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新聞/中部特派員鄒志中報導 中聯油脂日前爆發嚴重食安事件，出廠的油品被驗出一級致癌物「苯駢芘」超標高達四倍 ! 中聯油脂致癌食用油超過3900噸檢出一級致癌物苯駢芘超標問題油品流入市面，遍佈台灣餐飲店、食品工廠甚至校園。危機尚未平息，衛福部新發布的《農藥殘留容許量標準》修正草案，又擬將蘋果中的殺蟲劑芬普寧殘留標準一口氣拉高6倍，從0.5ppm放寬至3.0ppm。台灣輿論一片譁然，是否又為美國進口蘋果量身訂製？從毒油、毒蘋果、資訊公開到食品治理，台灣真正崩壞的不只是食品供應鏈，而是台灣政府的公信力 ?
每一次食安事件，都在消耗一次國家的信用
不是從毒油開始。不是從蘇丹紅開始。更不是從塑化劑開始。而是台灣三十年來，一次一次，台灣人民相信政府，又一次一次感到失望。
回顧歷史，台灣的食品安全治理從未真正脫離「事件驅動」的循環。每次重大危機爆發，社會輿論沸騰，政府匆忙修法、加重罰則、強化稽查；風頭過後，資源鬆懈，下一波危機又在供應鏈某個隱蔽角落悄然醞釀。中聯毒油事件，只是這條長鏈上的最新一環，卻以「苯駢芘」（BaP）超標4倍、超過5000公噸問題油品（部分來源估計初期1300噸已流入市場）的規模，再度撕裂台灣民眾對餐桌安全的底線。
這不是單純的「黑心廠商」問題，而是治理結構的系統性失靈。現代國家治理的核心，在於能否透過制度性預防與透明回應，累積而非消耗社會信任。當每一次食安事件都成為「又來了」的集體記憶，政府公信力便如沙上樓閣，風一吹便搖搖欲墜。台灣人民真正恐懼的，從來不是偶發的污染，而是「不知道下一次會不會輪到自己」，以及「政府是否總是慢半拍」。
中聯毒油不是一家公司出問題
中聯油脂事件暴露的，不是單一工廠的疏失，而是現代食品工業高度互聯的供應鏈風險網。
在全球化與工業化生產模式下，沒有任何一家食品工廠能獨立存在。基底油（如大豆沙拉油）經由OEM（委託製造）模式，從上游煉製廠流向下游加工廠，再進入物流、校園團膳、便利商店與超市貨架，形成一張複雜的風險網絡。中聯油脂作為台灣上游供應大廠，其產品廣泛供應泰山、福壽、福懋等業者，進而波及台灣數百家下游，影響範圍涵蓋泡麵、沙拉醬、飯系乃至學校午餐。
這種結構帶來規模經濟，卻也放大系統風險。一個環節的污染，便可能透過跨廠、跨區、跨國流通迅速擴散。現代食品加工強調成本控制與效率，基底油往往經多次轉手，檢驗頻率與追溯機制若跟不上，便形成「風險外部化」：廠商追求利潤，政府稽查資源有限，消費者承擔最終後果。
中聯事件中，問題油品從2026年4月生產至2026年6月底通報，存在明顯空窗期，下架標準更出現多次調整，凸顯供應鏈治理的脆弱性。不是單一公司「出包」，而是整個生態系的防線同時鬆動。這提醒我們，台灣食安治理不能停留在個案處罰，必須從源頭供應鏈全鏈條風險評估做起。
真正引爆危機的不是「苯駢芘」（BaP）超標4倍，而是資訊公開
「苯駢芘」（BaP）是已知致癌物，但真正引爆台灣社會危機的，往往不是污染物本身，而是資訊不透明與危機溝通失靈。
根據WHO、CDC與OECD的危機溝通原則，有效風險溝通的核心在於「及時、透明、一致與同理」。政府應在第一時間提供可驗證的事實、風險評估與應對措施，讓台灣民眾理解「什麼已知、什麼未知、正在做什麼」。然而，中聯事件中，通報延遲、下架標準三度轉彎（從原型油到加工品比例，再到全面下架），讓台灣民眾感受到「政府在輿論壓力下摸索」而非主動掌握。
台灣人民不能接受的，是「不知道真相」。當官方資訊擠牙膏式釋出，陰謀論便填補真空，信任崩解加速。OECD強調，危機管理不僅是技術應對，更是社會心理治理。透明不是成本，而是重建公信力的投資。反之，資訊不對稱只會放大恐慌，消耗更多社會資本。
從頂新、塑化劑、蘇丹紅到中聯
建立完整時間軸，我們看到台灣食安制度演進的有限性：
2011年塑化劑事件：起雲劑遭工業DEHP污染，波及飲料、糕點等，暴露添加物管理漏洞。政府後續強化食品添加物管制與稽查。
2014年頂新（強冠）餿水油事件：混用回收油，引發全台震動。促使《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大幅修訂，導入刑責與重罰。
