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張杰倫
一、今夜，我們都是離家的人
終於，在今夜，年假的最後一個夜晚，我仔細展開許久未用的稿紙，慎重地，在燈下記錄一段心情。
窗外的鞭炮聲從疏疏落落，到此刻的寂靜無聲。整個城市彷彿沉沉睡去，卻有許多人像我一樣，醒在應該深眠的時刻。不是不睏，是不敢睡。睡了，睜開眼就是明天，就是上班的日子。
手機在床頭櫃上閃著綠光，那是Line群組的訊息通知。我翻身拿起，螢幕上的亮光在黑暗中有些刺眼。
「收假症候群發作中，誰也別跟我談工作。」台北的表妹傳來一張照片，是她堆滿茶几的零食小山，配文寫著：「最後的掙扎。」
「明天開工利是不知道有多少？」香港的客戶經理Allen在群組裡問，附上一個望穿秋水的表情符號。
「已經在高鐵上了，一路從安徽堵回上海。」大學同學小陳的語音訊息帶著疲憊，「車窗外的風景從田埂變成高樓，心也一點一點沉下去。」
我把手機貼在胸口，螢幕的光映著天花板，一圈淡淡的暈。這是個奇妙的夜晚，海峽兩岸三地，有多少人和我一樣，正在經歷同一種心情——一種從濃烈年味過渡到日常生活的淡淡惆悵？一種不想結束卻不得不結束的假期眷戀？
張曼娟曾在《緣起不滅》裡寫道：「看看你身旁的、身前與身後，自東、自南、自西、自北，穿山渡水而來，為的只是要與你同窗。」而我今夜想著的是，那些穿山渡水而去的，是為了回到各自的辦公桌前，回到各自的軌道裡。
這是一場筵席，一開始便知道，終須散去的筵席。
二、台北·最後的圍爐
年假的最後一天，台北的阿嬤家照例要「圍爐尾」。
說是「圍爐尾」，其實吃的是中午。阿嬤說，晚上大家都要收心，明天上班的上班、上學的上學，早早吃完早早休息。
客廳的圓桌還是那張老紅木，桌面的刮痕比去年又多了幾道。電磁爐上滾著酸菜白肉鍋，冒著裊裊白煙。表妹小琪拿著手機對火鍋拍照，說要發限時動態，標題是「最後的溫暖」。表弟阿德埋頭扒飯，說待會還要趕回新竹，明天園區的機台不等人。
阿嬤從廚房端出最後一道菜，是炸年糕。金黃色的外皮，裹著白糖花生粉，咬下去還會燙嘴。這是每年過年我最期待的滋味，也是阿嬤唯一堅持要親手做的菜。
「多吃一點，明天就吃不到了。」阿嬤把盤子往我面前推。
小琪的手機又響了，是公司的群組。她皺著眉看了幾秒，然後把手機翻面蓋在桌上：「主管在問明天的會議資料。」
阿德抬起頭，嘴裡還嚼著東西：「我們公司的群組從初二就開始響了，說什麼緊急狀況，結果只是要大家回報春節去了哪裡。」
「那你怎麼回？」
「我說在家睡覺。」阿德聳聳肩，「反正沒人會查。」
阿嬤聽不懂我們在說什麼，只是看著我們三個，眼裡有種說不出來的溫柔。那種眼神我小時候不懂，現在懂了，卻不知如何回應。
吃過飯，阿嬤從房間拿出三個紅包，一人一個。
「阿嬤，我們已經拿過過年紅包了。」小琪推辭。
「這是開工紅包，不一樣。」阿嬤把紅包塞進我們手裡，「明天上班順順利利，平平安安。」
紅包很薄，裡面應該是新鈔，摸起來還挺括。我突然想起小時候，阿嬤給的紅包總是皺巴巴的，那是她從菜錢裡一點一點省下來的。現在我們都賺錢了，紅包反而變成了一種形式，一種她還能照顧我們的證明。
臨走前，阿嬤站在門口送我們。她穿著那件洗得泛白的紅毛衣，是前年過年我買給她的。夕陽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長，一直延伸到巷口的電線桿。
「下禮拜再回來啊。」她說。
「好。」我們三個異口同聲。
但我們都知道，「下禮拜」只是說說而已。明天開始，我們又要回到各自的軌道裡，忙著開會、趕報告、應付主管、處理客戶。下一次團圓，也許是清明，也許是端午，也許要等到下一個過年。
