案」或「產業問題」。
歷史上，許多民主國家都曾面臨此考驗。關鍵在於是否能建立「跨黨派」的治理底線，例如獨立食安監察機制或法定資訊公開時限。若每次政黨輪替都重置標準，累積的將是對整個政治階層的不信任，而非針對單一政府的失望。
台灣食安危機背後，其實是治理能力危機
中聯毒油不是孤立事件。它與近年疫情後期亂象、缺蛋危機、電力供應不穩等公共治理挑戰，形成同一條脈絡：台灣食安治理能力的系統性無能。
為何台灣每一次公共危機，最終都演變成政治危機？答案不在於制度不存在，而在於制度「沒有被認真運作」。行政院雖有跨部會機制，但實際運作常受政治節奏、部門本位主義、甚至選舉考量影響。食藥署、農委會、經濟部、地方政府之間的權責介面模糊，導致「大家都管、其實都沒有在管」？
疫情期間的疫苗與口罩分配、缺蛋時的供需預測失準、停電事件的電網韌性不足，乃至今日毒油的追溯延宕，共同指向同一問題：政策執行力與行政協調力的衰退。這不是資源不足，而是優先序設定與問責機制的缺失。當「政治正確」或「短期維穩」凌駕專業判斷時，台灣治理能力便開始被掏空。
提升台灣食安治理能力，需要的不只是新增法規，更是組織文化與激勵機制的轉型。專業文官應被賦予更大執法空間，政治任命者則應承擔更高問責。否則，每一次台灣食安危機都只會強化「政府無能」的刻板印象。
台灣責任政治，不只是誰下台
民主國家從來不期待政府永不犯錯，而是期待政府在犯錯後，能展現成熟的責任政治。
法國在BSE（狂牛症）危機後，強化了食品安全的獨立監管機構與透明義務；美國在花生醬沙門氏菌事件後，通過《食品安全現代化法案》，大幅提升追溯與預防要求；德國則透過嚴格的部長責任制，讓高階官員在重大失誤時承擔政治後果。
中華民國的憲法雖有相關精神，但實踐中常流於形式。責任政治的核心要素包括：第一時間承認錯誤、充分公開資訊、獨立調查、明確救濟、以及制度性修正。不是「誰下台」就能解決，而是能否讓類似錯誤的發生機率實質降低。
中聯事件中，若能及早啟動第三方調查、公布完整資料、並提出可驗證的改革時間表，社會傷痕或許能部分癒合。但當回應聚焦於「沒吃死人」或「不是我逼你」，台灣的責任政治便淪為空談。
重建政府信任，比究責更重要
究責是必要，但重建信任才是長遠目標。
具體改革方向可包括：
1. 建立台灣食安全國統一、區塊鏈或先進技術支援的食品追溯平台，實現小時級流向查詢。
2. 立法強化危機資訊公開時限（例如24小時初步報告、72小時詳細評估）。
3. 制定《吹哨者保護法》，鼓勵產業內部揭露違規。
4. 設立常設第三方食安風險委員會，納入專家、民間團體與地方代表，確保監督獨立性。
5. 強化中央地方即時協調機制，包含聯合演練與資源共享。
6. 推動風險溝通常態化訓練，讓公務體系學會以人民視角說明不確定性。
7. 增加行政透明度，例如食安稽查結果全面上網、定期公布風險評估報告。
這些措施非一蹴可幾，但中聯事件提供了難得的窗口。唯有將危機轉化為契機，台灣食安的信任才有重建的可能。
民主最大的危機，是人民不再相信下一次會更好
民主最大的危機，從來不是爆發一次食品安全事件，而是台灣人民開始相信，下一次危機來臨時，政府仍然不會比這一次做得更好。
如果台灣人民失去的，只是幾瓶食用油，制度仍然可以修補；但若失去的是對公共治理的根本信任，那麼受損的，將是台灣整個民主體制的正當性。台灣食品安全可以透過修法改善，行政流程可以重新設計，但台灣政府的公信力一旦耗盡，重建往往比改革制度更加困難。
中聯毒油事件真正留下的課題，不應只是追究一家企業、一個機關或幾位官員的責任，而是如何讓每一次公共危機，都能成為提升台灣食安治理能力、強化風險管理、深化責任政治的契機。唯有如此，台灣人民才能重新相信，政府存在的目的，始終是保障公共利益，而不是在危機中費盡心思證明自己沒有犯錯。
台灣社會仍有足夠的韌性與理性。只要願意正視問題、展開跨域對話，台灣這場食安風暴或許能成為台灣民主治理升級的轉捩點。否則，流失的將不僅是台灣人民的信任，更是台灣未來的國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