2024年蘇丹紅事件：違法添加色素，辣椒粉流入市場，再度凸顯進口原料追溯問題。
2026年中聯毒油事件：「苯駢芘」（BaP）超標，罰款創紀錄（1.65億元），但回收率低、通報空窗暴露既有法規執行力不足。
比較之下，台灣食安政的府制度確有改善：罰則加重、食藥署角色強化、部分追溯系統升級。但根本問題未解——供應鏈複雜度上升、地方中央協調不足、預防性稽查資源相對稀缺、企業自律文化薄弱。每次事件後的「修法」多為被動回應，缺乏前瞻性風險治理框架，導致「下一次」總是如期而至。
日本、歐盟、美國食安怎麼做？
國際經驗提供寶貴鏡鑑。日本、歐盟與美國在食安治理上，均強調從「反應式」轉向「預防式」與「系統式」治理。
日本：雪印事件（2000年）是轉捩點。低脂乳因停電污染導致近1.5萬人中毒，後續牛肉偽裝事件更讓公司破產。 日本政府隨之修訂《食品安全基本法》，設立內閣府食品安全委員會，導入風險分析框架（評估、管理、溝通三環節），並強化企業責任與消費者參與。雪印後續透過開放工廠參觀、熱線通報、CSR報告重建信任，證明透明與社會對話可修補危機。日本BSE（狂牛症）危機亦促使全國性追溯系統與檢疫強化，政府承擔部分回收成本，維持市場信心。
歐盟：RASFF（Rapid Alert System for Food and Feed）是典範。根據General Food Law，建立跨國即時警報機制，成員國須迅速交換風險資訊，支持快速撤回與消費者保護。 歐盟強調「從農場到餐桌」的全鏈條治理，風險評估由EFSA獨立進行，管理與溝通則由委員會負責，分工清晰且透明。這避免單一國家資訊孤島，強化集體韌性。
美國：FSMA（Food Safety Modernization Act, 2011）將焦點從「反應」轉為「預防」。FDA要求企業實施預防控制、供應鏈驗證與可追溯性，強化進口安全。 報告性食品登記（Reportable Food Registry）促進早期通報，減少擴散。這些措施承認全球供應鏈現實，透過科學風險分析與強制性預防計畫，降低系統性失靈。
相較之下，台灣雖有進步，但缺乏類似獨立風險評估機構、全面追溯強制力與跨國資訊共享機制。國際視野顯示，食安食安治理需制度化「預防優先、透明溝通、持續學習」。
台灣食安最大的成本不是毒，而是不信任
政治學者Francis Fukuyama在《Trust》一書中指出，信任是社會資本的核心，是經濟繁榮與社會合作的潤滑劑。 高信任社會中，人們傾向合作、降低交易成本；低信任社會則充斥防衛、監控與無效率。
台灣食安危機的真正成本，不是單一毒油的健康風險，而是累積的不信任。當台灣人民習慣「政府永遠慢半拍」，消費決策便充滿焦慮，產業形象受損，社會凝聚力下降。每次事件後的經濟損失（下架、回收、訴訟）、心理成本（飲食恐懼）與政治成本（公信力流失），遠大於污染物本身。重建信任，需要的不只是罰款，而是台灣制度性承諾：透明公開、責任歸屬、持續改革。
台灣食安不能永遠靠修法
每一次事件帶來一次修法，卻難以根治。台灣食安法規已相當繁密，但執行面與治理思維仍停留在「風險管理」（Risk Management）層次——事後處置、個案處罰。
真正欠缺的是「風險治理」（Risk Governance）：將風險嵌入社會、政治、經濟脈絡的系統性框架。它強調多方參與（政府、企業、專家、公民）、預防導向、透明決策與學習機制，而非僅技術管制。國際經驗顯示，僅靠修法易流於形式；台灣需建構跨部門風險評估委員會、強制供應鏈追溯平台、獨立監督機制，以及定期公眾審議。
食品可以重新上架，市場可以重新恢復秩序，但政府失去的公信力，往往需要十年以上才能慢慢修補。台灣人民真正期待的，從來不是一個永遠不犯錯的政府，而是一個在危機來臨時，願意以透明、誠實與制度改革回應社會的政府。
當信任成為最昂貴的公共財，食安治理的終點，就不只是守住餐桌，而是守住台灣民主社會最珍貴的信任基礎。台灣需要的不只是更多法條，而是治理思維的升級：從事件驅動走向預防治理，從資訊管制走向開放對話，從消耗信任走向累積社會資本。只有如此，中聯毒油事件才能成為轉型契機，而非又一次食安風暴循環的起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