車子轉出巷口，我從後照鏡看見阿嬤還站在原地。那個穿著紅毛衣的身影越來越小，最後消失在暮色裡。
手機又響了，是公司的郵件通知。我沒有點開，只是把手機放進口袋。
車窗外的台北，華燈初上。這座城市在年假期間空了幾天，此刻又慢慢甦醒過來。便利商店的燈光亮著，捷運站裡開始有人潮，巷口的滷味攤也擺出來了。
一切都要恢復正常了。可是我還沒準備好。
三、香港·茶餐廳裡的開工利是
年初五，香港已經開工了。
我在中環的一間茶餐廳裡，等著和客戶Allen碰面。說是碰面，其實是他堅持要給我「開工利是」。
茶餐廳裡人聲鼎沸，幾乎每一桌都坐著西裝筆挺的上班族。桌上擺著奶茶、鴛鴦、菠蘿油，每個人手裡都拿著一個紅色的小信封——那是老闆給員工的開工利是。
Allen姍姍來遲，一進門就把一個紅包塞到我手裡：「祝你今年大吉大利，生意興隆！」
我有些不好意思：「我不是你公司的員工，不用吧？」
「哎呀，這是香港的規矩。」Allen坐下來，招手叫了杯凍檸茶，「只要是合作夥伴，開工第一天都要給利是，討個吉利。」
我打開紅包，裡面是二十塊港幣，全新的紙幣，還帶著油墨的香味。
「二十塊，意思意思。」Allen說，「我細個嗰陣，開工利是只有兩蚊，現在物價飛漲，二十蚊都算係咁啦。」
他告訴我，在香港，開工利是又叫「開工利市」，通常是老闆給員工、長輩給晚輩。金額不拘，十塊二十塊都行，重要的是那份心意。有些公司還會在開工第一天舉辦「團拜」，全體員工排隊向老闆拜年，老闆逐一發放利是，場面熱鬧得像過年一樣。
「我記得細個嗰陣，最期待就係開工利是。」Allen喝了一口凍檸茶，眼神飄向遠方，「嗰時我阿爸喺酒樓做廚師，每年開工，老細都會畀一封大利是，裡面有五百蚊。阿爸會攞嗰封利是帶我哋去飲茶，食蝦餃燒賣，成家人不知幾開心。」
我問他，現在的年輕人還在意開工利是嗎？
「在意？梗係在意啦！」Allen笑了，「你唔知呀，依家啲後生仔女，開工前一個禮拜就開始喺WhatsApp group問：老細今年畀幾多？有冇加碼？仲有人會比較邊間公司嘅利是最豪。」
他的手機響了，是公司的群組訊息。他看了一眼，嘆了口氣：「你睇，老細話今年經濟唔好，開工利是減半，得返十蚊。成班同事喺度洗版抗議。」
我笑了，說我們台灣沒有開工利是的習慣，頂多是老闆請喝一杯咖啡或珍奶。
「台灣人真好呃。」Allen搖搖頭，「你唔知呀，香港人壓力好大㗎，開工利是嗰十蚊二十蚊，對我哋嚟講係一種心理安慰。攞住封利是，好似攞住一年嘅好運氣，返工都冇咁辛苦。」
茶餐廳裡的廣播響起，是陳奕迅的《富士山下》。窗外的人行天橋上，上班族步履匆匆，每個人手裡都拿著咖啡和紅包，往中環的金融大樓走去。
我突然想起張曼娟在《海水正藍》裡寫過的句子：「塵世多憂，美好難再。」也許正是因為如此，我們才需要這些小小的儀式，用一封利是、一杯奶茶、一句「新年快樂」，來對抗日常生活的瑣碎與疲憊。
離開茶餐廳前，Allen又叫了兩杯凍檸茶外帶，說要帶給辦公室的同事。
「今年冇得加人工，起碼要請佢哋飲杯嘢。」他說，然後拍拍我的肩，「明年見啦，祝你今年好運。」
我握著那封二十塊的利是，走進中環的人潮裡。電車叮叮噹噹地駛過，紅色的車身上貼著「恭賀新禧」的春聯。這座城市在年假期間短暫休息了幾天，此刻又恢復了往日的節奏，快速、緊湊、不容遲疑。
我把利是放進口袋，貼著胸口的位置。那二十塊港幣，好像真的帶來了某種溫暖。
四、上海·從故鄉到異鄉
高鐵緩緩駛進上海虹橋站時，窗外已經完全暗了下來。
車廂裡的燈光亮起，乘客們開始收拾行李。對面坐著一個年輕女孩，從安徽上的車，一路上都在用手機看劇。此刻她關掉螢幕，對著窗玻璃整理頭髮，準備下車。
「你也是明天開工？」她問我。
我點點頭。
她嘆了口氣：「我初二就回去了，結果公司說初四就要上班，只能提早回來。我媽包的餃子，冰櫃裡還有一袋沒吃完。」
