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新聞/鄒志中 特稿) 「綠執政十年弊案連連」？ 台中市長盧秀燕日前接受媒體專訪時呼籲要求：「第四次政黨輪替」，引發台灣政壇震盪！由於民進黨執政邁入第十年，隨著時間的推移，一個愈來愈清晰的圖像浮現：民進黨權力越是高度集中，越是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侵蝕著台灣民主體制的「防腐機制」。從地方首長喊出「第四次政黨輪替」的呼聲中，我們聽到的不只是政治上的攻防，更是一種對體制結構性危機的警示。當一個政黨長期穩坐執政大位，缺乏有效的外部競爭與制衡，其內部必然會產生權力傲慢，並與基層民意漸行漸遠。這十年來，從光電弊案到國安危機，種種亂象已非單純的個案，而是民進黨長期執政下，體制必然走向結構性衰敗的表徵。
權力傲慢的第一個具體表現，就是民進黨執政者對民意的嚴重誤判。以近期數次重大的政治事件為例，民進黨的決策與基層的真實感受之間，存在著一道難以跨越的鴻溝。當初，面對社會上「反大罷免」強烈的反對聲浪，民進黨卻仍一意孤行，認為可以憑藉其穩固的執政優勢來壓制異議。然而，最終的結果卻是事與願違，這證明了長期執政者往往會將自己的同溫層意見誤認為是全民共識。這種與民意的嚴重脫節，不僅導致了政治判斷的失誤，更讓數百萬計的普通民眾感到被傲慢的權力所拋棄，進而對整個民主政治體制產生深刻的無力感。
更令人憂心的是，長期執政對國家資源分配的扭曲。在缺乏有效監督的情況下，酬庸人事成為鞏固權力的捷徑。從公營事業到政府周邊機構，大量的人事任命並非基於專業考量，而是出於政治的忠誠。這種酬庸文化的盛行，不僅是對國家人才資源的巨大浪費，更直接導致了政府效率的低下與決策品質的惡化。當專業被政治凌駕，當公帑被用於豢養政治盟友，最終的成本都將轉嫁到普通民眾的身上。這與經濟學上對壟斷者的批判如出一轍：缺乏競爭的權力，必然會以犧牲整體社會利益的方式，來追求自身的短期利益。
當權力集中到一個地步，連最基本的防腐機制也開始失靈。弊案的層出不窮，從數十億的光電貪腐，到地方治安的持續惡化，甚至傳出總統府與外交部內部還有匪諜滲透的國安危機，都指向一個核心問題：執政黨對政權與司法的掌控感，已經讓他們失去了對錯誤的警惕。
民進黨他們相信自己可以「穩穩掌握」一切，因此對體制內的腐敗視而不見，甚至加以包庇。這種心態，正如美國著名經濟學者、前財政部部長桑默斯當年對某項短視政策的尖銳批評：「我第一次為我的國家感到羞恥」。當執政者不再以國家長遠利益為念，而只顧眼前的政治算計，這對民主體制的傷害，絕對是難以估量的。
從經濟學的視角來看，「政黨輪替」本身就是一種至關重要的制度性競爭。一個長期受保護、缺乏外部挑戰的產業，最終將會失去其競爭力與創新能力。同樣地，一個長期執政的政黨，也會因為缺乏被淘汰的壓力，而變得僵化、低效且腐敗。反之，維持健康的政黨競爭與輪替，能迫使執政者必須隨時接受民意的挑戰與檢驗，從而保持其活力與警惕性。這是一個簡單卻深刻的道理：是前者的經濟將比較有機會成功的成長和發展？還是後者？答案非常明顯。
因此，「第四次政黨輪替」的呼聲，不應被視為單純的政治口號，而應被理解為民主體制自我修復的必要機制。這不是為了讓某個特定政黨上台，而是為了打破權力壟斷，重新啟動制度性制衡。在關稅壁壘保護之下的產業，長期下來，其競爭力的成長將受到限制；同樣地，在權力壁壘保護之下的政黨，其清廉度與效率也將受到限制。我們必須正視，長期執政所帶來的結構性弊病，已嚴重削弱了國家的整體實力。
一個健康的民主社會，不應允許任何政黨將「長期競爭力」這幾個字從其字典中抹去。只有透過「第四次政黨輪替」，才能迫使執政者重新將目光投向普通民眾的實際生活，重新建立起對防腐機制的敬畏。這不僅是為了糾正過去十年的錯誤，更是為了確保台灣民主的長遠發展與制度的韌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