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ARK Taiwan團隊參訪生技製藥專區的 MDC Berlin-Buch Park, 照片第二排右二為中原大學許毅芝教授, 第二排左一為iPreg執行長鍾成晏博士, 左二為工研院歐洲辦公室林盈位總監, 第二排左三為SPARK Taiwan 計畫辦公室洪萱芳專案經理, 第二排左四為碩準生技執行長呂韻綺博士, 第三排右一為清華大學陳之碩副教授。
中原大學生物科技系教授許毅芝(癌症診斷與治療技術商業化中心主任)日前隨 SPARK Taiwan 團隊洪萱芳博士與工研院歐洲辦公室林盈位總監帶隊參訪德國柏林的新創加速園區，深刻體會到德國人獨到的做事哲學，也獲得新創成功方程式的啟發。德國在文化與科技的底蘊上極為深厚，這種深度早已「刻進」國家治理的基因之中——凡事著眼長遠、執行徹底、不急就章，令人印象深刻。
許毅芝表示，德國自 1991 年起陸續成立多處官方高科技加速器，例如 Adlershof Science Park、生技製藥專區的 MDC Berlin-Buch Park 與 Potsdam Science Park。這些具指標性的加速器主要由 聯邦政府、歐盟及柏林市政府 聯合資金挹注，並透過嚴格篩選，挑選具技術創新的新創公司進駐，支持期限通常為 5–8 年，並提供人事費用補助等配套資源。
以 Adlershof Science Park 為例，過去 34 年歷經政黨輪替，政策方向卻未曾中斷，成功孕育 1,300 家新創公司，創造 1,440 億台幣（40 億歐元） 的產值，平均每家公司產出 1.1 億台幣，並聘任 35,000 名專業人才，孕育出 90 家市場領導者。這些成果展現出加速器長期經營對 deep tech 的深刻理解：技術扎根需要時間與深度，而政府願意給予耐心與資源。
許毅芝說，德國的加速器政策並非僅追求單一企業的成功，而是著重於培養整體產業的「臨界量能 (critical mass)」。加速器以群聚 (cluster) 方式設計，回應跨領域研發的高度需求，並持續擴建實驗型加速器建築；同時結合大型藥廠與醫材企業，讓技術能順利轉移並接軌全球市場，形成清晰的 出場策略 (exit strategy)。
政府在這樣的角色下，某種程度上就像一位 長線思維的創投家 (Venture Capitalist)。投資的標的是國家的未來，衡量成果的標準則是產業成長與稅收，而非短期利益。因而能夠長期支持高創新、高風險的新創公司，讓其在穩定的環境中成長，成功率甚至高達九成。相較之下，台灣多以民間資金為主導，投資人普遍期望 2–4 年內出場，風險承擔度相對較低，因此加速器輔導的個案多偏向保守，聚焦於 避險型 (de-risk) 的創新技術組合。如此一來，數年後台灣與德國的生技新創，在產值規模與創新高度上，自然會展現差異。
許毅芝教授認為，台灣未來可參考德國模式，由政府（中央與地方）扮演 火車頭角色，甚至成為加速器的最大或唯一投資者。透過專案式的資源挹注，主動扶植具潛力的新創公司，加速其成長，進而達到產業的臨界量能，推動整體生醫產業穩定且持續的成功。