「那怎麼辦？」
「怎麼辦？只能等下次回去再吃了。」她苦笑，「我媽說要把餃子寄過來，我說不用，冷凍寄過來都破了。」
她告訴我，她在上海一家互聯網公司上班，做運營的。過年這幾天，手機幾乎沒停過，群組裡一直在討論節後的活動方案。除夕夜那天，她一邊看春晚一邊改PPT，被她媽念了好幾句。
「我媽說，你們年輕人怎麼這麼辛苦，過年都不能好好休息。」她說，「我也不知道怎麼解釋，反正這就是我們這代人的命吧。」
車廂廣播響起，列車即將進站。她背起背包，拖著行李箱往車門走去。臨走前回頭對我說：「新年快樂，明天加油。」
她的身影消失在人群中。我看著車窗外飛馳而過的燈火，想起剛才在手機上看到的訊息——今年春運，全國跨區域人員流動量超過九十億人次。九十億，比全球人口總數還多。這麼多人在這短短幾天裡，從城市回到鄉村，再從鄉村回到城市，像候鳥一樣遷徙。
張曼娟曾寫道：「究竟是怎樣的塵緣？看看你身旁的、身前與身後，自東、自南、自西、自北，穿山渡水而來」。此刻我想的是，那些穿山渡水而去的人們，他們的目的地，是異鄉，還是另一個故鄉？
走出虹橋站，冷風撲面而來。廣場上人潮洶湧，拉著行李箱的人們四散而去，像潮水退去後的泡沫。有人在打電話報平安，有人在用手機叫車，有人站在路邊發呆，像我一樣。
手機響了，是公司的群組訊息。同事小陳發了一張照片，是他的辦公桌，上面擺著一盆新買的發財樹，旁邊放著一盒從老家帶回來的臘肉。
「開工第一天，大家加油！」他寫道。
下面立刻有人回：「這麼快就進入狀態了？」
「不想進入也不行啊，年終獎金都花光了，不加班怎麼補回來？」
「+1，這個月房貸等著繳。」
我看著這些訊息，突然覺得有些好笑，又有些心酸。這就是我們，一群在年假尾聲焦慮著的上班族，用自嘲和抱怨來掩飾心裡那份說不清的惆悵。
叫的車來了，司機是個上海本地人，一路上絮絮叨叨說著過年的事。他說今年過年沒回老家，就在上海過的，女兒從國外回來，一家三口吃了頓年夜飯，看了春晚，放了煙火。
「我覺得在上海過年也挺好，不用搶票，不用塞車，輕輕鬆鬆。」他說，「不過我女兒說沒氣氛，還是懷念小時候在鄉下過年。」
我問他為什麼。
「因為小時候有期待啊。」他從後照鏡看了我一眼，「現在什麼都有了，反而不知道要期待什麼。」
車子停在我住的小區門口。我下車，拖著行李箱走進電梯。電梯裡貼著物業的公告，提醒住戶春節期間注意防火防盜，落款日期是臘月二十九。那時候我還在家鄉，圍著爐子吃年夜飯。
打開家門，屋裡還是離開時的模樣。茶几上擺著沒吃完的零食，冰箱裡還有喝了一半的可樂。我把行李箱放倒，坐在沙發上，突然不知道要做什麼。
手機又響了，是媽媽傳來的語音訊息：「到家了嗎？冰箱裡有滷味，記得熱來吃。明天上班別遲到，早點睡。」
我回了一個「好」，然後把手機放在一邊。
窗外的上海，燈火通明。這座城市從不睡覺，即使在年假期間，便利商店依然二十四小時營業，外賣小哥依然穿梭在巷弄之間。明天開始，我又要加入他們，成為這座巨大機器裡的一顆螺絲釘。
五、收假症候群
醫學上說，收假症候群不是病，只是一種適應障礙。從放鬆的假期狀態，回到緊湊的工作節奏，身體和心理需要時間調適。症狀包括疲倦、焦慮、注意力不集中、失眠，嚴重一點的還會出現腸胃不適、免疫力下降。
但我知道，對我們這些兩岸三地的上班族來說，收假症候群不只是這樣。
它是台北阿嬤站在巷口送別的身影，是香港茶餐廳裡的二十塊利是，是從安徽開回上海的高速公路上，那一輛輛塞滿後座的家鄉土產。
它是手機裡幾十條未讀的工作訊息，是行事曆上密密麻麻的會議安排，是辦公桌上那盆葉子有些發黃的發財樹。
它是除夕夜沒看完的春晚，是初一早上被鞭炮聲吵醒的睏意，是初二回娘家時聽到的那些「什麼時候結婚」「什麼時候生小孩」「什麼時候買房」的靈魂拷問。
