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張杰倫
他不曉得事情是怎麼開始的。或者說，他依稀記得那個起點，像是一封被雨淋濕的信，字跡暈開了，模模糊糊的，只留下一個淡淡的輪廓。
二〇二六年，春天來得特別遲。基隆港邊的風還是冷的，他騎著那輛墨綠色的電動機車，後座兩側掛著沉甸甸的郵袋，沿著港西街一路往上。海風裡夾雜著鹹味與柴油味，吹得他制服的袖口啪噠啪噠響。他叫汪明德，今年四十七歲，做郵差做了十九年。認識他的人都叫他阿德，或者「那個送信的」。但在這一年，人們開始喊他一個新的名字——「那個會問奇怪問題的郵差先生」。
事情的開端，其實只是一盒蛋糕。
那天他從臺北總局領了一件限時包裹，寄件地址是臺北市大安區，收件地址是香港中環。包裹不大，外盒用淺藍色的紙仔細包著，打了一個蝴蝶結。阿德照例刷讀條碼，系統卻跳出一個紅框：「內含生鮮食品，未附檢疫證明。」他按規定打電話給寄件人，是一位聲音聽起來很年輕的女士。
「小姐，您這盒蛋糕裡面有水果嗎？」
「有啊，上面鋪了一層新鮮草莓。」
「那沒有檢疫證明，不能寄香港喔。」
電話那頭沉默了三秒鐘。「可是，郵差先生，草莓是水果，水果不是應該新鮮的才好吃嗎？我要是把它煮熟了，那還是草莓嗎？那不就變成草莓醬了？可是草莓醬也不能寄啊，因為它是液體啊。」阿德張了張嘴，想解釋檢疫規定與煮熟與否無關，卻發現自己竟被這串話繞了進去。他站在郵務處理室的日光燈下，手裡拿著那盒蛋糕，忽然覺得自己像是走進了一個迴圈——寄件人的邏輯自成一個世界，在那個世界裡，草莓煮熟了就不再是草莓，而郵差應該要理解這一切。
他最後還是把那盒蛋糕退回去了。但從那天開始，奇怪的問題像是被風吹散的蒲公英種子一樣，四面八方飄了過來，在他的日常裡扎了根。
比如一個住在澳門的老先生，打電話來問他：「郵差先生，我寄給我孫子的信，可不可以也寄一份給我自己？我怕他忘記信裡寫了什麼，這樣我可以念給他聽。」
阿德愣了一下。「先生，您只要多寫一份，貼足郵票，就可以寄給自己了。」
「可是我不想再多寫一次啊，我手會抖。你不能幫我複印一份嗎？你不是郵差嗎？」
阿德忍住了那句「郵差不提供複印服務」。他只是輕輕地說：「先生，信是心意，心意不能複印的。」
老先生的聲音忽然變得小小的，像是怕被誰聽見：「可是我孫子說他沒收到。我寄了三封了，他都說沒收到。我想，也許我寄給自己，看看信跑到哪裡去了……」
阿德聽見自己的心被什麼東西輕輕扯了一下。後來他查了那個地址，發現老先生把門牌號碼寫錯了。他把正確的地址寫在一張紙條上，用掛號寄給老先生。紙條上他多寫了一句話：「先生，這封信一定會到的。」
但他沒有說出口的是——在二〇二六年，Email、即時通訊、社群軟體鋪天蓋地的年代，一封信要走那麼遠的路，穿越兩岸三地的海關、分檢中心、郵務車、貨輪或飛機，最後投進一個生鏽的信箱裡，這件事本身，就已經是一件近乎浪漫的、不合時宜的奇蹟了。
阿德的工作日常，就是在這些奇蹟與荒謬之間擺盪。
有一次他送一個包裹到臺中，收件人是一間科技公司的工程師。包裹上寫的是英文地址，阿德習慣性地念出收件人姓名：「Mr. Wang?」對方一打開鐵門，劈頭就問他：「郵差先生，你知道我的名字在Gmail裡面顯示不出來的那個點嗎？就是那個英文名字中間的點。我申請很多服務都因為那個點沒辦法通過驗證。郵差先生，你覺得我應該改名嗎？」
阿德站在門口的陽光下，認真地想了一下。「先生，我送信送了十九年，看過很多名字。有些名字裡面有橫線、有點、有括號。郵局的系統有時候也會跳錯，我就手寫改過來。名字這種東西，是拿來用的，不是拿來為難自己的。你不必為了一個點，換掉整個名字。」
那個工程師看著他，忽然笑了。「郵差先生，你講話好像我阿公。」
「你阿公做什麼的？」
「他以前也是郵差。」
阿德也笑了。陽光照在他們中間的地上，亮晃晃的，像是剛剛那裡有一灘水，被誰故意踩碎了。
然而更多的時候，笑聲底下藏著的，是某種說不清楚的哀愁。
阿德負責的路段有一條是臺北重慶南路，那條曾經被書店填滿的街，現在只剩下一間賣參考書的和三間賣咖啡的。他每個月會送幾封信到其中一間舊書店的二樓，收件人是店老闆陳先生。陳先生今年七十三歲，年輕時在香港開過出版社，後來搬到臺灣，開了這間書店。他訂的雜誌從未斷過，《印刻文學生活誌》、《聯合文學》、《明報月刊》，每一期都用牛皮紙仔細包好，放在二樓靠窗的桌子上，等阿德來的時候，順便跟他聊幾句。
「阿德，你說，為什麼現在沒有人寫信了？」陳先生有一天這樣問他，手裡拿著一杯已經涼掉的烏龍茶。
「有啊，只是少了。」阿德一邊遞給他掛號簽收單，一邊說。
「我年輕的時候，在香港，一天可以收到五封信。一封從臺北來的，一封從新加坡，一封從洛杉磯，還有兩封是香港本地的。那個時候，寫信是一件很普通的事。你就坐在桌前，拿一支筆，想到什麼寫什麼。寫完了，折起來，放進信封，貼上郵票。你看著那個信封，覺得自己好像把一小部分的自己寄出去了。」
阿德沒有說話。他低頭看著陳先生在簽收單上寫字，那雙手微微顫抖，字跡卻還是工整的——每一個筆畫都像是一個捨不得放下的習慣。
「我最近在整理我父親的信，」陳先生繼續說，「他以前從汕頭寫信到香港給我，五〇年代的事。那些信紙都黃了，邊邊角角都脆了，可是字還在。我父親的字，一筆一畫，像刻的一樣。我看到『吾兒如晤』四個字，好像他就坐在我對面。」
他抬起頭看著阿德，眼眶泛紅。「阿德，你說，幾十年以後，那些LINE的訊息還在嗎？那些『貼圖』，那些語音留言，還在嗎？」
阿德答不出來。他想起自己手機裡存了幾千則訊息，可他一則也沒辦法像一封信那樣，從抽屜裡拿出來，聞一聞紙張的味道，看一看筆跡的力道，感覺那個人在寫這些字的時候，是笑著還是嘆息的。
他把這個問題帶回家，晚上跟妻子說了。妻子笑他：「你一個送信的，想這麼多幹什麼？」
他也笑了。「對啊，我就是一個送信的。」
可是他知道，他不只是一個送信的。
他是這個數位時代裡，最後一批還摸得到那些「一小部分的自己」的人。每一封信、每一張明信片、每一本從香港寄到臺北的雜誌、每一盒從臺北寄到澳門的鳳梨酥，都是一個人把自己的一部分，慎重地、小心翼翼地，交到他的手上。然後他把它們放進墨綠色的郵袋裡，騎著車，穿過大街小巷，穿過晴天雨天，穿過兩個世代之間愈來愈寬的鴻溝，把那些一部分的自己，送到另一個人手上。
他說不清楚這件事的重量。但他知道，每當他把信投進信箱的那一刻，那個金屬翻蓋「咔噠」一聲闔上的聲音，是世界上最好聽的聲音之一。
那個聲音，比任何手機通知鈴聲都好聽。
有一天，阿德送了一封極其普通的平信到新北市一個社區。收件人是一位八十多歲的奶奶，她每天都坐在一樓信箱旁邊的長椅上，像是在等什麼。阿德把信遞給她，她接過去，瞇著眼睛看了很久，然後問他：「郵差先生，這封信是誰寄的？」
阿德翻過信封看了一下寄件人欄位，上面寫著一個名字。「是林小姐，從高雄寄來的。」
奶奶又看了很久，然後說：「可是我不認識林小姐。」
阿德不知道該怎麼回答。他正想說「也許是寄錯了」，奶奶卻忽然笑了，笑得很開心。「不認識也沒關係，她寫信給我，就是我的朋友了。」
那天下午，阿德騎著車，風從耳邊呼嘯而過，他忽然覺得鼻子酸酸的。他想，人類真是奇怪的生物——我們發明了即時通訊，卻愈來愈難溝通；我們把訊息備份在雲端，卻不知道該把自己的情感備份在哪裡。而他在做的這份工作，用十九年的時光，騎過幾萬公里的路，送過幾十萬封信，究竟是在送一種已經快要絕跡的東西，還是在送一種人類永遠不會放棄的東西？
他不知道。
他只知道，明天還有一箱從香港寄來的包裹，收件人寫的是「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但寄件人欄位寫的是「聖誕老公公」。他得先打電話問問寄件人，這個包裹要送到哪個單位——交通隊？刑事局？還是市長室？
他想，也許聖誕老公公也有他的美麗與哀愁。美麗的是，還有人相信他。哀愁的是，在二〇二六年，連他寄東西都得寫統編了。
而郵差先生的美麗與哀愁，說到底，也不過就是如此——他在一個愈來愈快、愈來愈吵、愈來愈沒有人願意坐下來好好寫一封信的世界裡，依然每天騎著那輛墨綠色的車，載著那些一小部分的別人，穿過風，穿過雨，穿過半個城市，把一份重量輕輕放進那個金屬盒子裡。
然後「咔噠」一聲。
那是他聽過最美的聲音。
也是他最捨不得說再見的聲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