它是鄉愁，是壓力，是對自由的眷戀，是對責任的逃避。是一切說不清道不明的情緒，在年假最後一個夜晚，一起湧上心頭。
張曼娟在《一場筵席》裡寫道：「一開始便知道，這只是一場筵席。」過年是筵席，團圓是筵席，假期也是筵席。我們都知道筵席終須散去，只是沒想到，散去的這一刻，還是會難過。
手機在床頭櫃上又亮了。是表妹小琪傳來的訊息：
「睡不著，在想明天要穿什麼。」
我回她：「穿你最喜歡的那件紅色大衣。」
「那件太誇張了吧，第一天就穿那麼正式？」
「給自己一點儀式感，比較有動力。」
過了幾秒，她回了一個「好」字，附上一個愛心的表情符號。
香港的Allen也在群組裡發了訊息：「各位，明天準時開工，唔好遲到呀。」
有人回他：「你畀嘅開工利是太細，冇動力返工。」
他回了一個翻白眼的表情，然後說：「咁我聽日請大家食早餐啦。」
上海的群組還在討論明天的工作安排。小陳說他今晚要熬夜把方案趕出來，有人勸他早點睡，有人說要陪他一起熬。最後大家達成共識：一起熬夜，一起加油，明天一起喝咖啡。
我把手機放回床頭櫃，關掉床頭燈。
黑暗中，窗外的路燈照進來，在天花板上投下一片昏黃的光暈。樓下偶爾有車駛過，引擎聲由遠而近，再由近而遠，最後消失在夜色裡。
明天，我就要回到辦公室，回到那張坐了五年的辦公桌前。打開電腦，收信、開會、寫報告、回訊息。日復一日，年復一年。
可是此刻，我還是想賴在年假的最後一個夜晚，不想醒來。
六、明日天涯
終於，還是睡著了。
再睜開眼時，已經是早上七點。陽光從窗簾縫隙裡透進來，在地板上畫出一道金色的線。手機鬧鐘響個不停，我伸手按掉，躺了三秒鐘，然後起身。
刷牙洗臉，換衣服，出門前檢查手機和鑰匙。電梯裡遇到樓下的鄰居，也是上班族，互相說了聲「新年快樂」，然後各自低頭看手機。
捷運站裡人潮洶湧，比平時還要擠。每個人手裡都拿著早餐，有人還在講電話，有人閉著眼補眠。車廂裡的廣播報著站名，一站一站，越來越靠近市中心。
出站時，便利商店的店員對我說：「新年快樂，今天開始正常營業了哦。」
我買了一杯熱咖啡，握在手裡，溫度剛剛好。
走進辦公大樓，電梯門打開，迎面而來的是同事們的笑臉。有人發糖果，有人發餅乾，辦公室的桌上擺著一盆盆新買的植物。窗外的陽光很好，照進來落在每個人身上。
小陳走過來，遞給我一個紅包：「開工利是，老闆給的。」
我打開一看，是兩百塊台幣，全新的紙鈔。
「哇，這麼多？」
「今年業績好，老闆開心。」他笑了笑，「不過他說了，明年要更好，紅包才會更大。」
我坐下來，打開電腦。螢幕亮起的那一刻，我看見自己的臉映在玻璃上，有些陌生，又有些熟悉。
手機響了，是媽媽傳來的訊息：「開工順利嗎？中午記得吃飯。」
我回了一個「好」，然後開始處理堆積的郵件。
窗外，這座城市已經完全醒來。車流、人流、高樓大廈，一切都恢復了往日的節奏。我們這些上班族，也回到了各自的軌道裡，繼續向前。
「相逢只一笑，明日又天涯。」年假期間的團圓，不過是短暫的相逢。笑過、鬧過、吃過、喝過，然後各自回到天涯。
只是這個天涯，有時候叫作辦公室，有時候叫作會議室，有時候叫作捷運站。不是真正的天涯，卻也足夠遙遠。遠到我們需要一整年的時間，才能再次團圓。
但至少，我們還有下一個過年可以期待。還有下一場筵席可以奔赴。還有下一次，可以站在家門口，看著那個穿著紅毛衣的身影，對她說：「下禮拜再回來。」
即使知道做不到，還是會說。就像知道明天要上班，今晚還是會失眠一樣。
這就是我們，兩岸三地的上班族。在年假的最後一個夜晚，集體患上同一種症候群。然後在開工的第一個早晨，集體醒來，集體出門，集體回到各自的位置上。
不特別悲傷，也不特別快樂。
只是剛剛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